吴书芳

(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南阳 473004)

翻译不单单是指文法层面上(字符、格式等)的转换改制,从更高层次上讲,它还是两种语言文化系统(源语国文化和译入语国文化)的转换和对话。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译者作为译入语文化群体中的一员,长期浸染于译入语系统文化当中,其翻译活动无疑要受到所属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文化立场(包括创作思想、审美情趣和审美判断等)也必然渗透到他的翻译中。另一方面,译作的潜在读者群又来自译入语系统,译者不能不考虑到服务对象的阅读需求和译作的潜在市场,这样,译入语系统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想和主流创作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会作用于翻译的全过程[1]。在近代翻译史上,这种“入乡随俗”的翻译现象非常普遍,一般我们称之为翻译的“本土化”,钱鍾书称之为“化境”,鲁迅称之为“归化”,英国翻译理论家 Gideon Toury则称之为“可以接受的翻译”。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文化选择模式,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专有名词(外国人名、地名、称谓等)中国化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伊始,发现用音译介绍基督教教义(如将 Pater译作“罢德肋”、将Spiritus Sanctus译作“斯彼利多三多”等)行不通。为了将基督教教义纳入中国原有的文化系统里并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这些传教士就改用一种变通的翻译策略,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一书中借用了大量儒家典籍的原义,试图说明基督教徒眼中的“上帝”实乃传统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