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秘府论》的二处原典考证

2011-04-12卢盛江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期

卢盛江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文镜秘府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原典考证。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几篇文章论及。本文想再就二处原典提出看法。主要涉及两个材料，一是西卷《文笔十病得失》，二是北卷《论对属》。

一关于西卷《文笔十病得失》的原典

《文笔十病得失》后半出《文笔式》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后半开头即明确说“《文笔式》云”。［1］1238问题主要在《文笔十病得失》这一篇的前半，即自开头至“笔势纵横动合规矩”句之前一段［1］1189-1234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为前半原典也是《文笔式》①此一意见者最早由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提出，而罗根泽《文笔式甄微》作了详细考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其前半与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所引刘善经说多有相同之处，因此它们都出《四声指归》②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年）最早提出这一意见。王晋江《文镜秘府论探源》也说：“罗根泽所谓十病，本是刘氏引沈约说并加上自己的意见。”（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95页）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86年）表示了类似的意见。。笔者倾向于前一说，并以为还需作进一步的辨析。

（一）同一问题，《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八病”引刘善经说有不同

比如：同是笔之蜂腰，“八病”引刘说举例云：“阮瑀《止欲赋》云：‘思在体为素粉，悲随衣以消除。’即‘体’与‘粉’、‘衣’与‘除’同声是也。”［1］956“体”与“粉”、“衣”与“除”，分为上下句的第三、第六字，是知刘氏所谓笔之蜂腰，是指三、六同声。刘氏又说：“又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此虽世无的目，而甚于蜂腰。如魏武帝《乐府歌》云：‘冬节南食稻，春日复北翔’是也。”［1］596以二、四字同声为蜂腰，他举的例诗魏武帝《乐府歌》，同声上句“节”“食”，后句“日”“北”均同入声，这是五言诗，是知刘氏所谓二、四同声，是指五言诗。就是说，“八病”引刘说，以三、六同声为笔之蜂腰之病，而亦以二、四同声为五言诗之蜂腰病。

再看《文笔十病得失》前半。《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论诗未说二、四同声为病，论笔，未说三、六同声为病。从举例看，四言：“笔得者：‘剌是佳人。’失者：‘扬雄甘泉。’”得者二、四不同声而失者同声。六言：“得者：‘云汉自可登临’，‘摩赤霄而理翰’，失者：‘美化行乎江汉’，‘袭元凯之轨高’”，［1］1208得者二、六不同声而失者同声。同样，七言为二七、八言为二八，得者不同声而失者同声。说法显然与“八病”引刘氏说有异。

再看关于“蜂腰”的定义。《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蜂腰：第一句中第二字、第五字不得同声。”［1］1208“八病”则说：“刘氏云：‘蜂腰者，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1］956稍加注意不难发现，两者看似一致而实有不同。所谓“第二字第五字不得同声”，《文笔十病得失》前半明确限定是“第一句”，而“八病”引刘说未加限定。刘氏举例：“古诗云：‘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是也。”他举的是两句之例，而这两句，上句“君”与“甘”，下句“独”与“饰”均同声，而元兢明确说“独与饰是病”，［1］954元兢实际承刘氏之说。就是说，刘氏所谓蜂腰，所谓“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实际是既指第一句，也指第二句。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举例：“诗得者：惆怅崔亭伯。失者：闻君爱我甘。”均只举了一句诗例，而且都是“第一句”。笔的举例也是这样。前已引述，刘氏引阮瑀《止欲赋》：“思在体为素粉，悲随衣以消除”，［1］956为上下两句。《文笔十病得失》前半所举之例均只一句。这说明，同是论蜂腰，《文笔十病得失》只就“第一句”言，而刘善经则兼论上下两句。两者显然有很大不同。

（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论蜂腰和《省试诗论》所引《文笔式》一致

《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八病”引刘说的不同，恰恰也是它出自《文笔式》的证明。现在可以确知为《文笔式》的材料，除《文镜秘府论》正文及一些古钞本如三宝院本的夹注有说明的之外，还可从日本《本朝文粹》所载《省试诗论》找到。《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只就第一句论蜂腰恰和《省试诗论》所引《文笔式》一致。

《省试诗论》记载的是日本长德七年（987年）因学生大江时栋的省试诗而引发的关于诗病问题的一场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也是五言诗第二句应不应该避蜂腰。讨论的双方，式部少辅兼东宫学士的大江匡衡，和大内记兼越中权守纪齐名，他们各自向天皇陈状。

纪齐名说：“件诗云：‘寰中唯守礼，海外都无怨。’今案：‘外’与‘怨’同去声，是蜂腰病也。”［2］233他说的正是下句第二字与第五字也不得同声。大江匡衡则认为：“蜂腰有每句之文，上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必避之；下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者，虽立每句之文，不避之”，［2］235因此纪齐名列举的这首省试诗并未犯蜂腰。他说：“近古之名儒，都良香奉试《听古乐诗》，以卧为韵，其诗云：‘明王尤好古，静听时临座。’如此，则‘听’与‘座’用去声，不为病累，已以及第。自余试用他声韵及第诗等，专无忌下句蜂腰。”［2］233他又举了题为《连理诗》，有名王、坂上斯文的及第诗，题为《听古乐》的都良香、藤原渊名、高阶令范的及第诗等许多例子，说，这些诗“下句不避蜂腰，皆预及第。”［2］233

他们都引有关诗学著作的论述为证，纪齐名引元兢《诗髓脑》和《文章仪式》，而大江匡衡则在引述《诗格》的同时，引述了《文笔式》。第一次陈状，他就说：“夫蜂腰病者，上句可避之由，见《文笔式》。因之，先儒古贤不避下句蜂腰。”［2］236第二次陈状，他引述更为具体，说：

《文笔式》云：“蜂腰者，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也。所为证诗，以上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为病云云。”又《诗格》所释：“初句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又是剧病云云。”然则依下句不可避蜂腰，《文笔式》、《诗格》下句已不载蜂腰之有无。［2］236

此处所引之《诗格》未详出自谁家。所引之《文笔式》，则显然和《文镜秘府论》所说的《文笔式》是同一书。《省试诗论》引述了《诗髓脑》，恰和《文镜秘府论》所引述的基本内容完全一致，说明《省试诗论》引述的材料是可靠的。从《省试诗论》可以知道，五言诗第二句是否须避蜂腰，当时人们的意见确不一致，而根源在于中国的诗文论典籍，元兢《诗髓脑》为一派意见，《文笔式》为又一派意见，正相对立。这又恰好可以和上面所分析过的《文镜秘府论》“八病”引刘说和《文笔十病得失》在蜂腰问题上的分歧相互对应。两相比较不难知道，刘善经《四声指归》和元兢《诗髓脑》一致，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省试诗论》所引《文笔式》无异。《文笔十病得失》和《文笔式》都只就第一句论蜂腰，都未论及第二句。《文笔十病得失》在这一问题上与《文笔式》同而与《四声指归》根本不同，这似可以作为一个有力证据，说明它的原典不太可能是《四声指归》，则更可能是《文笔式》。

（三）“‘文笔’十病得失”的标题和“文笔式云”

标题值得注意。为什么叫“‘文笔’十病得失”？可能因其所论之“十病”，既是“文”之病，也是“笔”之病，是“文”“笔”共有之病。也可能因为其原典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题为《文笔式》的书。换句话说，“文笔十病得失”就是《文笔式》的“十病得失”之意。也可能两种含义兼而有之，既指“文笔”共有之病，又指《文笔式》一书所载之病。

这样理解是有根据的。《文镜秘府论》的一些标题，常常就含有书名。天卷《调四声谱》即沈约的《四声谱》，《四声论》，即出刘善经《四声指归》，既是“四声”之论，又是《四声指归》之论，是《四声指归》关于“四声”之论。东卷《笔札七种言句例》，原典即上官仪《笔札华梁》，是《笔札华梁》一书所载之“七种言句例”。南卷《集论》，即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是《河岳英灵集》之论。北卷《帝德录》，则更直接是原典之名。因此，《文笔十病得失》之“文笔”，很可能就兼指《文笔式》之书名。

《文笔十病得失》中间有“文笔式云”，［1］1238也是一个根据。引述原文之后，再出现原典之名，《文镜秘府论》中不乏其例。西卷“八病”“第八正纽”，“元兢曰”三字就在所引元兢说之后出现，在它之后和之前，都为“元兢说”。“第十五龃龉病”以后诸病这类例子更多。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这一病目旁注“元氏云，兢于八病之别为八病，……八者何，一曰龃龉，二曰丛聚，三曰忌讳，四曰形迹，五曰傍突，六曰翻语，七曰长颉腰，八曰长解镫。”［1］1126说明龃龉、丛聚、忌讳、形迹、傍突、翻语、长颉腰、长解镫诸病原典均出元兢《诗髓脑》。“第一平头”元兢论平头病时，批评“今代文人李安平、上官仪皆所不能免也”［1］920，说明他论声病好引上官仪为例。“龃龉”等八病中，“第十三龃龉病”和“第十九长颉腰病”、“第二十长解镫病”的第一段，就都引了上官仪的例子，或引其论说以资佐证，或引其作品作为犯病诗的例证。这说明，这几病的第一段，原典都应为元兢《诗髓脑》。但这几病表明原典的“元兢曰”字样，却只出现在第一段之后，第二段之前。这是《文镜秘府论》中常见之例，特别在西卷。联系《文笔十病得失》的题名，结合前面分析的那些根据，《文笔十病得失》也当是前面已经引述了大段《文笔式》的原文之后，再出现“文笔式云”，在这个“文笔式云”之前和之后，都当为同一原典，即《文笔式》。

（四）关于和“八病”引刘氏说的相同之处

《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八病”引刘氏说确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仅此一点，并不足以证明其原典就一定是《四声指归》。空海反复说明他编撰《文镜秘府论》时处理繁复众多材料的基本思想是“削其重复，存其单号”（天卷序［1］24）、是“弃其同者，撰其异者”（东卷序［1］666）。既然是“弃其同者，撰其异者”，同一卷的紧相连接的两处，重复引述内容相同而原典又相同的材料，同一种原典的同一内容重复引述，才是不可思议的。正因为其内容相同，所以它们所据原典应该不同，这反而可能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两者的相同之处，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列数得比较全面，共列举了一十八例。［3］34-35这一十八例，情况各异，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形同而实不同，或者说，引例引言相同而实际观点相左。比如，同引“闻君爱我甘”［1］956的诗例，这是两句诗的上句，《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只引此一句，说明只第一句须避蜂腰，而第二句不须避之。［1］208“八病”刘氏说则同时还引了其下句即“窃独自雕饰”，［1］956用来说明五言诗每句都须避蜂腰。再比如论平头，都说过类似“疥癣微疾，非是巨害”［1］923，1189的话，但“八病”刘氏针对的是“铭诔之病”，虽不指诗，但仍属押韵之“文”的范围。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说的则是“文笔未足为尤”，［1］1189既指押韵之“文”，也指不押韵“笔”。

有些可能是两家均同引前人之说。如例诗“客从远方来”，据《诗人玉屑》卷十一，可能原出沈约。它可能是前人共同常引之诗例。“平声赊缓，有用最多，参彼三声，殆为大半”［1］956十六字，和“壮哉帝王居”一诗，同引刘滔说。“凡用声，用平声最多，五言内非两则三”［1］956一段，亦概括刘滔说。这些材料的原典，本来就非始出《四声指归》，刘善经可以引用，《文笔十病得失》应该也可以引用。隋至初唐诗文论共引前朝旧说，极为普遍。用《文镜秘府论》东卷空海注来说，是“古人同出斯例”。［1］678共引古人之说，不足以说明《文笔十病得失》原典为《四声指归》。

《文笔十病得失》所引材料，有的原典可能确始出于《四声指归》。但是，《文笔式》本来就好引刘善经之说，《文笔十病得失》之后半，引“文人刘善经云”［1］1247云云，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引用《四声指归》，不等于原典就是《四声指归》，这是有联系而有区别的两回事。

二关于北卷《论对属》的原典

按照笔者在《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的看法，北卷“论对属”这一题名，既是北卷的大题，又是首篇文字的小题①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678页注①“盛江按”。。这里说的《论对属》，是指北卷《句端》之前的首篇文字。

《论对属》应该是初唐时的理论①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已指出：“（《论对属》）可能和《文笔式》《笔札华梁》一样同是初唐时的理论。”（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86年，第723页）但未说明更多理由。参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678页注①。。它讨论的还是上下尊卑，有无去来，东西南北，还有隔句、同类、异体、双声叠韵之类基本的对属，《诗人玉屑》引上官仪“六对”“八对”，就是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它还没有元兢《诗髓脑》奇对、字对、声对、侧对，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等这些东西，更没有后来皎然《诗议》邻近对、含境对、双虚实对、假对等东西。提出这些更为繁复的对属形式，应该是在提出基本的对属形式之后的事。而北卷《论对属》还提出还只是早期那些基本的对属形式，它还没有涉及后来提出的更为繁复对属形式。它说，像“寒云山际起，悲风动林外”那样的“上升下降”，像“日月扬光，庆云烂色”那样的“前复后单”，“语既非伦，事便不可”。［1］1680类似的情形，皎然《诗议》中也有。皎然《诗议》的“交络对”的“出入三代，五百余载”［1］784，“三代”和“五百”，同样是一升一降；“偏对”例句“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的古墓和松柏，日月和列宿，同样是一复一单。类似的情形，一则以为非伦不可，一则作为一种新的对属形式而加以肯定，这显然反映了对属形式认识的发展，而前者应该是更为早期的思想。从对属论的发展来看，是先提出基本的对属形式，尔后再提出更为繁复的对属形式。北卷《论对属》反映的应该还是初唐时的认识。它应该在皎然之前和王昌龄《诗格》之前②《考文篇》：“有人认为可能是王昌龄《诗格》。”盛江按：北卷《论对属》实应该在王昌龄《诗格》之前。，很可能在崔融、元兢之前，很可能与上官仪《笔札华梁》同时或稍后。

《论对属》正文的一些内容，可能出《文笔式》③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以为《论对属》均出《笔札华梁》。小西甚一以为出《笔札华梁》或《文笔式》（见其著《文镜秘府论考》之《考文篇》和《研究篇》。二家之说均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678页注①）但小西甚一未说明更多理由。。第一段就有可能出《文笔式》。

和东卷“第一的名对”所引《笔札华梁》和《文笔式》作一比较，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印象。从东卷“第一的名对”看，同一种对属形式，《笔札华梁》和《文笔式》名称并不一致。《笔札华梁》称之为“的名”的，实际是“同类对”④如：“持艳偶鲜，用光匹采，疏桐密柳之相酬：故受的名。”如果前面的分析可信，这一例当出《笔札华梁》，而这里的艳和鲜，光和采，疏桐和密柳，除“疏”“密”义相反之外，其余概念，其义并不相对，均属同类对。。而《笔札华梁》称之为“正名对”的，恰似多为“反对”⑤如说“天，地，日，月，好，恶，去，来，轻，重，浮，沉，长，短，进，退，方，圆，大，小，明，暗，老，少，凶，儜，俯，仰，壮，弱，往，还，清，浊，南，北，东，西。如此之类，名正名对。”［1］687-688又如：“又曰：‘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释曰：迎送词翻，去来义背，下言西北，上说东南：故曰正名也。”［1］688这些都出《笔札华梁》，这当中相对的语词概念，多属于“反对”。。《笔札华梁》所说的这两种对（“正名对”和“的名对”），在《文笔式》那里，统称为“的名对”⑥东卷“第一的名对”：“的名对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句安东，下句安西；上句安南，下句安北；上句安正，下句安斜；上句安远；下句安近；上句安倾，下句安正：如此之类，名为的名对。”［1］687又以：“诗曰：‘东圃青梅发，西园绿草开；砌下花徐去，阶前絮缓来。’释曰：上二句中：东西是其对，园圃是其对，青绿是其对，梅草是其对，开发是其对。下二句中，阶砌是其对，前下是其对，花絮是其对，徐缓是其对，来去是其对。如此之类，名为的名对。”［1］688这两段论述都当出《文笔式》。若然，则前段中的山谷，后段中的园圃、青绿、梅草、开发、阶砌、花絮、徐缓相当于《笔札华梁》的“的名对”，前段中的正斜，远近，倾正，后段中的来去，相当于《笔札华梁》的“正名对”即“反对”，而《文笔式》统称之为“的名对”。。也就是说，《文笔式》的“的名对”，既包括了《笔札华梁》所说的“的名对”，也包括它说的“正名对”。

了解了这一情况，再和北卷《论对属》比较，就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北卷《论对属》第一段所论，除最后所说的重言、双声、叠韵各对之外，其余各种对，包括前面所说的“反对”，还有后面所说的“并须以类对之”［1］1675的各种对，恰恰与东卷“第一的名对”引《文笔式》称之为“的名对”的那些对属的类型相合。

二，如前所述，北卷《论对属》第一段来去、明暗、清浊、进退等称之为“反对”。［1］1675这个称呼，与《笔札华梁》是不相合的。因为这些对属形式，既称之为“反对”，就不应同时称之为“正对”或称“正名对”，而《笔札华梁》恰恰是将这类对属称之为“正对”或称“正名对”⑦东卷“正名对”，宫内厅本、高山寺甲本、乙本、醍醐寺甲本、仁和寺本、宝龟院本、松本文库本等作“正对”。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689页校记〔四〕。。但北卷《论对属》“反对”的名称，与《文笔式》却可以是相合的。因为《文笔式》的“的名对”，本来就包含“反对”。东卷“第一的名对”所引《文笔式》的远近、倾安、来去，按照北卷《论对属》的说法，都可以称之为“反对”。

从东卷“第一的名对”来看，《文笔式》虽然也说“的名对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对”，［1］687但它毕竟只称“的名对”，而没有称“正名对”。它说“正也”，说“正正相对”，意思是说，构成对偶的一对语词概念名物，正相反或者正相对。而不论正相反还是正相对，都统摄在“的名”之下，它们之间关系密切明确的然，对应平衡恰切齐整，因此叫“的名对”。既然统称为“的名对”，在名称上，就和“反对”不冲突。“反对”不能同时称之为“正对”或称“正名对”，因为“反对”和“正对”的称呼是相冲突的、相矛盾的。却可以同时称为“的名对”。相对的两个概念意思相反（来去、清浊、明暗、进退等），可以称之为“反对”，构成一对语词概念名物的对偶关系明确的然，又可以同时称之为“的名对”。“反对”可以作为“的名对”大类下的一小类，《文笔式》的对属归类就是这样。北卷《论对属》第一段的对属称号，正可以与此相合。

还有一条材料。北卷《论对属》第一段说：“及于偶语重言，双声叠韵，事类甚众，不可备叙。”［1］1675这里说到重言、双声、叠韵，并且是把“重言”作为一种对属形式，和双声、叠韵并列。东卷《二十九种对》也论述到重言、双声、叠韵。从东卷《二十九种对》来看，《笔札华梁》是以重字属联绵对，它并没有将重言与双声、叠韵并列，作为一种对属形式。将重言、双声、叠韵并列的，有“赋体对”。我们前节曾分析过，“赋体对”很可能属《文笔式》。如果这一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北卷《论对属》第一段也很可能属《文笔式》，因为它和东卷“赋体对”一样，也是将重言和双声、叠韵并列。这种情形，与《笔札华梁》不合，而与《文笔式》较为相合。

这样看来，北卷《论对属》第一段，不太可能出《笔札华梁》，却有可能出《文笔式》。

但是，北卷《论对属》第二段起的正文，却可能出《笔札华梁》。

北卷《论对属》第二段起的正文，多骈俪体。如：

或上下相承，据文便合，……或前后悬绝，隔句始应，……或反义并陈，异体而属，……或同类连用，别事方成，……［1］1679

远近比次，若叙瑞云：……大小必均，若叙物云：……美丑当分，若叙妇人云：……强弱须异，若叙平贼云：……［1］1686

再看东卷《二十九种对》引《笔札华梁》。如“第一的名对”：“迎送词翻，去来义背。”［1］688如“第二隔句对”：“两相对于二空，隔以沾衣之句；朝朝偶于夜夜，越以空叹之言。”［1］701如“第三双拟对”：“既双结居初，亦两飞带末；宜昼宜时之句，可题可怜之论。”［1］707都是骈偶之句。再看下面二例。北卷《论对属》正文：

而有以日对景，将风偶吹，持素拟白，取鸟合禽，虽复异名，终是同体。［1］1686东卷《二十九种对》引《笔札华梁》：

持艳偶鲜，用光匹采。［1］688

不仅都是骈偶之体，而且一个是“将×偶×，持×拟×”，一个是“持×偶×，用×匹×”，句式完全一样。这应该是《笔札华梁》作者的惯用句式。如前面所分析的，《文笔式》多为质木少文的散文句式，而《笔札华梁》则为富于文采的骈偶句式。从文章风格看，北卷《论对属》第二段以下的正文，当出《笔札华梁》，可能为《文笔式》所引，却不可能为《文笔式》作者所作。

北卷《论对属》第二段以下正文之外，还有不少注文。注文出自谁人之手，也需要作出分析。

它是散文句式，与《笔札华梁》多骈俪体的文章风格不同。从注释内容看，可能有正文作者自注的成分，但很多则不太像是作者自注。注文的作者和正文作者像是两个人。比如正文说：“或上下相承，据文便合，若云：‘圆清著象，方浊成形’，‘七耀上临，五岳下镇。’”［1］1679-1680注文曰：“方、圆、清、浊、象、形、七、五、上、下，是其对。”［1］1680正文又说：“或前后悬绝，隔句始应，若云：‘轩辕握图，丹凤巢阁；唐尧秉历，玄龟跃渊。’”注文曰：“轩辕、唐尧、握图、秉历、丹凤、玄龟、巢阁、跃渊，是也。”［1］1680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是一些重复性的解释，本可不注而加注，这不像是正文作者自注，而是后来作者为把正文的理论更为通俗地介绍给普通读者而加的注。

这后来加注的作者，应该就是《文笔式》。注文质朴无华的散文风格与《文笔式》相同。注文习惯用“上……，下……”这样的句式。如：解释“比事属辞，不可违异。故言于上，必会于下；居于后，须应于前。使句字恰同，事义殷合”［1］1680句时，注文说：

若上有四言，下还须四言；上有五字，下还须五字。上句第一字用青，下句第一字即用白、黑、朱、黄等字；上句第三字用风，下句第三字即用云、烟、气、露等。上有双声、叠韵，下还即须用对之。

再看东卷《二十九种对》“第一的名对”引《文笔式》：

凡作文章，正正相对。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句安东，下句安西；……［1］687

诗曰：“东圃青梅发，西园绿草开，……”释曰：上二句中：东西是其对，……下二句中，阶砌是其对，……［1］688

又曰：“手披黄卷尽，目送白云征。……”释曰：上有手披，下有目送，……。［1］688

都是“上”怎样，“下”怎样，都习惯用“上……，下……”这样的表达方式。这应该是同一作者的习惯句式。

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北卷《论对属》说到“不对者，必相因成义”时，有一段注文，说：

谓下句必因上句，止凭一事以成义也。假令叙家世云：“自兹以降，世有异人。”叙先代云：“布在方策，可得言焉。”叙任官云：“我之居此，物无异议。”叙能官云：“望之于君，固有惭色。”叙瑞物云：“委之三府，不可胜记。”叙帝德云：“魏魏荡荡，难得名焉。”皆下句接上句以成义也。［1］1686

这里重要的，是提出当不相对偶之时，上下句应该如何处理。这里提出的是下句要与上句相因说明事理以成其义。类似的思想和说法，东卷“第一的名对”引《文笔式》也有。如说：

又曰：“云光鬓里薄，月影扇中新；年华与妆面，共作一芳春。”释曰：上有云光，［1］688下有月影，落句虽无对，但结成上意而已。……

同样是有二个不对之句，同样是提出落句在无对的时候，要结成上意。这里所说的“结成上意”，和北卷《论对属》注文所说的“下句必因上句，止凭一事以成义”，“下句接上句以成义”［1］1686，应该是同一个意思。这是不是说明它们同一出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