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建 立

(河南大学 出版社，河南 开封 475001)

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型

薛 建 立

(河南大学 出版社，河南 开封 475001)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从实践层面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取得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而且从观念层面推动了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型。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推动下，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创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才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向功能主义转型，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是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的探索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对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转型，具有重大的启蒙和导向意义。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观；功能主义；现实主义

理论源于实践，观念来自存在。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在我国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向功能主义和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跃迁，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发展，而社会主义观的跃迁则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走向纵深。回顾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跃迁历程，必须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一)传统社会主义观及其指导下实践的危机

社会主义观，总的说来是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通常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来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因为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都体现了继承、发展和创新，但总体都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层面理解社会主义的，如：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计划经济、社会生产由无序化转向有序化，按劳分配等，同时否定商品、货币以及商品生产——否定市场经济，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达到每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主义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它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结合实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曾一度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形成凯歌行进、欣欣向荣的局面。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不仅在社会主义观方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而且创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观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向来有“始于毛，成于邓”之说。

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由于时代的局限，社会主义建设尚不是直接的实践问题，他们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只能提出原则性的设想。马恩之后的经典理论家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缺乏深刻的认识，把许多束缚生产力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因而在建设过程中屡屡形成超越阶段的不切实际的空想，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就庄严地宣告：“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也产生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盲目乐观情绪。结果，社会主义思想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思想观点由于接受者所处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能解释现实，有些根本的思想观点却屡遭阉割和歪曲，被搞得面目全非，几乎完全丧失了它的本义，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反反复复、动荡不安，最终达到快要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亦无明显改善，人们逐渐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引发了深刻的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说到底也是因为斯大林创立的专制社会主义模式让民众丧失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使传统社会主义观在实践中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解放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了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恢复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道路。改革开放的实践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在理论上却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发生了冲突，有些人开始怀疑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是否符合社会主义。为了坚持改革，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求人们从思想上改变传统的社会主义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就会沦为空想。但现实社会主义大都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由于人们对马恩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客观物质前提缺乏深刻理解，误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了政权，通过变革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即使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也同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美好的明天。在这样的思想驱使下，人们往往仅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大做文章，忽视发展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作用，颠倒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阶级斗争代替物质生产，提出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忽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继承性，看不到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简单地对立起来，以至于撇开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简单误读为一种道德诉求，误读为平均主义的社会诉求，“大跃进”“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思想就是典型体现。其后果是造成经济文化发展的长期停滞乃至衰退。

实践的挫折让人们逐渐清醒，历史的教训使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共产党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出发,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事实出发，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提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中共强调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针对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之际人们思想认识上的疑虑和困惑，邓小平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6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1]116他认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才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为了赢得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中国要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大力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能为我所用的东西来发展生产力，甚至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148。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甚至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73的著名论断，鼓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增强我国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观转型的两种维度

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深刻总结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观从两种维度上发生了转变，逐步从结构主义转向功能主义，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一)社会主义观从结构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转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本来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他们从不轻易预言未来社会主义的结构，并且多次声明他们的预言最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然而，在社会主义长期发展中，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曾经大行其道，其典型形态为斯大林模式，后来之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以此为据构建社会主义结构。斯大林在探索符合苏联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逐渐形成单一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结构的斯大林模式，它一经形成即被奉为典范，深深扎根各国社会主义者脑海中，无人敢越雷池一步。中国社会主义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强调的“一大二公三纯”结构，反对“大包干”和分田到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害。后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以铁的事实无情否定了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实现社会主义观的转型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通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沿海搞“经济特区”，经济发展很快就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责任制”“经济特区”的做法在经典中没有提及，师出无名，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1]260，因而这些改革措施被有些理论家指责为“离经叛道”。但是从极左噩梦中醒来的人们已经不愿再抱着社会主义的传统教条不放，他们看重的是实效，在理论界逐渐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上来的同时，实践领域里人们在阵阵狂热之后也逐渐冷静下来，不再仅仅追求虚无缥缈的未来，而是开始要求脚踏实地地发展物质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千方百计地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开放，更加坚定了中国领导人的信心，促使他们明确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对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恰切体现。邓小平的“猫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62年。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成员的时候，谈到了农业生产管理政策的调整问题，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323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借用四川地方的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2]323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邓小平认为，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打仗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所以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现在搞建设，要恢复农业生产，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在结构上同样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要看用哪种形式具有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功能，就采用哪种形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功能，始终是中国领导人放在第一位的判断一种社会结构合理与否的衡量标准。

除了“猫论”之外，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同样体现了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通过对经济特区发展事实的考察，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邓小平的本质论，摆脱了结构主义社会主义观的影响，从解决社会公平的功能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它通过强调在经济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高于资本主义的速度的功能，政治上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从而在利益诉求方面体现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其解决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的功能，改变了功能就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论，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功能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个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的经典命题。它既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所具有的优越功能(“优越性”)，又有意识地为社会主义实现结构的不断革新和完善预留了足够的空间”[3]。

与“猫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紧相联系，邓小平还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225，“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这些观点都体现着邓小平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改革开放的实践逐步走向纵深，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也越来越高。但是邓小平始终把社会主义的功能放在第一位。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终是中国领导人衡量一种结构合理与否的最高标准。

(二)社会主义观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观是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集中体现这种社会主义观的是曾经长期流行的社会主义“蓝图”说。“蓝图”说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样子，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早就给我们研究设计好了，它科学、准确而完整，犹如摆在面前的一纸工程蓝图；我们的任务说到底就是要按图施工，把梦想变成现实。把马恩的理论和构想当作蓝图，也就意味着使它们成为一套现成而详尽的标准，在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环节中，哪个姓“社”哪个姓“资”、什么是什么非、该怎样不该怎样等，都得拿来对照检验，凡事可以问个清楚明白。这样一来，在现实中往往导致“图纸(本本)”本身成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使“熟悉图纸”而不是“了解实际”成为最大的本钱，使“掌握对图纸的解释权”而不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成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尺，最终是使“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能不成为全部生活的中心[5]。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实践证明，简单化的“蓝图”说往往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的重要根源。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过程中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丧失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长期以来，经典社会主义者几乎都认为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到来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他们并不认为这一社会的实现需要等到遥远的未来，相反，他们认定这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旦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带动落后国家一同发动革命，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就会到来。利用集中到国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快速发展生产力，经过短时间的过渡，理想社会就会实现。领导了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都制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也产生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盲目乐观情绪[6]。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初级阶段的国情，是中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邓小平重视实践，勇于探索，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改过去只讲性质和方向，不问程度和水平的盲目、不清醒思想和做法，“不争论”就是邓小平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恰切体现。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由于人们的思想尚未解放，开始搞并不踊跃，好多人在看。“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相当一部分人们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基层干部，受几十年来传统的“一大二公”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观影响深远，凡事先从“主义”出发，恐越雷池一步。但当时党和政府并没有实行强制性指令，不搞强迫，不搞运动，而是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允许看”，这样慢慢地就跟上来了。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时所总结：“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374邓小平的“不争论”不仅是坚信群众的实践，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框框，还体现了邓小平十分尊重人们的认识水平、接受程度的现实主义态度。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情形下，如果先行辩论，决出新老体制孰优孰劣，而后再推行新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不争论”、“允许看”、让实践结果说话的做法，突出地体现了实践所推动的中国社会主义观从重思辨的理想主义向重实践的现实主义的转型。

改革开放中的不争论并非独此一例。经济特区的设置和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践，都是在不争论的背景下进行的。在中国创办经济特区，从起步到建设，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甚至在中央核心层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主要是担心搞资本主义。邓小平坚定支持广东、福建先走一步，为我国发展经济“杀出一条血路”。1984年邓小平前往特区视察，肯定了特区的成绩，并给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51从此对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逐渐淡化。

邓小平提出“不争论”，鼓励人们敢闯敢试敢冒，但是这并不是毫无目的的无序行为，而是一种具有确定的社会价值性和坚定不移的目的性的行为，这种确定性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总结的“三个有利于”科学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现阶段所允许的，就是“看准了的”。反之，离开这个标准，脱离这个价值取向的闯、试、冒不仅不能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只能导致人们思想的混乱，那就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无序行为。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成功地解决了多年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争论。他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也好，市场经济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而已，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所以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相关问题“不争论”，允许人们大胆探索，这就给社会主义的创新提供了机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改革实践，进一步使邓小平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牢固树立起来。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都是在“不争论”的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而非哪个或哪几个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作出的决策。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正是这种允许探索、鼓励创新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观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三、结语

综观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转型、演进历程，可以清晰看出改革开放的实践在其中的巨大推动作用。正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观从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向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转型，从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向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转型。社会主义观的转型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谱写了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壮丽篇章。总结邓小平社会主义观转型、演进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获得重要启示。

第一，社会主义观必须切实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决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在科学分析自由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用计划经济替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事业要发展，首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提高，观念要创新。接受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当代社会主义者必须立足当代实践，以实践的精神推动理论的与时俱进。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发达的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替代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度建立起来的。因此，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我们不能照搬马克思的具体观点，而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拿出自己的答案。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找到了打开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这把金钥匙，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只有坚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时俱进，社会主义才能在宽阔的大道上高歌猛进。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何云峰.邓小平理论的“返本”与“开新”[J].南京师大学报，2007(2).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2.

[5]李德顺.“什么是”与“如何建”的统一——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跃迁[N].中国青年报,1998-10-01.

[6]刘洪森，田克勤.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及其根源[J].齐鲁学刊，2009(3).

[责任编辑孙景峰]

OntheTransforminReformandOpeningUpandDengXiaoping’sSocialistPointofView

XUE Jian-li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In the history of our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present China, not only opens up the new prospect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t a practical level, but also promotes the important transform in the socialist point of view at a conceptual level. It is in the constant promo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new ideas are constantly brought forth in the socialist theory and Deng Xiaoping’s socialist point of view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 from structuralism to functionalism, and from idealism to realism.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Deng Xiaoping’s new socialist point of view.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guidance in the transform of Deng Xiaoping’s socialist point of view.

reform and opening up;socialist point of view;functionalism;realismlou

A849

A

1000-2359(2011)05-0034-05

薛建立(1963-)，男，河南孟津人，河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2011-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