谲谏与垂训——罗隐《谗书》重探<br/>

谲谏与垂训——罗隐《谗书》重探

2011-04-12李建崑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期

关键词：罗隐

李建崑

（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台湾台中 407）

一序言

晚唐文学家罗隐（833-909），能诗能文。其《谗书》五卷，自谓：“有可以谗者则谗之”，目的在“警当世而诫将来”，显然有所为而为。其文体多样、主题深刻，创作动机、表现手法各方面，都有特色，绝非单纯泄愤之作，在晚唐讽刺小品中，堪称杰出。

学界推崇《谗书》为晚唐“讽刺小品”之杰作。“民国”二十六年（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汪德振《罗隐年谱》，为罗隐研究奠立了极佳的基础。1983年12月华文雍校辑《罗隐集》正式出版，这是一部点校本，列入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其后浙江古籍出版社也在1995年6月出版潘慧惠的《罗隐集校注》，这些书都是学界研究罗隐相当倚重之著作①笔者所引《谗书》资料，主要根据潘慧惠的《罗隐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潘著收录《甲乙集》十一卷、《谗书》五卷、《两同书》十篇、《广陵妖物志》、《杂著》，并有《附录》六种，资料十分丰富。。

本文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对《谗书》之成书、《谗书》之内容要旨及艺术特性深入论析，期望对罗隐文学成就作出正确的评价，并对晚唐讽刺文学研究，有所裨补。

二《谗书》之外围考察

罗隐一生著述甚为丰硕，流传于今者，有《甲乙集》、《谗书》、《两同书》及后人所汇编之《罗昭谏集》。历代史书、目录专著如《吴越备史》、《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有载录。

在罗隐所有作品中，尤以《谗书》最为突出：此书曾单独流传，并深受历代读者注目。《谗书》一书，陈振孙说：“求之未获”，可见在南宋已属难得，历元明清，沉埋甚久。清嘉庆丙寅（1806）黄丕烈获得一不全的传钞本。再经多人钞补成为完本。吴骞（字槎客）又于嘉庆丁卯（1807）刻入《拜经楼丛书》，从此有了单行刊本。原钞本原缺四文，经吴翌凤（字枚庵）、徐松（字星伯）等人根据类书钞补，目前流传的《谗书》是五卷本，卷二仍缺《苏季子》、《忠孝廉洁》两篇②详情参阅万曼《罗昭谏集》叙录，收在万氏所著《唐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344-350页。。

论及《谗书》性质与写作动机时，不能不详读《谗书》所收录的两篇序言。罗隐在《谗书·序》中说：

《谗书》者何？江东罗生所著之书也。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饥相接，殆不似寻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旧乃自谗耳。”目曰《谗书》。卷轴无多少，编次无前后，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后，有诮予以哗自矜者，则对曰：“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1］391

罗隐自述此书并非逞弄才辩而作，而是旅居京师七年，面对种种黑暗与丑恶，无法沉默以对；勇敢揭露与批判，虽然衣食无着、寒饿相接，却仍兀傲不屈，自题此书为《谗书》。

此序还透露《谗书》是罗隐亲自编次旧著而成，初次成书于“丁亥年”。按丁亥年相当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据汪德振《罗隐年谱》所考，罗隐时年35，所以《谗书》是一部青年时期的选集，而且是作为“行卷”之用。以文为贽、投谒公卿，本为唐代社会常见现象。罗隐汲汲于遇合，投谒、行卷的结果，却仍然承受屈辱与困穷，当为罗隐始料未及。《庄子·渔父篇》云：“好言人之恶，谓之谗。”罗隐以“谗”为书名，当然寓含激愤之情与深沉用意。

再从书末所附《重序》来看，《谗书》也有迥异时流的写作目的。罗隐在《重序》中如是说：

隐次《谗书》之明年，以所试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调膳于江东，不随岁贡。又一年，朝廷以彭□就辟，刀机犹湿，诏吾辈不宜求试。然文章之兴，不为举场也明矣。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着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扬、孟以下，何尝以名为？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虮虱痒痛，遂偃斯文。今年谏官有言，果动天听。所以不废《谗书》也，不亦宜乎？［1］499

《重序》揭示了罗隐秉持的文章写作观：“不为举场”而作；而是为“疏善恶”、“警当世”、“诫将来”而作。《重序》还透露罗隐曾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应试落第，归返江东。隔一年，即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庞勋死于乱军，朝廷诏罢科举。此即《重序》所说：“朝廷以彭□就辟，刀机犹湿，诏吾辈不宜求试。”直到咸通十一年（870年），罗隐才有再次应举之机会。

汪德振《罗隐年谱》将《重序》之写作年代定在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罗隐37岁。然而，汪德振又引述越缦先生《荀学斋日记·光绪癸未三月二十四日》：“《请追癸巳日诏疏》、《与招讨宋将军书》二文，盖私拟为之。”［2］29大陆学者程显平曾就汪德振《罗隐年谱》与宋威将军事迹，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认为：《与招讨宋将军书》一文，作于干符三年（876年）之后，［2］29因此《谗书》成为目前这个情况①现行流传之《谗书》共五卷，附前《序》、《重序》，篇题六十，阙文两篇，尚存58篇。，有三种可能：

1.重新刻板在876年后，作者本人对原书有补充。据第五卷与前四卷内容不同来看，很可能是后补入的。

2.原书为前四卷，流传过程中有人将第五卷加入。因宋时此书已不见，故这种可能性也很大。

3.原有五卷，只有汪先生所说的二文在流传过程中被人加入“私拟为之”。据《四库全书总目》载：“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求之未获，盖佚已久矣”。故第三种可能性也是有的②此为程显平《读罗隐〈谗书〉札记》一文之结论。（详见《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2期）。

程显平这篇短文所提说法，固然值得参考，《谗书》之流传过程，的确有这种可能，然而并无碍于它的价值；《谗书》最值得后人注目的还是拥有与唐代士子不全然相同之写作精神。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文，特别提醒吾人注意罗隐：“他是用怎样的一种作品去行卷”以及“…由于用《谗书》这样的作品去行卷，已经招致了‘辱’和‘困穷’的后果，可是这位作家仍然坚持‘有可以谗者，则谗之’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③参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载《程千帆选集》（上下册）（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程千帆先生进一步说：

罗隐十年不第，正是他以《谗书》这种使当时统治阶级，特别是当权者感到头痛的文章行卷所造成的。在他已活到七十六岁高龄的时候，另一位诗人罗衮曾写诗送他说：“平日时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是一语破的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④按罗衮《赠罗隐》诗全文：“平日时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寰区叹屈瞻问天，夷貊闻诗过海求。向夕便思青琐拜，近年寻伴赤松游。何当世祖从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隐开平中召败夕郎，不就。）载《全唐诗》卷734，中华书局，第8386页。。

易言之，罗隐编次《谗书》之初，或许打算作为“行卷”工具，藉以猎取功名；然而身处世乱，本于良知，不能不言，于是一部“行卷之作”反成为不讨喜的“谔谔之言”。罗隐《谗书》与皮日休《皮子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三本书，如就性质上看，均为“行卷”之作，却都有关怀天下之襟期与抱负，此所以被鲁迅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⑤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载《南腔北调集》。。

程千帆先生认为这些书，至少还证明一个事实，即：“在唐代某些作家的手中，行卷不只是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同时也是一种公然宣传自己的进步思想、抒发自己健康感情的手段，同时也就是向反动势力、黑暗社会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当然，这样的作品，虽然维持住作者人格精神独立，却也深重地影响仕途发展。

惠联芳在《夹缝中的生存——罗隐生存状态分析》一文中也认为：“在罗隐身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谬现象”。她说：

在罗隐身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谬现象：一方面他想通过科举考试跻入政治权力的中心，从而拯大道于既衰，实现理想王国，即实现君主贤明，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他想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前者实现的途径则是以降低后者的力度而达到的。二者之间难以调和。于是形成一定的张力，罗隐在困难的抉择中痛苦地煎熬着。有时偏向前者，有时偏向后者。［3］

该文将罗隐之生存状态，分成“入幕前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评判”、“入幕后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评判”。其结论为：

罗隐前期希望以科举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扭转乾坤。他个性张扬，虽有才能，但家境贫寒，无所依傍，他又不愿向权贵摇尾乞怜，科举的成功化为乌有。其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后期他入钱镠幕府，张扬的个性有所内敛，表现方式变得柔和一些，但他的让步并未取得成效，他依旧未找到个性与社会的契合点。他只能不断哀叹时光飞逝，功业未建，厚恩未报。在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下，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3］

这一段文字对于了解罗隐的生存情境极有帮助。罗隐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20岁之年首度举进士不第，至咸通十年，罗隐已七度应试不第。其《湘南应用集序》云：“隐自大中末，即在贡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1］555”罗隐自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己卯（859年）至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870年）十二年间，除了短暂归返故里，一直困居长安。从罗隐30岁所作之《投所思》：“憔悴长安何所为，旅魂穷命自相疑。满川碧嶂无归日，一榻红尘有泪时。雕琢只应劳郢匠，膏肓终恐误秦医。浮生七十今三十，从此凄惶未可知！”［1］10不难看出罗隐“看人变化”之存在境遇。处身在这种状态下，仍能秉其如椽之笔，臧否政局、讽谕时事，真如清吴颖在《重刻罗昭谏〈江东集〉叙》所说：“其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1］646-647在晚唐士人普遍陷入生存困境之际，罗隐仍维持不凡的“精神高度”，的确令人心生景仰，赞叹不已。

三《谗书》之文体特征

今传《谗书》是五卷本，篇题六十，阙文两篇，共计五十八篇。篇题分别为：《序》、1《风雨对》、2《蒙叟遗意》、3《三帝所长》、4《秋虫赋》、5《解武丁梦》、6《救夏商二帝》、7《题神羊图》、8《伊尹有言》、9《后雪赋》、10《叙二狂》、11《吴宫遗事》、12《本农》、13《丹商非不肖》、14《英雄之言》、15《圣人理乱》、16《庄周氏弟子》、17《杂说》、18《龙之灵》、19《子高之让》、20《说天鸡》、21《苏季子》阙文、22《惟岳降神解》、23《忠孝廉洁》阙文、24《疑凤台》、25《屏赋》、26《秦始皇意》、27《妇人之仁》、28《道不在人》、29《市傩》、30《君子之位》、31《荆巫》、32《蟋蟀诗》、33《三闾大夫意》、34《畏名》、35《三叔碑》、36《天机》、37《辨害》、38《齐叟》、39《槎客喻》、40《汉武山呼》、41《木偶人》、42《市赋》、43《越妇言》、44《悲二羽》、45《善恶须人》、46《秦之鹿》、47《梅先生碑》、48《二工人语》、49《书马嵬驿》、50《投知书》、51《与招讨宋将军书》、52《迷楼赋》、53《说石烈士》、54《答贺兰友书》、55《拾甲子年事》、56《序陆生东游》、57《清追癸巳日诏疏》、58《刻严陵钓台》、59《吊崔县令》、60《代韦征君逊官疏》、《重序》。

文章篇幅超过四百字者，仅《与招讨宋将军书》、《说石烈士》、《答贺兰友书》、《拾甲子年事》、《序陆生东游》、《清追癸巳日诏疏》、《代韦征君逊官疏》七篇，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两百字上下之小品。《蒙叟遗意》、《秋虫赋》、《龙之灵》、《畏名》，四篇，甚至以不足百字之篇幅成文；尤其《秋虫赋》，文长仅六十九字，却能做到：意旨深刻、形象鲜明，的确不易。

罗隐在这五十八篇小品中，使用：序、对、赋、论、辨、书、说、解、题辞、疏、铭、吊、叙、碑、传等近二十种文体，还有寓言、轶事小说，甚至收录一首四言诗。如果《谗书》仅仅作为“行卷”工具，的确展现了罗隐之史才、诗笔、议论，以及驱遣文体之能力；如果《谗书》作为“传达思想”、“讽谕时世”之载体，不能不说也是极为高明的设计。理由是全书意旨新颖，短小易读，技巧优越，讽刺性高，读者览之，即能意会。

根据郭英德《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所析，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形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4］至于划分文体的方法，又不外以“文章的内容和功用”、“文章所采的表现方法”、“文章的结构特征”、“文章的语言风格”为标准。［5］如果从上述角度出发，罗隐《谗书》在文体运用上，其实是很有创意的。

《谗书》中以“史论”之数量最多，也最有特色。如：《三帝所长》、《解武丁梦》、《吴宫遗事》、《丹商非不肖》、《英雄之言》、《圣人理乱》、《庄周氏弟子》、《子高之让》、《疑凤台》、《汉武山呼》、《木偶人》、《善恶须人》、《秦之鹿》、《书马嵬驿》等文，针对尧舜禹、武丁、伍员、太宰嚭、刘邦、项羽、周公、孔子、庄子、无将、伯成子高、尹吉甫、张良、陈平、比干、费无极、杨贵妃等特定历史人物提出评论。此外，《三叔碑》、《梅先生碑》虽是“碑体”；《救夏商二帝》、《伊尹有言》、《妇人之仁》虽是“说体”；《越妇言》接近《轶事小说》，都牵涉到历史人物，也接近“史论”性质。

其次，罗隐在《蒙叟遗意》、《三闾大夫意》、《秦始皇意》以及《解武丁梦》、《惟岳降神解》等篇，刻意使用“○○意”、“解○○”、“○○解”之命题方式，似有建构文体之倾向。《本农》一文，用“本○○”之命题方式，似可视为韩愈“原○○”之遗形。罗隐《杂说》，则与韩愈《杂说》同题；罗隐《龙之灵》甚至与韩愈《杂说》之取喻相似，都是以龙为喻；吾人虽无更多文献可资证验罗隐学韩，却很难不产生联想。

再次，罗隐运用某些文体，常逾越该体之原始规范。例如其《风雨对》，既不同于“应诏陈政”之“对策”：也不同于文人“假设”之“问对”，也不是宣说一段天地、鬼神之论，而是借风霜雨雪本为天地所掌握，如今为鬼神所藏伏、所拥有，影射君权旁落、重臣、强藩用事。因此，《风雨对》虽有“对策”、“问对”之遗形，性质已非传统之“对体”。再如《谗书》中的几篇赋体：《秋虫赋》、《后雪赋》、《屏赋》、《迷楼赋》，全为讽刺小赋；又其《说石烈士》以“说”代“传”；《梅先生碑》以“碑志”替代“史论”，凡此都可看到罗隐《谗书》一书，在文体运用上极有特色。

四《谗书》之题材类型

罗隐在《重序》中说得很明白，《谗书》之写作目的是：“疏善恶”、“警当世”、“诫将来”；是从儒家、入世之思想态度出发。《谗书》五十八篇的立言取向，一方面揭示晚唐朝野种种乱象；另一方面辨析观念，导正世风；当然在面对仕途挫折时，也不免借此舒泄忧愤。总体看来，《谗书》仍以指向政治、社会之题材，数量最多；而抒发个人情感及纯理思辨之题材，则比重较小。笔者针对各篇性质、题旨，总体观察，大致从政治、社会、情感三个取向将《谗书》之题材分为三大类型，举述适当文例说明之。

（一）讥议时政

晚唐是个昏君在位、朝臣无能、宦官专权、藩镇为祸的时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四四评曰：“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6］罗隐处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自不能默尔而息，因此，《谗书》有三十余篇是讥议时政之作。

罗隐首先关切帝王施政的态度。相传伯成子高在禹即位后，辞去诸侯，躬耕于田野。禹屈就下风以问，子高则借机告诫禹，期待禹要收敛野心，谨慎去取；禹因此有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之政。罗隐在《子高之让》这一篇文章中，对“伯成子高责禹”这一段史实，提出全新解读，借此讽谕帝王施政时，应谨慎去取。

相同的题材，也见诸《丹商非不肖》一文。罗隐认为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非“不肖者”；尧、舜之所以用“不肖”之名废其子，目的在：“推大器于公共”。于是罗隐既揭发晚唐帝王任用亲信、争权夺利；也讽刺晚唐帝王未能“示后代以公共”。

在《龙之灵》一文，甚至讽刺帝王，若不知体恤人民，将危及自身。文中以龙为喻，认为龙需水始能发挥神力，暗喻帝王若离弃人民，将难有所成。文中之龙，如不取水，则无以为神；取水过多，则又伤及鱼鳖。因此，此龙“可取”之处不多。

其次，罗隐忧心佞臣与强藩干政，主张维护君权，抑制宦官、权臣、藩镇之擅夺。罗隐在《风雨对》中，即对此有巧妙的辩证。依照常理，风霜雨雪，本为天地所掌握；山川薮泽，则为鬼神所藏伏。如今风雨不时，岁有饥馑；霜雪不时，人有疾病，于是祷于山川薮泽。本为天地所掌握之风霜雨雪，因此落入鬼神所有。罗隐显然不是在讲一段天地、鬼神之论，而是影射君权旁落，重臣、强藩用事之政治现实。

第三，罗隐关切晚唐官场生态之恶化，不少篇章涉及这一题材。罗隐在《题神羊图》中，从“神羊”生发议论，讽刺朝中根本已经没有正人君子。所谓“神羊”，即传说中之“獬豸兽”，相传此兽可“触奸邪”。而今“淳朴销坏”，神羊失落本性，又有“贪狠性”，所以不能触奸；而人们也有“刲割心”，神羊即便有意“触奸”，也不敢轻易“举其角”。罗隐显然在讥刺权臣各怀私心，导致正邪不分。

《后雪赋》对那些喜好攀附、谄媚之朝臣，极尽讽刺之能事。从表相看，此文写司马相如、邹阳等人在梁王府咏雪之事，内容延续谢惠连之《雪赋》。然而罗隐却借邹阳之口指责飞雪：“不择地而下，然后浼洁白之性”，则显然是借飞雪生起议论，讽刺朝臣不知择善、滥于攀附。

相同的题旨也见诸《吴宫遗事》，此文描述夫差杀伍员、重用太宰嚭，导致吴国灭亡。文中所述君臣对话，意在凸显伍员肯对夫差讲真话，而太宰嚭则以欺君、文过为能；夫差识人不明，不听诤谏，反而赐死伍员，重用太宰嚭。这一段内容，当为罗隐推衍史料而来，目的在于提醒当朝君王应审慎任用官员，对于那些谄媚君上的臣子，尤应堤防，否则必将导致灭亡。

罗隐甚至还在《代韦征君逊官疏》一文，代替受诏次日即已过世之韦征君撰写“逊官书”，讥刺晚唐“征辟制度”之虚伪。全文谢恩之处不忘提醒“逊臣无才无德”，愧对朝中“循陛历级、不调久次”之官员，有损朝廷美意。其实正言若反，讽刺之意见于言外。

第四，罗隐对于晚唐政局之混乱，相当忧心。罗隐在《市赋》中，巧用烦乱纷杂、尔虞我诈之市集，映照晚唐黑暗腐朽、矛盾之政局。告诫执政者，应该谨慎从政。在《惟岳降神解》一文，罗隐甚至暗示唐之国祚，已濒临衰亡。“惟岳降神”本为尹吉甫《嵩高》之词句，孔子并未视之为语怪之作，也未加删殳。罗隐认为：“当申、甫时，天下虽理，诗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删者，欲以显诗人之旨。”也就是说：孔子早就领会尹吉甫之诗意，见到周室衰亡之趋势，所以未视为“语怪之作”。罗隐显然想以古鉴今，提醒唐王朝，国运已衰，危机重重。此外，在《迷楼赋》中，借隋炀帝为例，认为帝王惑于左右粉黛以及郑卫之音，听任将相滥权，是“迷于人”，而非“迷于楼”。在《书马嵬驿》中指责唐玄宗宠幸失当，导致贵妃死于马嵬驿。同时指出尧、汤、玄宗固然遭逢水旱兵革之灾，并未灭亡。今之帝王如持续宠幸失当，面对天灾、人祸束手无策，则很难免于灭亡。

至于在《清追癸巳日诏疏》这一篇奏疏，虽然可能是罗隐“自拟”之作，口气却越来越重，甚至率直反对朝廷诏令京兆尹祈雨事。在这一篇文章，罗隐以商汤及唐代开国以来十六帝王为对比，明白指斥统治者之愚昧与无能。虽然是就事议论，充分展现了罗隐之道德勇气、社会责任感与清醒的政治头脑。

（二）臧否世风

政治黑暗及官场腐败，固然使罗隐深恶痛绝；晚唐社会的混乱、风俗的衰败、价值的颠倒，同样令人难以容忍。罗隐大力辨正社会价值观、针砭“五常”之失落、揭露君王弄虚造假、抨击市井无赖以傩祭诈财、批判巫师充满利己之心、讥嘲社会舆论的犬儒风气，其关怀的层面，十分广阔。

首先，对社会上错误的价值观，提出批判。

罗隐在《本农》中提及：

丰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风之力，不知生育长养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时，仓廪以实。旱岁之民，则野枯苗缩，然后决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于四时也明矣。所以郑国哭子产三月，而鲁人不敬仲尼。［1］卷一，407

子产与孔子，何以受到各自国人截然不同之待遇？关键在于：人民不能认同恒久之价值。子产执政，政绩斐然，使郑国暂时屹立晋楚之间，所以子产死后，郑人哭之如丧亲戚。而孔子周游列国，高倡仁德，虽在谋求天下永久之利益，却不见时效，得不到鲁人之敬意。罗隐以农民感激旱岁的“一川之仁”，而不知丰年的“四时之恩”为喻，深刻批评人们但求一时利益，不能认同恒久价值。

其次，罗隐关切世风浇薄、社会混乱之成因。

罗隐在《庄周氏弟子》一文，借用庄子寓言，探索当时世风浇薄、社会混乱的原因，述及庄子弟子无将从其学而废“五常之德，绝人伦之法”，而无将之族原为儒者，不愿服膺庄周之教，都离弃无将而归返鲁国。罗隐借庄子之口，对“五常”重新界说谓：“视物如伤者谓之仁，极时而行者谓之义，尊上爱下者谓之礼，识机知变者谓之智，风雨不渝者谓之信。”简明扼要，可知罗隐之基本思想立场还是儒家，同时也暗示：晚唐社会混乱、风俗浇薄，肇因于朝野废弃“五常”之德。

第三，大力揭发社会不良风气。

例如在《疑凤台》中，罗隐揭露社会上弄虚造假之风，常来自上层统治者。他举秦穆公筑“凤台”为例说：

神仙不可以伎致，凤鸟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则黄帝不当有崆峒之学；意可求也，则仲尼不当有不至之叹。［1］卷二，421

罗隐认为不能透过音乐技艺而成为神仙，凤鸟也不会随人们主观意志而出现。他对秦穆公筑“凤台”一事，提出另类解读，暗示秦穆公筑台意在掩盖其女弄玉与萧史私奔之事，于是“遂强凤以神，强台以名，然后绝其顾念之心。”讽刺居上位者故弄玄虚之伎俩。

罗隐对市井无赖之徒，假借“傩祭”诈财，也很痛心。在《市傩》一文有所针砭。“傩祭”为民间驱魔赶鬼之祭奠，本有庄严及神圣之意义。然而市井无赖，却借此变装敛财，此即文题“市傩”之意。罗隐直书其事，抨击此种丑恶风气。在《荆巫》一文中，同样对淫祀风气之下致富的巫师极为不满。他认为巫师因祀致富，其灵验亦必减退；借此说明执政者如牵于“利己之心”，必不能真为天下人服务。末句“以一巫用心尚尔，况异于是者乎？”进一步指出一个巫师尚且如此，则地位更高的人，对社会之危害就更为严重。

至于《齐叟》，则是书写一段制造对立之故事。述及邻家老妪挑拨齐叟与农户关系，造成彼此矛盾，最后遭到驱逐。罗隐指出：农户与齐叟不合，关键不在齐叟之子，而在老妪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罗隐通过这个故事，讥刺欺瞒、挑拨、制造矛盾的人，对正常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第四，除了上述这些社会弊端，罗隐还对朝野知识分子畏崽、犬儒之风气，作了尖锐的讥讽。

罗隐在《畏名》中说了一个小故事：

瞭者与瞍者语于暗，其辟是非，正兴替，虽君臣父子之间，未尝以墙壁为虑。一童子进烛，则瞍者犹旧，而瞭者噤不得呻。岂其人心有异同，盖牵乎视瞻故也。是以退幽谷则思行道，入朝市则未有不畏人。吁！［1］卷三，437

罗隐以瞭者（明眼人）瞍者（盲眼人）在暗处（位卑）与明处显（居高位）表现出不同的言论态度，讽刺人们一旦拥有地位，便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再也不敢鼓起道德勇气放言高论。此文篇幅超短，文仅79字，言简意赅，讽刺之意，万分深刻。

此外，罗隐在《悲二羽》中感叹鸾、雉羽色虽美，一为舞镜而绝，一因照水而溺，两者的命运，都十分可悲，均不足取。这是借鸟为喻，抨击争强好胜、负才自戕者。在《二工人语》中，有感于人们对土木偶与土偶之不同态度，罗隐暗讽当时“重表面、不重实质”的风气。

至于《木偶人》一文，则同样针对崇华不崇实之风气，提出针砭。“雕木为（戏）偶”，因其外相华丽，众人乐而为之；而“绝粒修身”，需鄙弃功名，兼之定力，难为常人所喜。罗隐通过后人对“陈平木偶”与“张良绝粒”的不同态度，说明了剞劂（雕刻木偶）之事，移人情志，从而批评华而不实之世风。

第五，罗隐著作中，已有《两同书》两卷十篇，从哲学角度探讨孔子、老子学说之会同问题，所以纯理思辨原本不是《谗书》的重要议题，然而在《天机》、《辨害》等篇，仍有精彩的理念辨正。

罗隐在《天机》一文，对天道不行，人道差池，作另类阐释。他将水、旱、残、贼视为“天道不行”；将诡、谲、权、诈，视为“人道差池”，二者皆为天之“机变”。既然圣人皆不免“随机而变”，则己之生不逢时，又何足为奇？讥刺时世，反言正出，大发牢骚。文章表面在谈哲理观念，其实是罗隐的激愤之言。在《辨害》一文，论真正的弊害，应先铲除。罗隐利用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为例，说明：此乃“计菽粟”、“顾钓网”者，不能彻底清除国家真正的弊害，其实是在姑息养奸。

（三）宣泄忧愤

怀才不遇，是千古才人共同的不幸。罗隐自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开始求举，至《谗书》编次时，至少已经七度落第。罗隐在《重送阆州张员外》中说：“诚知汲善心长在，争奈干时迹转穷”、在《寄三衢孙员外》中说：“天子未能崇典诰，诸生徒欲恋旌旗”、在《逼试投所知》中说：“十年此地频偷眼，二月春风最断肠”诸诗中，可谓道尽求举之艰辛与落第的悲愤，这种悲愤，自然会投射到一些与己相类似的对象上。

罗隐在《叙二狂生》细论祢衡、阮籍之狂，有其时代因素。并借此抒发不遇之愤懑。罗隐认为：祢衡、阮籍之狂，乃因“汉衰”、“晋弊”，因此无力可挽。罗隐解释“汉衰”，是“君若客旅，臣若虎豹”；晋弊，是强调名士风度，不重实才。而祢衡、阮籍两人精神高度太高，不可；任意评论世事，也不可。文中“人难事”，指人心太差，难于共事；“时难事”，说时世太坏，祢衡、阮籍身处如此时世，自难容身于世。在讽刺时世之间，宣泄内心激愤。

在《圣人理乱》中评比周公与孔子，认为：周孔皆为圣人，而穷达不同、理乱不同；关键在于是否“位”胜其“道”。文中说：

位胜其道者，以之尊，以之显，以之跻康庄，以之致富寿。位不胜其道者，泣焉、叹焉、围焉、厄焉。［1］卷二，412

寥寥数句，似在为孔子鸣不平，何尝不是在宣泄罗隐自身“有才不得其位”之愤慨？又在《君子之位》中说：

禄于道，任于位，权也。食于智，爵于用，职也。禄不在道，任不在位，虽圣人不能阐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虽忠烈不能蹈汤火。［1］卷三，431

论职位和权力之必要，并为己有才无位而悲。有道者得禄、有能者得位，此乃权力之真义。因智得食，依用设爵，此即职位之真义。如今却是有道者无禄、有能者无位，促使罗隐心中的不平，不能不发泄。

再如《蟋蟀诗》以范（蜂）、蝉喻达官显贵，以蚊蝇喻社会败类，以蟋蟀自我比况。比兴手法自我比况，运用之妙令人称绝。《梅先生碑》中，叙述身居下僚之梅福，在朝纲衰颓、外戚专政之际，居然敢上书直谏，使尸位素餐的公卿大臣相形见绌。根据史书，以梅福自况，慨叹时政。

罗隐在《答贺兰友书》中对友畅叙心曲，表示自己虽有志功名，绝不随俗浮沉。《序陆生东游》抒发了落第的困阨与彷徨，都是直接对知交宣泄忧忿。在《投知书》中说：“明天子未有不爱才，贤左右未有不汲善者。故汉武因一鹰犬吏而《子虚》用，孝元以《洞箫赋》使六宫婢子讽之。当时卿大夫，虽死不敢轻吾辈。”但千百年后的状况，已非如此，此时“居位者以先后礼绝，竞进者以毁誉相高”，而自己正落入这样的“机窖”中。不仅性灵不通转，进退也多不合时宜。罗隐就古今书生之不同遭遇，鲜明对比。倾吐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愤懑。

五《谗书》之讽刺艺术

罗隐一生以“秉笔立言、扶持教化”为己任，自称“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面对晚唐政治、社会种种乱象，怀抱忧患，激切论之；鞭辟入里，切中要害。《谗书》中的作品，无不主题深刻，手法独到，可谓篇篇精采。具体而言，罗隐最常使用“以史论政”、“寓言讽谕”、“托物为喻”等讽刺手法。

（一）以史论政，鞭辟入里

罗隐熟读史书，善用史料，寄寓嘲讽之意。《谗书》牵涉之古人，超过五十位①笔者统计，《谗书》五卷牵涉到的历史人物有：尧、舜、禹、伯成子高、丹朱、商均、伊尹、武丁、太甲、比干、商纣、周公（姬旦）、管叔（姬鲜）、蔡叔（姬度）、霍叔（姬处）、尹吉甫、伍员、夫差、太宰嚭、费无极、子产、晏婴、孔子、庄子、无将、秦穆公、张良、陈平、项羽、刘邦、汉武帝、邹阳、司马相如、梁孝王、朱买臣、汉成帝、严光、梅福、祢衡、阮籍、隋炀帝等。就唐朝而言，包括唐玄宗、杨贵妃、唐宪宗、石孝忠、裴度、李愬、李光颜、乌重胤、韩愈、段文昌等人物，数量可观，超过50位。；牵涉之史事，以上古最多，举其要者如：“尧舜禹之治”、“武丁之梦”、“桀纣恶名”、“伊尹立太甲、放太甲”、“夫差杀伍员”、“丹朱、商均非不肖”、“伯成子高让禹”、“三叔疑周公”、“张良、陈平貌似女子”、“汉武山呼”、“朱买臣妻”、“梅福上书”等都曾出现在《谗书》的篇章中；牵涉之古物有“神羊”、“凤台”、“秦鹿”等，都能不落俗套，言人所未言。具体来说，采用了以下的表现手法：

1.借古讽今：罗隐《三帝所长》便是一则“借古讽今”的例证：

尧之时，民朴不可语，故尧舍其子而教之。泽未周而尧落；舜嗣尧理，迹尧以化之。泽既周而南狩。丹与均果位于民间，是化存于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内而及外者也。

然化于外者，以土阶之卑，茅茨之浅，而声响相接焉；化于内者，有宫室焉、沟洫焉、而威则日严矣。是以土阶之际，万民亲；宫室之后，万民畏。［1］卷一，394

此文论及尧、舜、禹三帝之治，以“公心”自处、以百姓利益为尚。尧、舜传贤不传子，“是化存于外”，其居室简约，声响相接；而禹却传位于其子启，“是由内而及于外者”，于是帝王开始拥有宫室田产，而且君威日严。罗隐显然是借上古圣君为例，嘲讽当朝帝王不知节用爱民。

2.引史议论：罗隐《解武丁梦》，则是一则“引史议论”的例证：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惧祖宗所传，圮坏于我。祈于人，则无以为质；祷于家，则不知天之历数。厥有左右，民心不归，然后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于非常，而出于不测也。乃用假梦征象，以活商命。

呜呼！历数将去也，人心将解也，说复安能维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设权以复之。唯圣能神，何梦之有！［1］卷三，397

武丁是商朝帝王，殷商王朝自盘庚中兴，传至小乙，其后国事衰微，武丁即位，梦得圣人傅说，画像而求之，果然得傅说，举以为相，国大治。文章以特殊角度，说解“武丁假梦征象以活商命”之意义，认为武丁敬畏天命，设下征贤的“计谋”，借以恢复商朝的国祚，其实并无所谓“梦征”。罗隐引武丁之史事，是在慨叹“历数将去，人心将解”，整个大唐王朝已无武丁、傅说之圣君贤相。

3.借史摅感：《汉武山呼》是一则“借史摅感”的例证：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纵者。苟非其正，则人能坏之，事能坏之，物能坏之。虽贵贱则殊，及其坏一也。前后左右之谀佞者，人坏之也。穷游极观者，事坏之也。发于感寤者，物坏之也。是三者，有一于是，则为国之大蠹。

孝武承富庶之后，听左右之说，穷游观之靡，乃东封焉。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时也。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寤。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以一山之声犹若是，况千口万舌乎？

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1］卷四，445

罗隐在《汉武山呼》中提醒帝王，勿为臣下“呼声”所惑。所谓“山呼”，又称为“嵩呼”，指臣下祝颂皇帝、高呼万岁之举。此文述及汉武帝自恃富强，恣意游观、迷信神仙；自祈其身，非祈其民。尤其东封泰山，劳师动众，吏卒虽高呼万岁，实不能视为吉祥，而为英主之不幸。罗隐据史书感，讽刺君王“自祈其身、不祈其民”，必将带来危机。

4.翻案见意：《三叔碑》则是一个“翻案见意”的例证：

肉以视物者，猛兽也；窃人之财者，盗也。一夫奋则兽佚，一犬吠则盗奔。非其力之不任，恶夫机在后也。

当周公摄政时，三叔流谤，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后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悦，则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岂亦不知乎？苟不知，则三叔可杀，而召公不可杀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则成王不得为天子，周公不得为圣人。愚美夫三叔之机在前也，故

碑。［1］卷三，438

所谓“三叔”，是武王之三弟管叔（姬鲜）、蔡叔（姬度）、霍叔（姬处）。武王崩，成王尚幼，周公（姬旦）摄政，三叔放出流言，谓周公“将不利孺子”，引起周公征讨治罪。罗隐在此解构了周公之历史形象。文章先在理论上设定“见机”之重要，然后赞美三叔“见机在先”，认为周公是迫于三叔质疑，才放弃篡位野心；从而认为只要是权臣，都应严加堤防。这样，在对周公辅佐成王之用心，作了翻案解读之后，也对晚唐之强藩、权臣进行尖刻的讽刺。

总体而言，罗隐对于史料的运用，不在史实的重现，而是重视对史料的解读；重新掌握历史问题的本质，讽谕现实。从上述的文例，可以验证罗隐不论是借古讽今、引史议论、借史摅感、还是对历史翻案，都显现出高明的史识，而且讽意十足。

（二）寓言讽谕，就事议论

罗隐除了“以史论政”，对于寓言之运用，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出现在《谗书》中的寓言，有作者原创者，也有作者改写者。都蕴藏着深刻的寓意与尖锐的讥刺。首先以《二工人语》为例，一探罗隐的讽刺艺术：

吴之建报恩寺也，塑一神于门，土工与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虚其内，窗其外，开通七窍，以应胸藏，俾他日灵圣，用神吾工。

土人以为不可：“神尚洁也，通七窍，应胸藏，必有尘滓之物，点入其中。不若吾立块而瞪，不通关窍，设无灵，何减于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

立块者竟无所闻，通窍者至今为人祸福。［1］卷四，458

所谓“二工人”指土偶与木偶，是报恩寺的神像。其中木偶开了七窍，土偶则否；木偶与土偶“互不相可”，然而“立块而瞪”的土偶要比“通七窍”的木偶更为洁净，因为，通七窍的土偶，比较可能“胸藏尘滓”。但到了最后，土偶默默无闻，而木偶却被当作神明供奉，至今为人祸福。罗隐显然不只是在讲有关神像的故事，而是借此抨击社会上重视表面、不重实质之风气。

再以改写自《庄子》之《蒙叟遗志》为例，再探罗隐寓言的讽刺艺术：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节为山岳，以肠胃为江河。一旦虑其掀然而兴，则下无生类矣。于是孕铜铁于山岳，滓鱼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且将以苦混沌之灵，而致其必不起也。呜呼！混沌氏则不起，而人力殚焉。［1］卷一，393

此文题材源自《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儵与北海之帝忽为报中央之帝混沌之德，为凿七窍”的故事。写到混沌死后，上帝以其四肢为山岳，以其肠胃为江河，又虑其“掀然而兴”、导致“下无生类”；于是“孕铜铁于山岳，滓鱼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却也使人们困于徭役。这篇不足百字的短文主题是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目的在于提醒帝王，切莫役使百姓，应善体庄子遗意，给予百姓休养生息。

再以改写自张华《博物志·杂说》之《槎客喻》为例，三探罗隐寓言的讽刺艺术：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门，有问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转转，昏昏浩浩。有怪有灵，时颠时倒。而子浮泛其间，能不手足之骇，神魂之掉者乎？”

对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来矣。所虑者吾寿命之不知也，不废槎之不安而不返人间也。及乘之，波浪激射，云日气候，或户黯然而昏，火霍然而昼。乍搨而傍，乍荡而骤。或落如坑，或触如斗。茫洋乎不知槎之所从者不一也，吾心未尝为之动。心一动，则手足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槁木之为患也。苟人能安其所处而不自乱，吾未见其有颠越，不必槎。”［1］卷四，444

按：此文字表面写槎客乘槎之诀窍，实则在宣示自己处身乱世之道——“心定则不乱”。张骞乘槎的神话故事，原出张华《博物志·杂说》。罗隐用此故事生发议论，意在自勉，作者独立刚正的节操，表露无余。

最后以改写自《述异记》之《说天鸡》为例，四探罗隐寓言的讽刺艺术：

狙氏子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

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觜距铦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

吁！道之坏也有是夫。［1］卷二，418

文中的“天鸡”，是一种能力超强的斗鸡，此鸡“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然而，养鸡人却未能传承父亲之饲养技术，所饲之鸡，虚有其表；既不能司晨，也不善斗。由上述这些例证，不难窥探罗隐借用寓言讽谕之高明。

总体而言，罗隐之寓言，论其风格，有先秦寓言简洁深刻、勘落枝叶、直指核心的特色。论其性质与作法，无不关心政治、针砭现实，类似柳宗元政治寓言的作法，似可视为柳宗元寓言文学之嗣响。

（三）托物为喻，讥嘲世情

罗隐身为儒士，久困科场，却能深自惕厉，不愿夤缘附势。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卷六中称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实非虚言。罗隐在《咏白菊》中说：“虽被风霜竞欲催，皎然颜色不低颓。”不难看出罗隐以寒士自况，而且高自期许。以这样的心理，面对畸形的世态，托物为喻，寄寓情怀，也能成为一种高明的嘲讽手段。例如《秋虫赋》：

秋虫，蜘蛛也。致身纲罗间，实腹亦网罗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曰：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1］卷一，396

罗隐以秋虫喻帝王；物之小者，比喻人民；物之大者，比喻宦官、藩镇。晚唐帝王只能压制平民百姓，而对于宦官、藩镇则束手无策，反而深深受其掣肘。因此文中所谓：“绳其小而不绳其大”，正是针对帝王而发。明显采用“托物喻意”手法，寄托讽刺之意。再如《屏赋》

惟屏者何？俾蕃侯家，作道堙阨，为庭齿牙。尔质既然，尔功奚取？迫若蒙蔽，屹非裨补。主也勿觌，宾也如仇。宾主墙面，职尔之由。吴任太宰，国始无人。楚委靳尚，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与枉理而全身。

尔之所凭，亦孔之丑。列我门阃，生我妍不？既内外俱丧，须是非相糺。屏尚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门兮恶直道，处其位兮无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丝？麟兮何叹？凤兮何为？吾所以凄婉者在斯。［1］卷三，423

文中之屏，是“当门小墙”，而非日常之屏风。罗隐以屏为喻，意在揭露臣下之遮蔽视听。权臣用事，障蔽君听，恰如屏之“作道堙阨，为庭齿牙”、“迫若蒙蔽，屹非裨补”，其弊害不可小觑。罗隐使用赋体铺陈之文笔，意在嘲讽当时障蔽君王之权奸。再如〈杂说〉说：

珪璧之与瓦砾，其为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者，虽丝粟玷颣，人必见之，以其为有用之累也，为瓦砾者，虽阜积甃盈，人不疵其质者，知其不能伤无用之性也。是以有用者丝粟之过，得以为迹。无用者具体之恶，不以为非。

亦犹镜之于水，水之于物也。泓然而可以照，镜之于物亦照也。二者以无情于外，故委照者不疑其丑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镜之性也刚而健。柔而婉者有时而动，故委照者或摇荡可移。刚而健者非阙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质。［1］卷二，415此文前段以珪璧、瓦砾为喻，谓珪璧之玷颣，人必注意，以其有用；瓦砾虽多，人不疵其质，以其无用。托物为喻，讽刺“有用者丝粟之过，得以为迹。无用者具体之恶，不以为非”之世风。后段再以镜、水为喻，谓己绝不改变本性以求合世俗。再如《道不在人》：

道所以达天下，亦所以穷天下，虽昆虫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后授之以时。时也者，机也。在天为四气，在地为五行，在人为宠辱、忧惧、通阨之数。故穷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于周。道不可以无时，仲尼毁也，垂其教。彼圣人者，岂违道而戾物乎？在乎时与不时耳。

是以道为人困，而时夺天功。卫鹤得而乘轩，鲁麟失而伤足。［1］卷三，429

以卫国懿公好鹤，得以乘轩车；鲁国获麟，伤其一足。遭遇何其不同！作者认为：能否得时，是其关键。罗隐认为：“道为人困”、“时夺天功”得“时”与否，决定穷达。借物为喻，以抒怀抱，兼慨自身遭遇。

总体而言，罗隐托物之作，构思精巧，文笔跳脱；喻托之物，无非寻常，却能蕴含深刻、讽谕锐利。罗隐虽志在求举，却始终与晚唐政治社会保持距离，以其所见之真，故能下笔如神。

六对罗隐《谗书》之评价

罗隐以其《谗书》讥议时政，臧否世风，宣泄不遇之幽愤，一方面获得时流的称赏，一方面也为其遭遇而慨叹。晚唐诗人徐夤《寄两浙罗书记》说得好：“博簿集成时辈骂，《谗书》编就薄徒憎。”［7］卷709，8167罗衮《赠罗隐》也说道：“平日时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寰区叹屈瞻问天，夷貊闻诗过海求。”［7］卷734，8363，所述应是实情。

唐代齐己《寄钱塘刘给事》：“愤愤呕《谗书》，无人诵《子虚》。伤心天佑末，搔首懿宗初。”［7］卷838，9443提到罗隐对晚唐政局的关怀，持续近五十年。从懿宗咸通到哀帝天佑（罗隐28岁到74岁），亲眼见证唐朝如何由衰败到灭亡，《谗书》虽是罗隐前半生的力作，陈述的内容似乎预示了后半生所处的外部环境。而这正是《谗书》的价值所在！

归仁在《悼罗隐》中说：“一着《谗书》未快心，几抽胸臆纵狂吟。”［7］卷825，9294两句兼论其文章与诗篇，如果吾人能回到晚唐的“语境”，不难体悟罗隐那种“未快心”与“纵狂吟”的悲愤心境。吾人应知《谗书》公诸于世之时，功名未立、而国事蜩螗，处在这样的情境，写这种快意讽刺之作，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需要多大的勇气！

笔者十分认同元代黄贞辅《罗昭谏谗书题辞》所说：“唐末僭为纷起，立其朝者，安食厚禄，充然无赧容。如公沉沦下僚、气节弗渝者几何人！……在昔，悭邪辈岂无絺章缋句、取媚一时，而泯泯莫闻。公气节可敬可慕，凡片言只字，皆足以传世，况其着书垂训者乎？”［1］653道光三年《新城县志》卷二十三载录清洪应涛《书罗隐传后》也说：“呜呼！国家存亡之际，最足观君子之用心矣。昭谏公于唐末造，穷于所遇，今读其《请追癸巳日诏》，谓陛下忧、岳渎亦忧矣，直通乎天人之际也。”［2］688罗隐在《谗书》五卷中所陈述的将不只是晚唐的政情，更可贵的是真实呈现“青年罗隐”可敬可慕的气节，仅凭这一点，已经可以使《谗书》传世不朽。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经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将罗隐的《谗书》定位为“抗争和愤激之谈”固然不错，然而罗隐似乎还怀有儒家“借史垂训”之意向，只因罗隐不仅“委婉谲谏”，还使用了“批判讽刺”的手段，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