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红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15)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政策披露,是指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以及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进行解释和补充说明。在会计实践中,企业经济状况的判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确定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确认应计制基础上的收入和费用,经常需要作出判断、选择和估计,如果会计信息产生的基础——会计政策不透明,不但有碍报表利用者对财务报告数字的理解以及对企业未来前景的预测,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也会受到质疑。会计政策信息虽然只是企业公开信息的一部分,但由于是对报表数字的解释和补充,因而成为理解财务报表的最便捷的工具。

在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由规则导向向原则导向过渡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逐步接轨,会计确认和计量需要作出判断、估计的内容大大增加了,会计政策披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我国2006年颁布的会计准则体系中有17个具体准则使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这虽然有助于推动财务报表更大程度地反映企业价值信息,但同时在确定公允价值的过程中掺杂了更多的主观估计。公允价值信息具有假设性、未实现性和非客观性等特征,保障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必须依赖于有效的管制安排[1],在财务报告中,仅仅在表内提供公允价值这一单一货币金额仍然是不够的,上市公司报告有关公允价值的不确定性信息就显得尤为必要[2]。会计政策信息与表内信息以及各种自愿性信息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如同其他信息披露,会计政策披露也存在激励冲突的问题,但这种激励冲突可能会带有新的异于其他信息披露类型的形式与特征;会计政策的信息披露也会承载着新的信息功能,具有不同的经济后果[3]。Hope使用跨国间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分析师而言,会计政策信息比年报中的其他信息更有用[4]。国内外会计准则制定者和有关监管机构一般都会要求企业对会计政策进行专门披露,并提供了指导性框架。会计政策信息是一类特殊的表外信息,它虽依附于表内信息,但在披露形式和空间上大为扩展,由于重在对会计信息加工过程进行说明,描述会计政策选择的依据和假设,那么在披露内容和形式上的或详或略,或定性或定量,或清晰或模糊,大量的主观判断和抉择是难以避免的。截至目前,有关会计管制的学术文献数量众多,但鲜见有专门讨论会计政策披露管制的研究成果,以致我们对于会计政策披露管制的目标、特点以及边界等问题还缺乏清楚的理论认识。

二、会计政策披露管制的目标

长期以来,会计信息质量问题都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难题。20世纪以来几次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发生,会计信息质量低下都被认为是催动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20世纪初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人们对财务报告的“盲目乐观”痛加指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多个国际组织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会计信息不透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公允价值在会计计量中的应用受到广泛质疑。财务报告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受责难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个世纪以来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及其应用能力所作出的努力,在反映企业业绩、降低信息不对称、提供信息基础等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还没有达到信息使用者的理想要求。其中的一个难题在于对于会计信息可靠性与相关性的权衡一直处于顾此失彼难以兼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获得投资报酬与风险的相关信息是投资者作出正确评价和决策的关键,信息不透明使得投资者难以识别和比较投资对象的质量优劣,投资者由此采取的一般定价策略带来的可能后果就是对质量好的企业定价过低、对质量差的企业定价过高,最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对企业的经济状况及未来前景进行披露,并将影响企业价值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在财务报表内以恰当的方式传递给投资者——比如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采用,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但这种不以真实交易的发生为依据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损害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目标的不一致性使得企业的大小股东之间、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代理冲突,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会导致会计信息与企业真实经济状况的严重背离,出现大量的财务造假丑闻,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受到威胁,因此,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出发,力避主观判断、基于真实交易的历史成本原则一直在会计核算中占据核心地位。基于上述原因,会计管制始终摇摆于对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定位之间,管制的效果因之大打折扣。

从理论上说,通过详细披露财务报表计算所依据的原则、政策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是加深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理解、促进信息交流、抑制报表操纵进而实现财务报表目标的可信的方式,它可以有效地缓解相关性与可靠性难以兼顾的难题。在推进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方面,通过将财务报表产生的基础进行描述,会计政策披露还原了真实的经济状况,使得枯燥的会计数字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具备了更强的价值反映能力,并和信息使用者的信息分析和运用紧密联系起来。Chang和Most通过对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分析师的调查表明,与年度报告中其他信息相比,会计政策信息按重要性程度的排名相当高[5]。Levine和Smith证明,财务报告中的“重大会计政策”部分,包括对哪些政策是重大的而不是重要的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所描述的内容,是具有信息含量的,投资者已经将之纳入定价过程[3]。在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推进方面,会计政策信息包含了盈利计算的基础信息,并有利于提高盈利信息的可比性,会计政策披露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具有内在的约束作用。Cho、Park和 Warfield发现,重大会计政策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会计应计质量也越高[6]。这表明会计政策披露和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具有显著的联系。

基于上述分析,会计政策披露管制的目标应该定位在对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有效协调,充分发挥财务报告的契约功能和信息功能,使得会计政策披露能够对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信息的质量和变化提供更大的洞察力,最终提高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上。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必须规定会计政策披露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引导会计政策披露如实解释财务报表,不致在披露阶段出现会计信息扭曲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资源配置方式长期以来一直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7],由于上市、新股发行、配股、暂停上市、退市都依赖于特定的财务指标,许多上市公司存在出于融资动机和规避管制动机的盈余管理和信息操纵行为。通过对会计政策披露行为的规范,能够聚焦企业行为,约束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不良的信息披露现象。另一方面,还应该把会计政策披露视为一种与外界信息交流的方式。会计政策管制虽然划定了会计信息流动的空间界限,但在这个空间中,会计信息的能量得到释放而不是被控制,一定的会计政策披露的裁量权应该留给企业。

三、会计政策披露管制的可能性边界

会计界长期存在会计管制的有效性与无效性的争论。管制论者认为,信息不对称以及会计信息“公共产品“的特点使得投资者无法对会计信息进行定价,从而价格机制无法对会计信息供给进行有效约束,“市场失灵”的出现决定了单靠市场难以产生最优的会计信息,因而必须对其生产和披露过程进行管制。同时,企业中不同层次的代理问题也提供了管制的必要性。非管制论者认为,市场可以推动企业以可信的方式披露会计信息。由于会计信息具有信号效应,需要融资的企业有动力把真实的经济状况披露给投资者,以和其他企业相分离,实现成功融资,降低资本成本。而且,“市场失灵”并非意味着会计管制就是有效的:首先,管制本身会带来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次,管制者也是理性有限的,一项管制政策出台的同时很可能为另外一种信息操纵提供了机会;再者,虽然管制的出发点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但相关利益集团对管制过程的政治参与决定了会计管制最终只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围绕会计管制与反管制,一些学者试图寻找证据作为论点的支撑,但论争双方都获得了一些实证文献的支持,会计管制的有效性似乎成为一个至今未有定论的理论与实证问题。

虽然会计管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市场失灵”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自1845年英国公司法开始的会计管制实践贯穿了近现代会计发展的整个历程。随着经济交易和估值工具日益复杂,会计管制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演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不需要会计管制,而在于如何进行科学的管制。会计政策披露管制是会计管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有效性如何,怎样描述其可能性边界,事关管制范围和管制程度的界定,进而影响到管制效果。

在缺乏有效的判断执行环境的支撑下,通过会计标准缩小专业判断的空间有利于提高盈余信息的可信度,但就会计改革的趋向而言,构筑专业判断的支撑环境、完善专业判断的执行机制应成为改革之重[8]。循着以上思路,主观性是应计制会计的固有特征,在整个会计信息传递链上,会计专业判断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向披露过程施加明确指令的同时,会计政策披露管制还应该成为完善专业判断执行机制的必要环节,通过由信息生产管制向信息披露管制的延伸,提高会计信息传导效率。

会计政策披露管制的有效性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盈余操纵的抑制,通过规范会计政策披露,投资者及其他信息使用者可以透视盈余数字的计算过程,识别盈余可靠性水平,发挥市场机制对信息生产和传递的激励约束效应,同时为监管部门的监管提供更有利的数据条件;二是增进财务报告的信息功能,即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通过对重大事项确认和计量的判断、依据、假设予以强制揭示,推动投资者更好地解读财务报表,对企业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获得更可靠的把握,从而提高决策的效果。

会计政策披露管制的最终目的是释放信息的能量,而不是控制。管制太松,难以起到对盈余操纵的约束作用,财务报表是否真实公允难以让人放心;管制过严,限制了企业对外信息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难以将管理层的动机和判断传递给市场,而且事无巨细的规制给企业带来了专有成本,驱使一些企业逃离资本市场。Bushee和Leuz研究了美国(简称SEC)对在场外柜台交易系统(简称OTCBB)上市公司的信息管制后果,发现符合披露要求的公司在股票回报和流动性方面都有显著的增进,信息披露管制具有正的外部性[9],但同时给公司带来了显著的成本,一些负债比例较低、没有明显融资需求的小公司可能会离开OTCBB,SEC的信息披露管制同时具有负的外部性。会计政策披露管制存在一个边界,它的确定取决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对不同性质外部性的权衡,通过为复杂的现实情况强加基本秩序和规则,边界外和边界内被明确为得到允许的信息披露行为和不被允许的信息披露行为,而在边界内,必须保留足够的信息交流空间。在信息时代,信息流动性和复杂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管制边界的消失或管制必要性的消失,而是标志着管制复杂化或边界划定复杂化的出现,将选择权交给企业,同时借助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维持管制边界的有效性,这应该是会计政策披露管制应该遵循的基本思路。

四、会计政策披露管制的国外经验与借鉴

在国外,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1972年发布的第22号意见书《会计政策的揭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01号——财务报表列报》(1997年修订)都是关于会计政策披露影响较大的文件。借鉴国外经验,除了《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提出原则性要求外,我国2001年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方法从23个方面提出了披露要求。2006年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其他一些具体会计准则等规章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也都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要求在会计报表附注内对重要会计政策进行披露,以规范会计政策披露行为。这些文件的共性在于就会计政策披露给出一些概念性的解释,以及需要披露哪些会计政策等问题给出指导性意见。相比国外,我国的相关规定在内容上过于概括,基本限于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于重大的会计政策披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缺乏指导性。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会计政策信息披露的大力推动者,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重大会计政策披露方面。2001年,SEC公布了“关于重大会计政策披露的警示性意见”,鼓励企业把重大会计政策信息放入财务报告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中,要求用浅显的语言提供如下信息:(1)对于重大会计政策全面的解释;(2)对于影响这些政策应用的判断和不确定性的描述;(3)对于不同条件和假设将会导致财务报告重大改变可能性的评价。尽管始终没有出台详细指导重大会计政策披露的正式文件,但经过SEC不断努力,重大会计政策信息已经成为美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重要部分。在此意见指导下,哪些会计政策作为“重大”的予以披露在具体操作层面有赖于企业管理层对企业实际情况的把握和判断。Levine和Sm ith的研究显示,在作者预先确定的25种会计政策中,样本公司最常披露的是有价证券、资产减值以及收入确认[3]。

我国应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提高会计政策披露在财务报告中的地位,将重大会计政策作为“管理层讨论”的正式组成部分进行单独披露,并且对披露内容给出更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会计报表附注内的揭示。另外,会计政策信息作为一类重要的会计信息具有自身的特点,国内外都未发布相对应的会计政策信息质量特征,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应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1]孙丽影,杜兴强.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管制安排[J].会计研究,2008(11):29-34.

[2]路宇建,张继袖,刘国艳.基于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07(2):18-23.

[3]CarolynB.Levine,and M ichael J.Smith.Critical Accounting Policy Disclosures,wo rking paper,Carnegie M ellon University and Boston University,2009.

[4]Hope,O.K..Accounting Policy Disclosures and Analysts’Fo recast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3,20:295-321.

[5]Chang,L.S.,and K.S.Most.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fo r Investo rs’Decisions[M].Gainesville,FL: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1985.

[6]Cho,J-S.,Park,J.and T.Warfeld.Critical Accounting Policy and Estimate Disclosures,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Wisconsin,2004.

[7]夏立军,鹿小楠.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信息披露质量相关性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5(5):145-150.

[8]王跃堂,赵子夜.会计专业判断:基于盈余信息治理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3(7):20-23.

[9]Bushee,B.J.,and C.Leuz.Economic Consequencesof SECDisclosure Regulation:Evidence from the OTCBulletin Board[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5,39(2):23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