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琪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与妇女解放的互动①

丁 琪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了妇女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结盟,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形态和主体被置换的男权话语主导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解放单向度地被民族国家所掌控并以压抑与反抗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它们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双向互益的动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阶级意识的介入,使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表述发生本质意义转换,这种阶级论妇女观以强调妇女“阶级人”身份促进了妇女与一个新兴国家力量的融合,对当时广大女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思想召唤,其理论盲区是同一阶级内部的性别政治没有被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是妇女与民族国家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这种女性主义话语的遮蔽。

主体性;双向互益;异质同构;阶级意识

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孕育于近代前夜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俞正燮、李汝珍等极少数先觉者早就提出过反对穿耳缠足及妇女守节、一夫多妻思想,但是由于出发点及个人影响力等方面的局限,并没有在民间社会发出强有力的思想召唤。真正有影响力的妇女解放思潮产生于近代,尤其到 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革命时期,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下,妇女问题被纳入政治领域受到高度关注,成为维新救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中国妇女解放超越性别革命意义而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也由此在对话与冲突中隐秘地展开。

一、男权话语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

妇女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是由于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历史处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妇女问题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结盟。19世纪末尤其是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条约》带来的国土被瓜分的民族危机刺激了爱国进步人士变法图强的政治决心和强国梦。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和能量储备,发起了以“公车上书”(1895年)为标志的爱国政治运动,“解放妇女”思想作为“新政”、“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民族∕国家∕政治的关照视域。在康、梁等男性政治精英的呼吁下,“戒缠足”、“兴女学”等诉求伴随着强国保种的民族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深入人心,同时还渗透着晚清先进知识分子所大力推举的西学和进化论。紧随其后一个具有复杂性别意义的重大事件是 20世纪初叶《女界钟》的发表,这是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史上最早一本全面系统阐述女权理论的小册子,分节论述了有关女子道德、品性、教育、权利、参政等问题,无论是理论的深广度,还是对现实的警醒功能、影响力上,都大大超越了维新革命派,被誉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开端,作者金天翮也被看做是近代女权主义的先驱。但是民族∕国家∕政治本位及男权本位的女权话语特点,也成为它被后来女权主义者诟病的一个因素。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和行进过程都决定了它的非独立性形态,即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不同,它不是单纯为妇女争取权益和生存空间的运动,而是伴随着近代救亡图存及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兴起的,是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处于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之内。康、梁等妇女解放思想先驱与西方女权运动的发起者不同,他们解放妇女的侧重点不在参政权、工作权或财产权,他们关注的核心是戒缠足、兴女学,而且“戒缠足”并不是为了解放妇女本身,而是力图通过改善女性孱弱的身体达到“强国保种”的政治目的,女性身体是被赋予了“母亲”的符号和种族延续的意义才得到解放的。而“兴女学”一方面是为了消灭“二万万分利之人”以为男人减负,另一方面是从“优生”经验和“传种”意义上达成的共识。①王绯:《空前之迹》,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第 143-161页。因此,“中国男性精英话语下妇女平等与解放更多地具有富国强民的工具意义”。②郭圣莉、杨黎婧、金明:《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 2期。

另外,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处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妇女解放过程中女性主体性被置换的男权主导特征。西方近代系统化、理论化的妇女解放思想是由女性自身首先提出来的,妇女解放思想演化为社会思潮和革命实践,也得力于女性自身的直接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现实处境、心理体验及政治诉求伴随着自我表达和实际操演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因而由女性发起和组织的女权运动同时也是女性自我主体性外化和逐步建构生成的过程。而在近代中国,发动和领导妇女解放的主体是男性政治精英,他们往往代女性言,以政治合法性置换了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主体性。这使得一些涉及社会性别等级权力关系的基本议题在男权视域下被边缘化,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国族主义话语,是一种反殖民的社会总动员。这种主体置换遮蔽了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女性与男权文化结构的紧张关系,并且男性政治精英通过争取女权建构了自己的主体现代性。这种要求女权的男权话语主导特征在金天翮的《女界钟》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女界钟》让我们看到为何在近代首先是男性知识分子倡导女权,又如何通过想象新女性、新社会建构起现代化男权的主体性。作者开宗明义:“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口卷烟,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快乐!何等自在!我恨不能往!”③王政、陈雁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11页。对崛起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强烈向往激起了男性改变自己的欲望,从而对自己欲望的对象起了变化,对中国女人的定位也起了变化。另外所有关于女性的论述都指向一个理想新女性的塑造,但这个女性身份又是空洞而自相矛盾的,而女人身边的男人就十分具体。理想中的男人需要有女人的配合,“须亦以一夫一妻为基础,红袖添香,乌丝写韵,朝以公园之树,夕竞自由之车,商量祖国之前图,诞育佳儿。”④王政、陈雁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11页。因而所有关于女性的期望实际上都在帮助完成男人有关自己的想象,是在借女人构造男人自己的主体性。比如他希望女人既要走出家庭,又要做贤妻良母,既要有男性气质,又要红袖添香,“诞育佳儿”,这种要求反映了介于士大夫特权阶层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作者的多重主体身份:站在男性主体立场上,他眼中的理想女性是儒教下的贤妻良母;站在国家民族复兴的立场上,新女性蓝图就是女性向男性模式靠拢。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妇女解放发生的大文化框架和背景中捕捉到,男性启蒙者的妇女解放话语隐匿着双重父权结构的等级压抑,一是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群体的压抑,二是男性主导的殖民地国家对“文明进步”的原发现代国家的臣服,这也是“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文化父权结构”,⑤戴锦华:《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见戴锦华、陈顺馨编:《妇女、民族、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32页。是一种以种族压迫形式存在的文化父权体系。前者导致了妇女解放中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及中国妇女解放难以向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男权框架质疑的弱点,后者则造成中国在渐近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对思想启蒙本身及现代性的结构进行必要的反思。

二、妇女与民族双向互益的动态构建

妇女解放的主体性缺失、非独立性存在状态是否意味着它单向度地被现代民族国家所掌控并以压抑与反抗的形式存在呢?是否意味着妇女是被任意操纵的被动群体呢?研究者李小江曾就这一点作过辨析:“不能一说到‘国家’就一定是与妇女利益对抗的……作为这个民族整体中的女人,她的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与这样的民族国家有契合之处。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看做是妇女在‘民族’旗帜下与国家结盟。”⑥李小江:《女人:跨文化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7页。她更愿意把二者的结合看做是相互吸引、相互推动、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结盟关系,是双向影响的一个“互益过程”。学者王政曾说:“男性把女性作为实现国家主义的工具,而女性则把国家主义作为实现她们要争取平等目标的工具。”①王政、陈雁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9页。这种互为工具性的表述与看做是“互益过程”都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即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是“异质同构”的关系,它们在本质上隶属于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但在各自独立的表述系统里成为相互可资利用的资源,在共同认可的现代性向度上构建自己的规划和设想。

具体来讲,妇女解放问题成为现代性标志并大量进入国族主义的表述系统始于近代戊戌维新时期,在那种国力衰弱、列强入侵的历史境遇中,男性政治精英意识到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存状况是控诉前现代或殖民时代社会愚昧与残暴的最佳例证,是传播、印证现代性话语的有效途径。19世纪末 20世纪初流行的种种“妇女是封建专制的牺牲品”的表述都是借女性反叛封建政治文化,离析它与现代文明的距离,来证明现代化民族进程的合法性和迫切性的。随后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妇女突破了早期的符号象征意义进入社会革命和实践领域,成为民族解放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解放的总动员中女性成为积极响应的群体,她们甚至不惜生命参与到各种形式的爱国抗争中,悲壮举动随处可见,涌现出了秋瑾、唐群英、沈佩贞等一大批女中豪杰。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民族现代化的符号,又是建构现代化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革命力量。

妇女解放又是如何借助民族国家力量以展开性别革命的呢?首先,在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而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妇女通过将自身解放汇入民族和阶级解放的洪流来逐步接近完全的个体解放目标,其性别革命意图被遮掩,从而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等话语层面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妇女解放超出性别革命的民族国家意义使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进入主流视野备受关注,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女性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从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他们都对妇女问题给予极大关注,而强大民族国家的建构才是他们言说妇女问题的最终目的所在。相对于西方女权运动一直被男性利益集团视为威胁性别秩序的潜在颠覆力量而备受压抑与控制,中国妇女解放所获得的这种政治合法性是极其必要的,这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推进性别平等进程的有效捷径。另外,在当时妇女生存空间和社会能量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借助男性控制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也可以大大缩短女性进入社会领域的进程。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必须借助男性的资源和力量是由于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土壤不同于近代西方。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与思潮之所以由妇女单独发起和推进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业已确立的大工业文明背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视野的开阔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动摇了父权制的基础,使妇女逐渐成为一支独立于男性的社会力量。而中国近代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时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自然经济以及建筑于其上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大部分女性还固守封建纲常伦理观念尚未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其受教育程度和比例也很低。经济地位和精神观念的双重禁锢使女性尚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早期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大多要依赖开明父兄的支持和异性朋友创造的良好条件,而这些男性往往是在政治领域有一定影响的改革派或现代民族国家的提倡者,他们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中塑造了一批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并有能力为她们的发展提供优势资源、创造良好空间,如最早一批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追随者大多是这些男性先驱的女眷们,谭嗣同的夫人李闺、梁启超的夫人李端惠、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等等,女性先觉者能在封建文化坚如磐石的社会语境下挤入公共空间,借助的正是对民族国家充满现代性想象的男性的势力和资源。这里隐匿着“妇女解放——男性——现代性”的表述关系,它们实际上是通过“民族国家”这样一个重要想象体而勾连在一起的。

同时必须注意到,妇女解放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双向互动、互相取益并非是对等的,二者的结合也并非总是在平滑的直线上进行,而是在互益中充满了内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源于被启蒙的妇女在参加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女性主体意识不断觉醒,逐步意识到自己与男性的巨大历史差异及在不对等关系中为自身争取合法权益的正当性。那么妇女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又在以后的实践中把这些经验转化为什么样的现实策略呢?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参政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能说明这个问题。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中,为最大程度地动员女子的力量,同盟会曾把“男女平权”写进章程,但民主共和国建立后,宋教仁在同各方保守势力谈判的时候,同意把男女平权删掉。这样,以唐群英、沈佩贞等为代表的激进派女革命党人深感被出卖,“国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达到其目的,则从前之尽瘁者何为?”①王绯:《空前之迹》,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第 285页。她们认为女性在革命斗争中不惜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在革命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为此她们采取了激烈的斗争手段,但在男性强权政治威逼下,女子参政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结果似乎也更加印证了平和派的主张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是更现实、更有效的。她们不急于跻身参政之列,只是要求参议院为女子预留席位,同时把革命的重心转向女界自身的建设,通过普及女子教育、发展女子实业,提高广大妇女的经济实力、文化地位及政治素质,使之将来具备参政的资格和能力。后来在阶级矛盾上升时期,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把男女平权写进党纲。这个个案昭示出在民族、阶级矛盾上升时期,妇女与男性的利益在民族国家的召唤下趋于一致,而一旦民族、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性别问题就会突出出来,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妇女迫于男权势力的强大,往往以妥协、让渡、协商的方式来处理性别冲突。但这并非固化的规律,必须同时看到时间、空间的变迁对她们的动态建构产生的复杂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男性往往以更主动的姿态对妇女与民族的关系进行调适与重构,妇女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坚持自己的权益。

三、“妇女——民族——阶级”的复杂牵连

中国妇女解放的表述发生本质意义的转换源于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阶级意识的介入,从而形成话语层面“妇女——民族——阶级”多维度的复杂牵连关系,并使妇女运动结合阶级解放在更深入广阔的领域展开。“‘妇女解放’一词源于西方自由之精神,泛指妇女在各方面与男子获得同样权利和机会之后的个体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是同义词。”②左际平:《20世纪 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和感受》,《社会》2005年第 1期。妇女解放从缘起上属于性别范畴,是要在性别文化框架中解决性别等级和妇女受压迫问题,并且在妇女运动初期,妇女被看做是一个内在统一、没有身份差异的概念。这种性别范畴限度和妇女同一概念随着近代以来对民族国家想象的变化遭到了质疑和挑战,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20世纪初阶级意识的介入。

阶级意识与妇女问题结合并非五四时期才出现,早在 1907年,何震针对当时女子争取参政权的举动就提出妇女阶级性问题,“少数女子握权,绝不足以解救多数女子”,英国的维多利亚、中国的吕雉、武则天,都是女子主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相反,少数贵族女性参政对广大底层女性来讲,在男性压迫基础上又增加了同性压迫。

以少数参政之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不独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阶级。彼多数妇女不甘受制男子者,岂甘受制女子乎?

因而与其同男子争权,不如颠覆“人治”,消灭阶级,“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③何震:《女子解放问题》,《天义报》(东京)1907年第 7期。何震的论述超出当时妇女解放思想的两点,一是把妇女看成是一个有阶级差异的群体;二是对男女平等的多层次理解,她理解的男女平等不仅包括异性平等,也包括同性之间的平等,是“男子不受制于男子,女子不受制于女子,斯为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中间也包含着对无政府主义/大同世界的想象。何震的阶级论妇女观在当时并没有形成社会共识,直到五四时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阶级意识的妇女观才逐渐建构起来。从田汉的第四阶级 (无产阶级)妇女观,到沈雁冰的中流阶级 (中产阶级)妇女论,再到李大钊提出中流阶级与第四阶级的“互相辅助”斗争策略,都是阶级意识渗透于妇女观并指导妇女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呈现,形成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中的重要一支。

阶级论妇女解放思想背后是对一个消灭私有制、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想象,这种新兴思潮依然是为整个阶级和民族服务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的妇女观相近之处是都淡化性别矛盾,放大突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不同的是,康、梁等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强国保种而强调妇女身心健康和生存能力的增强 (如戒缠足、兴女学等),而阶级妇女论坚信妇女受压迫是社会制度性问题,它的最终解决不可能只依赖妇女本身,必须借助男女结合的整个阶级力量,颠覆私有制经济、建立无产阶级操控政权、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阶级论妇女观以强调妇女“阶级人”身份促进了妇女与一个新兴国家力量的融合,从而对当时广大女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思想召唤。

在策略层面和斗争实践中,阶级论妇女观虽然强调妇女的阶级身份认同,但并不鼓吹阶级对立,在动员妇女参加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下施行了“带动”“团结”“融合”其他阶级女性的包容性策略。因为他们认识到,“照中国现势看去,单单是第四阶级妇女运动是掀不起的”,“天天生活在压迫之下,他们是生活中的‘将落伍者’,非拼命做,是赶不上的。他们每天和生存奋斗,没有时间受教育,也没有金钱受教育;他们环境又坏,思想几乎是没有的,只有冲动,又因为常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受不堪的待遇,以致他们的道德也堕落”,“靠这阶级内的妇女去活动妇女运动也是很难的”。因而,沈雁冰以中产阶级带动无产阶级的“带动说”、陆秋心从第三阶级妇女运动做到第四阶级妇女运动的“过渡说”、向警予的对第三阶级妇女运动进行指导和改造的“包容说”,都反映了阶级论妇女观在民族国家旗帜下对妇女阶级身份的包容,而在实践中基本上形成由知识女性 (即沈雁冰的中流阶级妇女)领导、以广大无产阶级女性为主体、有各个阶层妇女参加的妇女解放运动。因而,所谓阶级划分的叙述是为国家建构服务的,依然带有强烈的工具性、修辞性特征,而妇女对它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源于想象的国家对妇女解放整体权利的承诺。在这里,是否与男人平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无论男人女人都获得了作为人所应有的全部权利。这种权利平等首先意味着义务平等,即女人要和男人一样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创建投身于阶级革命。

在阶级论妇女观发出强有力的思想召唤,动员最广大的妇女参与个体解放和民族解放斗争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的理论盲区。即它认可同一性别存在阶级差异,但回避了在同一阶级不同性别中还存在等级秩序问题,阶级内部的性别政治没有被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另外,新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在革命过程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如何解决,也极少提及。从 19世纪末期女权思想输入中国开始,中国妇女解放始终被纳入国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进程之中,由于民族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由于革命的正当性,使得女性面临与男性不一样的历史因袭和评价标准的特殊问题和性别要求被遮蔽了。“‘女性解放’的议程虽然有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相重叠的部分,但并不能被民族、阶级问题全部覆盖。因此,如果从女性角度提出性别秩序问题,将不是强化‘民族’、‘阶级’的整合,而会暴露民族国家、阶级秩序内部的父权制,并分裂、颠覆民族/阶级的主体形象,从而动摇国族主义的合法性。”这正是女性主义话语被遮蔽的原因,是源于女性主义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在利益一致层面上的内在冲突。研究者刘禾以萧红为例、贺桂梅以丁玲为例,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不同背景中都探讨过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五四以后一直纠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五四时期的阶级论妇女思想刚产生时就已经理论性地存在了,后来在实践过程中不时以多种形态呈现,并在复杂的多维关系中创造着多种意义表述和可能存在的空间。在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被抽象为一个男女共建的想象的共同体,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始终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具有男性主体性特征,中国漫长的历史和文化结构都在巩固着这一点,因而妇女与民族国家相互影响的动态建构关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并因时空变迁而不断产生出种种意义和可能。

(责任编辑:周文升 wszhou6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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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02—0155—05

2011-01-06

丁 琪 (1976-),女,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