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早 早

(安庆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

论中国特色选举文化的构建
——基于和谐社会的使命与责任

聂 早 早

(安庆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

选举文化产生于选举实践，成为选举政治的文化基础和历史图景，对选举发挥重要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选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先进性、人民性、创新性特征；构建中国特色选举文化是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的使命与责任，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推动选举观念的培育传播和选举制度的完善实践，稳控选举文化的多元融合和渐变进程。

选举文化；中国特色;构建；民主政治

选举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如何有效地实现和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利，乃政治家和法律人士的重要使命，更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目标。它不仅涉及平等、正义这些基本价值观，还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个特定时代的智慧和素养。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能决定其选举的普遍与平等，但并不能说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就必然赋予选举在文化上的全面优越性。当前，我国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并实事求是地采取合理的方式倡行选举领域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民主选举依赖的文化基础与“引擎”——选举文化历史性地承担了自我创新与发展的使命。

一、选举不只是举手：探究民主政治的文化基因

选举不仅是个人的一项重要政治权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结晶和文明标志。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泛指用投票或举手等表决方式选出代表或负责人，又专指享有政治权利的本国公民，通过投票等方式选出代表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为。在现代民主国家，社会的管理、国家的统治都必须以民意为归依，选举即形成表达民意的理想方式，它不仅成为现代民主国家调整权力活动的基本途径，现如今还是民主政治的代名词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标签。

作为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专利和象征，选举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具有高度的历史传承性和文化内涵。

早在原始社会部落组织中选举就已出现，如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描述了美洲易洛魁人酋长选举模式，恩格斯称之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1]。古希腊雅典通过梭伦等执政官改革，规定公民拥有形式上的平等选举权，那时的选举不仅有举手投票还有抽签，国家公职人员及议事会等机构均由公民选举产生。这种以选举制度为主体的奴隶制民主宪政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奠定了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2]。

一个多世纪以前，人民主权原则就已深入人心，继而演变为选举制度的基本理念，“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3]。统治阶级必须以人民的名义才能更好地维护本阶级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愈加推崇选举的作用。英国思想家密尔认为，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体“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4]。列宁曾把“普选产生权力机构，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5]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特征。选举发展到中国，也非投票、举手、画圈或投豆这么简单，毛泽东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中指出：“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说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6]选举被上升到民主与革命的高度。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和文化的特质上去分析选举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所说：“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7]443

关于选举文化，学界并无确切的定义。选举文化产生于选举实践中，以选举为内核，以文化为载体。冯天瑜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出发，将文化区分为四个层次[8]，笔者以为选举文化当涵盖除物态文化层以外的三个层次，即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理文化层。其内容应包括选举活动中所形成的选举法律制度规范、人们在选举中形成的习惯性行为定势以及人们在选举中“长期姻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构成”。人们的习惯性选举行为定势与选举心理往往密不可分，因此，选举文化又可简化为制度形态与观念形态两部分，现代意义上的选举文化通常以选举制度为核心内容，但与选举观念又紧密相取。选举的文化基因使选举文化在本质上归于民主政治文化旗下。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具体体现，选举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程序性行为，选民的政治观念和心理必然会影响甚至支配着选举行为。制定相应的选举规范与法律制度，培育与之契合的选举观念，无疑是统治者绝佳的选择。

二、选举文化的历史记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

历史经验表明，民主政治建立后，往往需要制度、法律、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去维护和保养，使之更符合民主的文化精神。虽然选举文化固有的政治性、历史传承性及多元复杂的国情综合作用，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曲折跌宕，但中国人民仍不改其奋力前行的轨迹。新中国建立后，在总结革命根据地选举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为公民享受政治权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参与国家管理的基本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也得到极大发展。这一切都与选举文化的正向激励作用密切相关。从选举文化发展的视角解析其对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发挥，可总结出如下经验特色。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选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先进性。

选举文化的成果首先表现在制度层面的大发展上。中国社会类似选举的活动古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选举非本土产物。新中国建立前，孙中山时期曾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民选制度，但旧中国根本不具备民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民选很快演变成“贿选”“炮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将实行普选制，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省、市、县的《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1953年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质的飞跃。这部选举法吸取了以往中国和国外选举的经验，扩大了选民范围，提高了选举制度的民主性。1979年选举法得到重大修改，普选、直选范围进一步扩大，选举制度更趋民主、科学。随后该法历经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09年、2010年六次修订，日臻完善，成为我国调整公民选举的基本法，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公民的选举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下的中国人曾把民主政治及选举当做西洋景，令人啼笑皆非。新中国建立后，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胀。1953年至1954年“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次万民踊跃参与的全国大选，它体现了动员性政治的特征”，“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进来”，被称作世界空前规模的一次民主运动[9]。1980年以后，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制度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公民选举的意识与习惯得到培育，政治参与素养得以提高。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我国基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将逐步展开，一批公民通过新兴媒体宣布自荐参选，不愿意“被代表”的公民们为中国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活力。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选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始终永葆人民性。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然而选举并不等同于民主。“马克思主义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类似于一种跷跷板游戏，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轮流统治提供机会”[10]。

我国的选举文化是一种新型的革命的民主政治文化，国体和政体决定了选举文化的人民性特征。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与社会主义性质是我国的国家本质特征。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经途径，人民通过参选与被选，始终掌控着话语权与监督权，实现参政议政的统治权。

我国选举制度规定的广泛性、普遍性、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并用等原则，保障的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与中国选举文化的建设发展具有根本上的趋同性，两者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选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呈现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我国的选举文化根基薄弱，建设起步晚，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演进，反映了我国在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方面的辩证思维与科学精神。公民选举权平等原则的落实即为例证。

选举平等的保障，一直被视为现代民主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内涵在反对以财产为中心的复数投票和等级投票制的斗争中，逐渐被确定下来。它要求选举权人“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即：每位选民在每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每一选票的票值相等，任何选民不享有特权。

我国《宪法》第34条明文规定，选举权平等是选举的基本原则，然而选举法对选举平等的解读却是在不断变化中的。选举法从我国民主政治的实情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规定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不同比例。1953年选举法规定，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农村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是城市每一选民的1/8，1995年这一比例调整到1/4。2010年3月14日“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选举法修正案通过，农民终于在选举法上拥有了与城镇公民平等的选举权，这预示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迈入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并非一帆风顺，选举文化的发展之路亦非坦途。“文革”十年，包括选举在内的政治制度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民公社抹杀了农民们心中刚刚升起的自由萌芽，居委会被改成革委会，居民自治成为泡影。人们不仅仅是言论、行动上不自由，思想也遭到钳制，当时的中国几乎就要偏离民主国家的发展轨道。没有民主就没有民主的文化，没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选举文化生存的空间。

历史告诉我们，完备的选举制度有利于规范民主高效的选举活动，优良的选举观念能营造良好的氛围、推动民主选举的运作实施。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先进选举文化的熏染和支撑，选举文化的生存与繁荣也有赖于民主政治的培育。

三、构建中国特色选举文化：和谐社会的使命与责任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踏上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征程。“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和目标，也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1]，必须依赖先进的、现代的、科学的文化予以精神支撑。构建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举文化，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当前，中国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选举文化的构建面临挑战。一是各种问题与矛盾汇聚，选举法律制度与选民观念正经受着全方位的考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改革开放虽从农村发起，但农民仍不富裕；“三农”问题虽受世人瞩目却未见根治的良方，城乡差距在某些领域有加剧趋势；农村流动人口的平等社会地位难以落实。选举法上虽实现了城乡公民“同票同权”，但并不意味该权利想当然地自动从纸面走向现实。据最近一次农民选举情况调查，有相当比例的农民缺乏选举基本常识，对选举工作评价不佳，对选举态度冷淡，实际参选率低[12]。农民选举的思想文化基础与经济条件若不能同步跟进，选举法若依旧回避农民工参选问题，农民平等选举权虚置的尴尬将非意外。国民收入两极分化、官员贪腐等社会问题也直接影响人们对选举的整体价值判断与政治参与积极性。

二是随着经济与科技发展，网络、微博等信息沟通方式对人们选举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冲击。因特网、微博等新媒体以传播速度快、信息容量大、内容发布随意等特点，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功能。人们可以便捷地通过媒体了解选举的政策、法规、资料、信息，获取相关知识，搜寻选举的一些“幕后花絮”，复制、评论各种选举行为，在潜移默化中选举观念得以提升，选举活动也被有力推动。2011年5月下旬一股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风迅猛刮起，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和广泛热议。然而，网络环境非一块净土，在网络选举文化繁华的背后，隐藏着危机与隐患。一方面，虚假信息泛滥、“网络水军”等不良现象使选民看选举似“雾里看花”，难辨真伪；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了信息交流的一体化，各种外来选举文化借助新媒体粉墨登场，使得错综复杂的思想激烈交融。如何既能维护公民民主管理社会的权利和热情，又能防止对民主“全盘西化”与极端民粹化倾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诸多因素，导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选民选举观念的差异，直接影响选举的质效。总体上看，中国的选民尚缺乏足够的历练，相对贫瘠的选举文化难以实现滋养成熟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求，这一现象亟待改观。

构建中国特色的选举文化应保持社会主义的文化特质与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国情特色与时代内涵，遵循选举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重点把握好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的选举文化必须永葆人民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选举文化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发挥优势、保持特点才能充分显现自己的作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任务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举文化建设才能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强的政治核心，才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

第二，推动选举观念的培育传播和选举制度的完善实践。观念、制度、实践为选举文化之三维，缺一不可。一是培育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古希腊思想家曾经提出公民拥有的精神与美德是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只有公民具有了这种精神和美德，才能使得民主政治成为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政治体制”[7]3。要运用公民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普及民主选举及其法律知识的宣传培训，大力传播平等、自由、普遍、正当、竞争、法治等现代选举理念，提升公民包括参政议政水平在内的综合法律素养与民主精神。二是优化选举制度的规范建构。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选举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选举程序规则，细化选举操作技术，强化民主选举的动员保障机制。三是扩大选举实践。“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3]。没有良好的选举经历和相关经验积累，选举文化不会发育成熟。鼓励公民积极参加各级人大选举和党内选举、村民(居民)自治选举等各种选举活动，增强选举体验，提升公民对选举价值的认同和信任情感，催生参政热情，使公民选举成为我国法治社会的一种常态。

第三，稳控选举文化的多元融合和渐变进程。文化的发展遵循传承、借鉴和创新的基本规律。我们构建的中国特色选举文化，既非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亦非西方的选举文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选举文化，而是正在和即将发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进一步而言，它应是立足中国国情实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架构下，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宽容、节制、诚信、妥协等有益养分，吸收西方平等、自由、规则、法治等精髓观念，站在时代前沿能自我修正更新，以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为终极目标的文化，呈现古今交汇、中西融合、凸显民族主体性的多元文化形态。同时，选举文化的发展创新是通过与政治、经济互动演进、改造完成的，并非理想建构的简单复制和实验，它是一个长期的沉积过程，幻想一蹴而就，则可能导致欲速不达的结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82.

[2]王云霞，夏新华.外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4.

[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4.

[4]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8.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

[6]胡盛仪，陈小京，田穗生.中外选举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4.

[7]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S.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徐湘林，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8]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23-24.

[9]冯莉.新中国基层选举六十年：变迁、特征与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9).

[10]何俊志.选举政治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6.

[11]陈金龙.民主政治为和谐社会提供持久动力[N].南方日报，2007-04-23.

[12]聂早早.实现“同票同权”需解决的几个问题[J].理论与改革，2011(4).

[13]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责任编辑孙景峰]

OntheElectoral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Based on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NIE Zao-zao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 246133,China)

Electoral cultur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practice of election and has become the cultural basis and historic phenomen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has great effects on elec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electoral culture is advanced,nationwide and crea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or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hat is required by a harmonious societ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olitic dire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core leadershi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mote the spread of electoral ideology as well as the complete practice of electoral system, and steadily control the poly-mergerand gradual change of electoral culture.

electoral cultur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onstruction；democracy

D616

A

1000-2359(2011)05-0039-04

聂早早(1969—)，女，安徽望江人，安庆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9-10D114)

2011-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