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颖(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秦文君儿童文学创作论

梁 颖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秦文君是一个自我意识、童年情结很强的作家，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文体特色凸显，作家的童年在文本中多次闪现，显现了一位创作与人生交织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独特状况。以秦文君2000年以后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解放儿童的儿童文学观，充分挖掘作家本人和她的小说文本的精神世界，力图与秦文君的作品进行一次比较个人化的“对话”。

童年情结；儿童本位观；自我表现 ；秦文君

作品是作家个人的艺术想象，表现了作家个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创造，是作家的独特的“自我表现”。研究“创作”的现象和行为，就可发现，作家有将“作品”看做个人“另一种存在”的创作心理，在儿童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别林斯基说过“儿童文学作家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他还说“儿童文学作家是天生的”。疑问随之而来：儿童文学作家是“天生”的话，他们又该具备怎样的特殊素质呢？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呢？他们又是怎样“自我表现”呢？

在中国儿童文学界，秦文君是一个自我意识、童年情结很强的作家，2000年之后的创作一方面文体的特色凸显，创作艺术日臻成熟；另一方面，作家的童年在文本中多次闪现，显现了一位创作与人生交织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独特状况。可以说，秦文君是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试以秦文君和她的创作为例，回答以上的三个疑问。

一、 童年情结——儿童文学作家天生的素质

成年并不意味着与童年的永别，每一个成年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永远的儿童，成年可以说是童年在更高人生阶梯上的再现。根据现代心理学原理，一个人成年后的情感和行为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童年人格再现。儿童文学作家正是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了解、理解和表达儿童的感受，能够与儿童达成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永远怀有童心并且崇拜儿童天性、歌颂童心的一类成年人，他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埃里希·凯斯特纳曾说“一个人能否成为儿童读物作家，不是因为他了解儿童而是他了解自己的童年。他的成就取决于他的记忆而非观察。”[1]121能够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必定是保留了真挚童心的人，具有浓厚童年情结的人，能够与童年畅通无阻交流的人。

儿童文学研究者汤锐把“童年情结”看作是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的一种心理学意义象征。“童年情结”固然与童年生活经历中某些特定的深刻而持久的内部冲突有密切关联，但它首先是指一个人在成年之后仍具有的对整个(甚至是形而上的)童年的留恋、难以释怀、下意识地一再挽缅回味，经常沉浸在某种童年氛围、童年体验的环绕中，乃至不仅对自己的童年甚至对于他人童年琐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这，我便称之为“童年情结”。[2]37秦文君本人不只一次地详尽而形象地叙说了她的童年情结：

“我的写作开始于1981年，从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强烈的追寻童年的情结：从热爱自己的童年直至珍惜他人的童年，关注人类所有人的童年，我相信这是一个有趣的开端，足可以引出任何涵盖大意义的命题。”[3]32

“我是从一个小小的站头起步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的，这个小站便是我那浴满人间温暖的童年。……创作的冲动是强劲的，因为它有童年做根基……可喜的是，尔后，我对童年的热爱逐渐伸延，开始注意起别人的童年，渐渐地，那种爱变得宽广博大起来……”(《我的小站》，发表于《创作之友》第七期)

秦文君曾多次讲过，她的少年小说创作很难做到纯客观地描写，总是不知不觉中要把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牵扯进去。童年题材在秦文君之前的创作中屡屡出现，比如诙谐幽默色彩浓郁的《开心男孩》、《开心女孩》，里面有着童年生活的快乐影子，细腻温婉风格沉郁的《黑发妹妹》、《我做女孩》，里面有着生活在上海弄堂市井中的童年感受的轻轻浅浅……秦文君在2000年之后的创作，作家更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中，或者是对他人童年的关照，作品有“小香咕”系列、《会跳舞的向日葵》等等。从她的记载童年趣事的散文和小说中，可以得知秦文君的童年不仅充满人间温暖，而且是很特别的。秦文君姐弟三人，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全家居住在一幢巨大的公寓里，那里有30余户人家，100多个孩子。她从小见识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邻居，人与人的理解和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是她童年时的阳光。

她把对自己童年的爱延伸融合到对孩子们的爱，把童年记忆延伸融合到孩子们的生活中，使二者成为自然的结合体。童年题材的小说《会跳舞的向日葵》基调是爱，其中有父母的爱，师生的爱，朋友之间的爱，生活的周围的人之间的爱，也有超越爱的东西——信念，对孩子的尊重，支撑着孩子的成长。她深信，爱远比忧伤、痛苦来的更有力量，因为它能够创造奇迹，能引领儿童走出黑暗，奔向光明，这种人生信念奠定了其创作的主旋律。

二、 以儿童为本位—— “感动今天的儿童”的创作动机

女性与儿童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为一位女性, 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母性情怀的人。 “女作家在确立文学上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就因与“女性精神”(源自人类心灵深处的对生命本真体验和相蕴相成的“唯爱”精神)的血脉相承，而在实际的创作中具备了两种观察与处理素材的眼光, 表现出为男性意识所难以体会与把握的叙述策略。一种是对个体童年的反顾与提升, 另一种就是以女性特有的母性情怀关注人生、呵护童心。”[4]作为一个温柔敦厚的女性作家，秦文君以写作为生活，写作成为她坦露心灵的形式，作家本人承认：世界上没有比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更合适的事了，她还说：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秦文君提出儿童文学创作“要感动今天的儿童。”如何感动？她说过“我觉得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以儿童为本位，以是否感动儿童作为创作的标准”。[5]她的创作自上世纪90年代就遵循“儿童本位”的价值观，并把这种价值观始终贯穿于之后的写作中，她的作品有一种与儿童读者天然的亲近。90年代创作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一反当时“对孩子板着脸”(规范凝重)的儿童小说创作风气，充分尊重孩子，注重幽默，成为深受孩子欢迎的“心灵之作”。2002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一个女孩的心灵史》，描写了一个叫莘莘的女孩从出生到12周岁的心灵构建，在小说中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儿童观：每个孩子都是不可取代的奇迹，小说提倡“重新发现儿童”。为一个孩子写一部心灵史，写作主旨本身就体现了秦文君以儿童为本位的价值观。

秦文君以儿童为本位的价值观，创作中对童年的不断回溯，对儿童生命的感同身受的体验、理解和认识，她的爱的人生信念，以及她为孩子写作的带有母性的真挚情怀，通过研究这些属于作家主体的人格因素，发掘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她与儿童文学的深层联系：她对儿童文学有着内在的、无法割舍的精神需求。

三、“儿童易于接受的文学手段”—— 儿童文学作家的“自我表现”

秦文君本人说过：“儿童文学提倡儿童本位，其实并不是要减弱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而是要用一些儿童易于接受的文学手段作为切入口，更有趣、更优雅地传导儿童文学的精神。”“中国儿童文学应该更多地提供思想资源，对于生活的真相必须要有所揭示。”[3]56新世纪以来，她的作品创作风格愈发显得背景丰厚凝重，主体朴素明朗，文本具有极大的艺术张力，字里行间闪烁着一颗不为世俗所淹没的依然闪亮的童心。为论述的必要，权且把这位作家的“自我表现”从故事、细节、本质三个方面展开。

(一) 故事的魅力

秦文君叙写的一系列故事，都是发生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各种人物角色，都是来自于当前的生活，叙事往往没有复杂的结构和策略，而是平铺直叙，她说：“我很崇尚那种原始的甚至有些粗笨的结构，喜欢自然随意朴素地记人叙事。”(《几点随想》，发表于《儿童文学选刊》1990年第6期)但在平淡的叙述中总有一个未知吸引着读者，促使阅读进行下去，想要探究“后来”。与90年代的创作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叙事风格依然朴素，但又有所不同。首先，作品内容具有了浓厚的地域特色(或者是上海，或者是成都，或者农村乡间)，增强了儿童文学涵盖的空间艺术感和厚重感，出于一种文化意识，走进“生活的真相”。其次，小说结构不再是在一个大的结构中并置许多小的故事和细节，而是叙事注重内在的线索，各环节看似平淡，但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有力地连结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故事的展开，叙事生动而有深度。下面结合文本来具体分析：

对《逃逃》的阅读，读到“奇异的消失”这一章，阅读经验暗示：这可能是一部幻想小说，“迷人巷” 类似于《彼得·潘》中的“永无岛”，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尽如意的孩子的童年狂欢之地。但是，秦文君又把故事设置在意料之外，她创造了一个“迷人巷”，却不是让那些处境尴尬的孩子在“迷人巷”中放纵自己。她依然在写成长，让那些处于成长的孩子面对困境，走出困境。故事的如此讲述，一方面体现了作者走进孩子心灵、帮助孩子成长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创作中的成熟，绕开“经验”的陷阱，独辟蹊径，开创出新的艺术天地。

《天棠街3号》开头部分描写了郎郎、解伟、郎思林三个孩子一天的经历后，然后写道：“这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就像这第十七棵树，枝枝蔓蔓伸向各处。”小说的故事情节不再围绕“一号人物”(主人公)展开，而是按照每个人物各不相同的家庭背景、生活机遇、性格特征来述说故事，虽然“枝枝蔓蔓”，大大小小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但是它们又有着内在的逻辑，不是通过简单的巧合设计情节发展，这些故事共同展示着这些孩子们心灵成长的轨迹：郎郎期待着能发生一些小事件，好让他证明自己不是软蛋，同时又担心事情来得太大太突然让他无法招架。他体恤寂寞无助的妈妈，支持被三位外婆排斥出门在外的爸爸，爱心和牵挂使他慢慢成熟长大。解伟的故事读来让人心酸，他很小就被爸爸抛弃自己却不知道，和妈妈孤单地生活在一起，6岁的时候满怀伤痛的期盼，把一只信箱高高地挂在自家门前，期盼着爸爸能回来，日常生活里通过望远镜维持他对爸爸的记忆。在爱与恨的选择、生与死的其梦中，解伟一步步走向成熟、坚韧。

(二)细节的力量

当人们读天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时，常常有种既新鲜又熟悉的感受，新鲜感是因为故事讲述得有新鲜感、有独创性，熟悉是因为叙述不做作、不虚假，遵循了儿童的思维、心理和语言活动。其中，题材选取显然重要，但更是细节的力量。细节成功与否，可以是断定一个作家是否适合儿童文学创作的条件之一，而对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说，细节既是顺手拈来的日常积累，又是匠心独运的艺术表现。

唐池子在《第四度空间的细节》一书中归纳了儿童文学故事中细节的特点：儿童文学的细节功能成分较强，标志成分相对减弱；功能成分发挥组合作用，强调故事行为的推进；标志成分强调凸现事物最本质的特征或故事氛围铺垫，而非静态的精雕细刻。[6]109在秦文君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对这两种分类的细节既有着娴熟的运用，又超越了简单的分类。在故事的叙述中，作家内蕴的童心与想象力善于运用一些儿童生活中的小物件，一方面发挥它们的标志作用(比如由儿童的“泛灵主义”思维而产生的“伙伴”(多见小女孩)，或者是主人公与亲人之间亲情的证明：维持、寻找、沟通(多见少年儿童))，另一方面一个个的物件被设计成“动力性情节，并且赋予独特的展开形式”[7]，这些细节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具有独特寓意，直抵故事的成长内涵。以下结合实例分析说明：

独特的功能性细节(情节)：戒指、望远镜、“天堂街3号”信箱、 “迷人巷”、“云穿衣小报”、小木猪、布娃娃“小饭”“丁丁宝贝”……在秦文君典型的成长小说《天棠街3号》中，戒指、望远镜、“天棠街3号”信箱是既是郎郎和解伟的各有所思的“信物”，又推动了他们的成长。戒指是爸爸送给妈妈的，但却不被三个外婆接受， “爸爸一去不回，它就成了一个信物，见证着父子之间的往来。”郎郎的成长围绕着费尽心思地保存戒指、丢戒指、找回戒指、关键时刻掏出戒指维护家庭而展开。望远镜是解伟和离弃他的爸爸之间关系的证明，通过望远镜，他找到了友谊、寻回了父爱，最重要的是经历了爱与恨、生与死的磨炼，他日益勇敢坚韧。“天棠街3号”信箱和《逃逃》中的“迷人巷”，一方面是孩子自己的地方，“别人无法伸进手来”，寄托着希望；另一方面，弄清“天棠街3号”信箱的来龙去脉和走出“迷人巷”一样，都是宣告着成长。《云裳》中的“云穿衣小报”是小女孩云裳的另一个“存在”，它贯穿整个故事，而且多在情节发展的关键点出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云穿衣小报”记载的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这平凡普通的生活之中，折射的却是人性。

细节的标志成分：铺垫故事、营造氛围。与成人文学相比，在儿童文学中很少大段的心理描写，细腻的心理总是通过具体的行为来告诉读者。在《逃逃》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逃逃在王外公、王外婆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受到冷落，“他已经没有妈妈了，他藏在心里的缺憾和感情不交给爸爸，又能给谁呢。他铁着心想对爸爸好，不想气爸爸，可是，现在他连叫爸爸一声的权利都被人拿走了。”“他用余光瞄了一眼爸爸，而他，正和他岳父母聚在那儿谈兴正浓”小小的动作，表现了逃逃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活动，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孩子要被夺走父爱时的委屈无助。“逃逃不忍再说什么，他要走了。‘离开’这个词儿，会让人心软。他用手轻轻地在陶金头上拍了一下，意思是算了，算了。”“不忍”和“拍”的动作，细腻地揣摩了孩子丰富的内心世界：逃逃的悲壮和难以平静的心情，令人震撼，为逃逃执着的寻找大大胡编出来的“迷人巷”，和大大一起离家出走做了有力的铺垫和渲染。

(三)追寻本质：成人生活的介入与心灵层面的深掘

许多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大家的作品，如安徒生、马克·吐温、林格伦，会发现这样的特点：它们既是属于孩子的，也是属于成人的。他们作品之所以有如此效果，就在于他们找到了沟通作为成年人的作家与作为儿童的读者的情感、思想的题材与方法，找到了介于成人精神世界与儿童精神世界的共同领域。儿童文学中是否可以承载成人生活，在当下这已不存在疑问，但是怎样表现？这就要取决于儿童文学独有的表述方式。

新世纪以来秦文君的创作表现出了不断探索与超越，愈发追求一种真实，一种本质。一方面延续九十年代对儿童心灵的探索与把握，更注重对儿童心灵层面的开掘，描写了孩子内心的怯弱，表现了成人眼中“小大人”的孩子们让人忧虑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长大了，实际内心还停留在孩童时代，他们心灵上缺少的东西也很多，从而真实地表现了儿童成长的生命状态和心路历程(《天棠街3号》、《逃逃》)；另一方面在儿童文学领域“开疆辟土”， 把儿童不仅仅看作是儿童，而且还看作是“人”。将成人生活中的某些适于儿童也应该为儿童接受的部分引入儿童文学，“使儿童的形象、儿童文学产生一些“厚度”，即孩子们看到了里面的“浅”，成人来读或许又能看出某些人生的感悟、人生的无奈……”[3]63她的创作一方面本着 “父爱型”作品“直面人生”的目光来处理人生难题，诸如成人世界的种种感情问题、道德问题，另一方面秦文君在创作中把成人生活与儿童生活融于一处，叙述得更为从容，透露出一种内在的强大的道德价值观，而不是浮于生活的表面。她的视角是多重的，既是儿童的，又是作家本人的，还有小说中叙述主体的，在视角的交合中，儿童文学的表现空间扩大了、生命意识厚重了，体现了儿童文学所具有的文体特征的魅力——以最单纯明了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深刻人生内涵。

秦文君之所以赢得读者的喜爱、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得益于作家本人所褒有的童心，尊重儿童、以儿童为本位，以及她对当代少年儿童生命状态的谙熟于心，另一方面也是她在此基础上高度的艺术把握能力，用“儿童易于接受的文学手段”来“提供思想资源，揭示生活真相”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的不断成熟与她的创作互相惠及，形成了创作个性、风格独特的“这一个”作家的创作景观。

[1]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9.

[3]秦文君.儿童文学读写之旅[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

[4]平静.温柔情缘缤纷梦——试论女性与中国儿童文学[J].文艺评论，1997(3)：16.

[5]孙宏艳.学会感动孩子——访秦文君[J].少年儿童研究，2000(11)：21.

[6]唐池子.第四度空间的细节[M].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

[7]朱自强.天堂到底在几号？——秦文君对成长的关怀[EB/OL].青岛新闻网，2005-07-02.

On Writing Theory of Qin Wenjun

LIANG Ying

(Literature and News Transmission Department, China Ocean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0, China)

Qin Wenjun is a writer with strong self-consciousness and childhood complex. In the new century, Qin’s creation style has highlighted her feature. The writer’s childhood has been repeatedly exposed in her works, which reveals the unique situation of a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 with creation and life intertwined. Based on the “child-based” concept and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concept of liberating children, this paper takes Qin’s works after 200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ndertakes further and broader exploitation of the writer and her novels’ spirit world, with a view to have a relative personalized “dialogue” with Qin Wenjun’s works.

childhood complex; the “child-based” concept; “self-expression”; Qin Wenjun.

2095-0365(2011)02-0065-05

2011-02-20

梁 颖(198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儿童文学。

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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