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宁,谈育明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人,李大钊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解释和宣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看法,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释,是他对近代中国如何应对现代化问题做出的新诠释,对于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理论成果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对于当前我们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

“五四”前后,唯物史观是李大钊介绍传播的重点,也是他分析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出发点。他指出,根据马克思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1]19。在当时,要正确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主题,就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要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李大钊认为,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就是历史观的相异[2]315。曾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对中国思想史之贡献,一方是他新思想之建设,一方是他对于旧思想之破坏[3]。这种建设和破坏也正是通过对传统史学和史观的批判以及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弘扬来完成的。

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及其核心人物孔子的学说,李大钊认为:“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绝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1]149李大钊认为,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是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的结晶,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情势[2]255。他明确指出,这种史学必须改写,这种史观必须批判,改写、批判的依据和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唯物史观。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要点: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1]143,150。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1]27-28。

对于唯物史观,最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就是“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从而认为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就是“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1]221。李大钊认为,这些认识都是大错特错的。他说,“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1]31,但是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史学上的价值以及人生的意义,都有很大的贡献。

李大钊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历史科学,而是哲学;作为哲学,唯物史观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是与历史科学相联系的具有科学实证性质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1]219。唯物史观不但有助于养成科学的历史观,而且对人生观也有重大影响。

通过唯物史观,我们才能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是被动地、宿命地听由历史规律的支配。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1]221-222。

作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经过李大钊的理解和宣传之后,给人们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他肯定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给时人以昂扬的精神,勇敢面对当时的社会,积极寻求中国未来的出路。

李大钊根据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认识到“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1]1,32。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4]304-305。所以,估量革命的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主要成分。李大钊还提出组织农民协会,重视对旧式农民武装红枪会的改造,强调必须开展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让农民自己正确认识农民运动的方向和道路,懂得自我解放的道理。“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5]85。

李大钊的这些思想和认识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作出了新的诠释,这些思想影响了当时的很多青年学生,包括毛泽东。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认识到“所有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应该真正抛弃‘高人一等’的旧观念”,投身于劳工的世界,完全地与劳工站在一起,“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1]174。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形和革命形势,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2]397-398。一场新的革命,在新思想的激荡之下成为涌动之势。

二

李大钊根据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对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如何实行社会主义以及确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李大钊认为,“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但中国则“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277-278。“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273。而当时社会主义流派众多,实行哪一种社会主义?李大钊对比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前者“以理想为根据”,“极不稳固”;后者“以社会的经济条件为根据”,“较为稳固”。“若仅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极为薄弱,如砂上建楼阁也”,而科学社会主义“立在人类历史之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则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2]206-207。

那么,如何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根据中国当时的客观社会条件,加上时不我与的迫切主观愿望,李大钊认为,“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这最后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4]356。当然,这次革命也必然具有中国特点,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3。“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2]197。他得出社会主义不是死板划一的僵死模式,而是共性与特性、普遍规律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的理性判断。

李大钊还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过宏观思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在经济上合作,二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三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应允许竞争,四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应当有计划性[6]。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第二,社会主义制度里,工作是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更不会有怠工的现象发生。第三,社会主义制度里,拥有经济的自由以及极平等的自由,真正的自由[2]354-356。

这样来看,李大钊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和谐和秩序”。这种认识与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斗争”思想是否冲突?对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几篇文章中都有论述。他指出,“有许多人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把伦理观念抹煞了,那阶级竞争之说,尤其使人头痛”,这一段历史,马克思把它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等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和最后的阶级竞争一起告终,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的历史,也从此开始,“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1]34,而在“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1]35。李大钊指出,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从而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他认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的法则”[4]356,354。

李大钊还进一步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1]253-254。如何把自由和秩序结合在一起?李大钊认为,“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将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保护个人自由。“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在纵的组织中,“被压服在下级地位的个性,都为自居于上级地位者所束缚、践踏、屈抑、凌虐,下级的个性完全供上级的牺牲。有了横的组织以后,下级的个性才得依互助的精神,团成一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1]167-168。因此,社会主义的精神,“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2]3。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创时期,李大钊捕捉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存在的某些“偏蔽”,体现了他在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所坚持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立场和态度;他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高度上,把“阶级竞争”和人类的“协和、互助”统一在了一起,他对社会主义秩序、社会主义精神的认识和判断,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明确了具体的理想和目标,也成为后来共产党人和有志之士努力追求和实现的政治鹄的。

三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结合起来,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

第一,注重学理性。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即使“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1]15。他自己在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有关著作的时候,非常注意收集、翻译、整理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把它们介绍给更多的读者。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与费觉天等8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以“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发表社会主义论文、讲演[5]360。后来,为了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又提出“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并列出了着力介绍的优秀书籍[1]256。由此看来,李大钊非常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读,而且,他还十分注意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理论的关系,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讲演中以大部分篇幅评介空想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勃郎、蒲鲁东,英国的欧文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他认为“只有透彻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理论体系的关系,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在这方面,李大钊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7]。因此,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理解和追求是建立在深厚的“学理”基础之上的,他的这些思想和做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得以有效传播的重要保证。

第二,实用性。

李大钊在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学理进行探究的同时,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实用性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在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进行讨论时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1]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包含了进行实际活动、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我们也应该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防止“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以至变成空的“主义”。李大钊呼吁:“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5]379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用性”特点,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但要和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需要相结合,也要尽量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上。李大钊十分强调把伦理、人道、精神改造与阶级斗争、社会改造即所谓的“心与物”“灵与肉”相提并论,这些思想与先秦墨家以来的中国下层的传统伦理以及植根在同一小生产传统土壤上的儒家仁爱伦理,都有相通的一面[8]168。因此,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不但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第一人[9]。

第三,时代性。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凝固不变的“经典”。他指出,“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现”[1]35。他在《史观》一文中也曾经指出,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2]254。李大钊提出的“时代环境”的问题,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特点以及结合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性。

当然,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解释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缺陷,比如李泽厚在评价李大钊的民粹主义思想时,认为“重视农村和农民,是符合中国实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但的确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弊病”[8]165,这对于后来的革命和建设都有很深的影响。另外,对于某些问题,如革命成功后“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何时实行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发展实业的问题,李大钊也在不断进行思考。这些问题为后来的革命和建设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来就是一个永无止境、需要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有清醒地认识它、研究它,才能发展它的优势,才能更自觉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少走弯路。

[1]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21.

[4]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闫纪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2).

[7]程伟礼.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3).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9]钱风华,闫治才.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