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晓东

（湖北经济学院 社会科学系，湖北 武汉 430205）

冷战初期，美国奉行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为：若苏联在任何地方对美国的利益发起挑战，将会遭到美国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军事手段进行的全面报复。[1](P35)美国决策者希望“以威胁使用核武器就能维持世界秩序。”[2]（P8)其意图在于，以发动全面核战争对苏联进行威慑，可以使苏联因害怕遭到核打击而不敢对美国发起挑战，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期，大规模报复战略一直是指导美国军事准备的基本战略概念。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制定者宣称苏联的任何挑战都会引发一场核战争，但并不是在每个有关美国利益的地方，美国都会愿意冒着自身被毁灭的危险来证明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有效的。如果苏联以逐渐壮大的核力量作为后盾，在相对边缘的地带，采取渐进的方式蚕食美国的利益，就会令大规模报复战略陷于尴尬的境地。柏林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置美国于进退两难的地点，1958年发生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就充分暴露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局限性。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酝酿

自1945年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分区占领柏林开始，东西方之间围绕柏林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1948年发生第一次柏林危机后，柏林的局势稍显稳定，1958年11月，东西方在柏林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对抗。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声称要将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从而拉开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序幕。艾森豪威尔认为，对赫鲁晓夫的声明，美国没有理由立即进行公开答复，因为“过于热心地反对赫鲁晓夫的声明将给人以我国政府办事急躁的印象。”而且“我们已经遵行多年的权利是明摆着的。柏林的人民没有被这个消息所吓倒；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什么公开的行动，因此，只要西方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反应的。”[3](P371)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公开场合尽量避免对赫鲁晓夫的演讲作出评价，以使赫鲁晓夫感到他的威胁毫无作用。国务院发言人怀特1958年11月10日发表声明重申，任何国家都不能擅自逾越占领协定规定的界限，所有占领国对保证柏林通道畅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还说，若有必要，西方三国将不惜动用武力保卫西柏林的自由。[4](P46)虽然公开声明措辞平淡，但实际上，华盛顿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赫鲁晓夫的演讲。

外交官和军事官员们力图解读苏联的行动，预测其下一步行动。据当时在国务院工作的加特霍夫回忆，危机开始后，美国政界多数人认为苏联激化危机是政治上的攻势行动，“其目的不仅是想迫使西方退出西柏林，而且还想分化西方联盟，考验北约和美国的决心，削弱西方联盟。”苏联如果将柏林通道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就会危及到西方在柏林的占领权。“当时我们在华盛顿的看法是，东德警察在检查站要查看美国官员的证件，表明莫斯科企图逼迫我们间接承认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东柏林享有主权，而这样一来就会威胁到西柏林的地位，因为我们西方在西柏林的存在和管辖权及苏联在东柏林的管辖权，还有四大国在柏林全市自由往来的权利，均来源于战时盟军的占领权。”[5](P123-124)美国国务院在11月13日估计，苏联此举可能有多种目的：考验西方三大国维持其在柏林地位的决心；迫使西方与东德打交道，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东德；阻止联邦德国成为有核国家从而在北约集团中发挥重要影响；使西方军队撤离联邦德国；迫使西方同意就对德和约问题以及两德统一问题举行会谈。[4](P57)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认为，赫鲁晓夫想制止美国和北约加强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向联邦德国提供核运载工具。据汤普森说，赫鲁晓夫担心联邦德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会使民主德国已经孱弱的地位更加糟糕。通过在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莫斯科希望迫使西方以某种方式承认东德，从而加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汤普森认为，赫鲁晓夫的演讲是“危险的举动”，是为了营造紧张气氛而精心策划的行动，不可能预测出莫斯科下一步的行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苏联从东柏林撤出是很有可能的。杜勒斯估计，莫斯科“随时都会将其在柏林的一些行政职能移交给东德”。美国驻柏林代表团则认为，苏联向东德移交检查权时会非常小心，因为“苏联方面非常认真地看待我们对柏林的安全保证。”因此，他们会逐渐让东德方面的人员上岗；东德将试图对盟国的军事交通进行控制，这也许会迫使西方不得不使用武力来打通交通线。[6](P183-184)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官员们都认为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难并非虚张声势，而是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所精心策划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局势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他担心在柏林问题上的政治失败会损害美国与欧洲特别是与联邦德国之间在1940年代后期所建立起来的安全关系。作为一个全球贸易体系的拥护者，艾森豪威尔认为国内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稳定与发展依赖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扩张。他还认为，西欧的工业中心必须作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前哨阵地，以保证欧洲国家的资源与市场掌握在美国而不是苏联手中。艾森豪威尔将西方盟国在柏林的存在看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美国决心维持其在西欧政治和军事存在的标志。“这种地位的丧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它将削弱西方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地位。”[7](P328-329)1950年代，西方盟国一再强调，它们将把针对柏林的攻击看成是攻击它们自身。在1958年的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杜勒斯对这种仪式化的声明表示了怀疑，因为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为了柏林而牺牲自己。艾森豪威尔马上用“多米诺骨牌”理论来消除了所有质疑。他说，如果柏林丢掉了，美国就会失去整个欧洲，“如果西欧落入苏联之手，西欧国家发达的工业将会加强苏联的本身已经足够强大的工业，美国如果要生存的话，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军事堡垒。”面对在苏联控制下的整个欧洲，美国要生存下来，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并对经济实行管制，如此一来，如果华盛顿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表现不够好的话，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就会面临致命的危险。[8](P384)对美国来说，柏林与西德忠于西方联盟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西方丢掉了柏林这个冷战的前沿阵地，西德与西欧对于美国保证的信心将会大受打击。后果将会是严重的，它将会刺激波恩方面转向中立主义或者与苏联达成安全方面的协议。“如果美国撤出西柏林，不仅会动摇阿登纳政府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共同市场的信心，而且还会促成西德和俄国人打交道。”[9](P222)这样做的后果会使苏联在东欧的地位更加稳固。一个合法化的东德会在中欧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这样也会增加西欧国家的不安全感。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苏联并非虚张声势，美国必须认真对待苏联提出的要求，如果美国在这场危机中表现不当，将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出台

按照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苏联的任何挑战都会招致美国使用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的打击。然而在实际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艾森豪威尔并没有采取如此强硬的政策，而是背离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路线，寻求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进行谈判，以避免全面的军事冲突。虽然柏林局势危机四伏，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军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不相信苏联会把美国逼到墙角，用杜勒斯的话来说，苏联在柏林问题上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到千分之一。艾森豪威尔肯定赫鲁晓夫在搞讹诈，他会缩回去，而不会和美国硬顶。他们还认为，尽管苏联会将柏林通道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但会设法阻止东德向西方进行军事上的挑衅。[10](P26)

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如果拒绝与东德进行任何微小的接触，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很难在国内和国外得到广泛的支持。艾森豪威尔认识到在危机当中采取僵硬的立场在政治上是场灾难。“艾森豪威尔没有被赫鲁晓夫的夸张言辞所吓倒，他拒绝按最后通牒的条件进行谈判，但是他与杜勒斯——在后者1959年去世以前——都认为有必要对苏联人客气一点，不管怎么说，在他们最后一段任期内没有更多政治资源可资利用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11](P346)艾森豪威尔避免在公共场合对苏联进行威胁，也愿意就柏林地位与苏联进行谈判。关于苏联建议将柏林变成自由城市，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包括整个柏林，东柏林和西柏林，并且通过置于联合国管辖之下，他愿意讨论柏林自由城市地位。[10](P26)

艾森豪威尔还设法对军方的好战情绪予以安抚。1958年1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想关闭高速公路，他们想在第一天以一个整师的兵力投入行动。艾森豪威尔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将是多么愚蠢。一个师要在顽强抵抗下打通柏林太弱了；然而，对于为了仅仅显示力量又太强了。一个师将迫使苏联人“要么拿出行动来，要么闭嘴”，从而把他们逼进除了战争之外别无出路的境地。此外，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使用武力打开通道，它们能否提供兵力来保证110英里长的道路畅通无阻？如果出现企图封锁事件，艾森豪威尔要的是试探，不是战争，因而他下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支小得多的部队。[3](P382)

从1959年初的国际形势来看，与苏联就柏林和德国问题开展谈判似乎难以避免。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应对苏联挑战取得共识：在不放松军事准备的同时努力促进谈判。1月27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1959年春天与苏联会谈以讨论柏林问题、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欧洲安全问题是“适时的”。[12](P21)1月29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与国防部长麦克洛伊以及其他政府高官举行会议，重新审议美国的柏林政策。与会者认为，苏联不太可能对西方发起直接挑战，但美国和西方必须做好与苏联“摊牌”的打算。副国务卿赫脱提出了一个艾森豪威尔非常认同的说法：如果默许东德官员代替检查站的苏联官员，就会“使我们干脆从一个光滑的斜坡上滑下去，直到默许东德控制一切。”因此，艾森豪威尔决定不接受东德守卫对西方军事运输进行检查，因为这样做会被认为是西方接受东德取代苏联。然而，车队“可以出示文件以表明是属于军事运输的性质。”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提出的采取外交与军事行动的建议表示赞成。外交方面，美国应努力促成于4月中旬召开东西方外长会议，以无限期延长最后通牒直至其最后被取消。军事方面，美国与盟国一道，在联邦德国和柏林采取相应的军事准备活动，这些活动既能被苏联的情报机构侦察到，又不至于引起公众恐慌。[4](P299)

1月29日，艾森豪威尔在会议上同意采取杜勒斯提出的计划来取代武装试探活动。如果交通受到干扰，盟国将采取如下两个步骤：（1）寻求动员世界舆论来谴责苏联违反了协议，对和平构成了威胁，并将这一问题提交给联合国。（2）采取可以被苏联觉察到的军事准备活动。但是“使用额外的兵力将由政府来决定。”非军事性的措施建议包括向联合国申诉，经济和外交上进行报复，更为有趣的是要加强针对苏联势力范围的“分裂活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同时对“部分或所有的非军事行动本身是否能促使苏联取消对柏林通道的干扰”表示怀疑。文件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都认识到，该计划对于盟国之间的团结和对苏联的影响都有着很大的缺陷。比如，艾森豪威尔就表示，如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苏联就会把这等同于宣战。当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辩解在东欧搞破坏活动对应付苏联对柏林的封锁有何好处时，艾森豪威尔赶紧把话题转开。这表明艾森豪威尔并不愿意在苏联势力范围内采取进攻性行动。军事性措施方面，有四个选择：第一，重新打通地面通道；第二，在当地采取行动维持空中交通；第三，动用海军力量对苏联实施反封锁；第四，全面战争。对于采取行动重新打开地面和空中通道，艾森豪威尔说：“与采取政治行动不同，一旦我们诉诸武力，就不可能给这种行动设限。”“特别是对于动用师一级的兵力来说，更是如此。”最后的结论是，“任何有关军事行动的选择必须进行认真审查，视具体情况而定。”会议最后决定了在面对苏联的挑战时应该采取的具体行动步骤：（1）拒绝默认以东德官员代替苏联官员控制柏林通道，可以向东德官员出示通行证，但拒绝盖章。（2）5月27日前在西德和西柏林开始悄悄的军事准备活动。（3）一旦苏联向东德移交权力，就派一个有武装保护的小车队去尝试通过，如果受到阻挠则停止前进，车队只有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才能开火还击。（4）西方停止运输，大肆宣扬苏联的挑衅行为，向其施加压力，并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同时，进一步的军事准备将通过 “更加明显的手段”加紧进行。（5）如果上述压力无效，则把动用更多兵力的问题提交政府决定。（6）立即争取在4月中旬举行一次东西方外长会议。[4](P306)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实质是既不放弃军事准备，又寻求谈判，杜勒斯称为“双管炮”政策。该政策使美国与苏联就柏林问题爆发战争之前可以有一个缓冲期以进行谈判，而并非马上投入战争。“双管炮”政策的着力点是促成谈判，施加军事压力只是促成谈判的手段而已。然而艾森豪威尔在军事上的准备并不充分，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在于迫使苏联进行谈判，不愿意与苏联进行最后的摊牌。

三、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局限性

从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来看，大规模报复战略实际上遭到抛弃，其原因是这一战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大体上来说，有如下几点：

1.假设不成立。大规模报复战略要取得成功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假定美国拥有对苏联的压倒性核优势。二是假定苏联以直接和粗暴的方式对美国发起挑战。美苏冷战初期，在美国具有核优势的条件下，这两个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美国不可能长期拥有对苏联的压倒性核优势。伴随1950年代苏联在核武器与运载工具领域内的奋起直追，美苏在核力量上的差距逐渐被缩小。其次，在进行多番较量之后，美苏之间的战线大致稳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可以选择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以渐进的方式对美国的利益进行蚕食。赫鲁晓夫希望凭借逐渐壮大的核力量，在柏林对美国进行一次试探，以达到有限的目的。虽然在柏林问题上主动发起挑战，但赫鲁晓夫没有向美国彻底摊牌的计划，没有把美国一下子逼至墙角，而是留下相当充分的谈判余地，他还对党内的强硬派予以约束，以免使局势恶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对于苏联领导人的意图，美国方面当然是心知肚明。

2.制约了美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在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指导下，小规模的冲突和全面战争之间没有任何过渡阶段。这意味着每当和苏联发生冲突，都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从而使美国在外交上的选择十分有限。正如后来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所说，大规模报复战略只能使美国政府有两种选择：或是发动全面核战争，或是妥协与退却。[2](P8)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之初，如果美国政府极力推行强硬的军事解决路线，无异于关闭了谈判之门，这并不符合在外交政策上需要保持灵活性的原则，这也将破坏自1955年日内瓦会议以来美苏之间逐步趋向缓和的整体氛围。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发表强硬声明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3.盟国无所适从。决策者在制订该战略时，有意模糊了重大利益与边缘利益之间的区别与界限，其目的在于让苏联在对涉及美国利益的任何地方发动挑战时都有所忌惮。事实上，美国与其盟国都十分清楚，盟国的利益并不等于美国的利益。在盟国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利益，对美国来说，也许只是可以放弃的边缘利益。美苏冷战是一盘大棋局，而盟国只是这盘棋局上的棋子，美国不会仅仅为了捍卫盟国利益而冒全面核战争的风险。美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表现是否得当，关乎欧洲盟国特别是联邦德国对美国的信心问题。因此，美国极为重视与盟国进行协商。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存在，盟国显得无所适从。一方面，他们希望美国保持强硬，以遏制苏联在欧洲的冒险；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美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以避免由于美苏冲突而将欧洲陷于战火之中。这种无所适从的结果导致欧洲盟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必将进一步加大美国与盟国进行协调的难度。

4.作用有限。“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已经防止了大战争，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却没有维持住小和平；也就是说，没有消除那些只比全面战争浩劫较小的动乱，维持住和平。”[2](P8-9)随着苏联核力量的不断增强，艾森豪威尔政府认识到，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应付局部战争方面效果并不理想。但由于不愿放弃这一战略，即使通过增加战术核武器与加强欧洲常规力量来提高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但还是无法摆脱这一战略捉襟见肘的窘境。对于美国的决策者来说，柏林并非性命攸关。在柏林这个城市，美国处于全面的守势地位。在美苏全球对抗的背景下，如果只是因为柏林问题就导致美苏大动干戈，爆发一场核战争，很显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大规模报复战略在类似柏林这样的局部地点是无效的。它既无助于危机的解决，亦无助于改善美苏关系，反而会进一步暴露美国力量的有限性。

四、结语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发点是以威胁进行全面核战争来制止苏联进行任何战争冒险，虽然该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并不能完全阻止局部战争和冲突。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就是一个明证，在不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边缘地带，苏联是敢于进行冒险和试探的。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美国并没有按照大规模报复的信条来处理危机。美国虽然在公开声明中一再强调将坚决依照这一战略来应对危机和苏联的挑战，但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却是逐步偏离并抛弃了这一战略，以免陷入无路可退的尴尬境地。第二次柏林危机充分暴露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局限性。通过吸取第二次柏林危机的教训，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步入了死胡同，必须改弦易张，这就为肯尼迪政府“灵活反应”战略的出台埋下了伏笔。总而言之，冷战当中，美苏在宣称要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惜一战的同时，总是竭力避免迎头相撞。这表明冷战不仅仅呈现出美苏之间的激烈对抗，亦充满了自我克制、相互妥协、彼此让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国际体系中，任何以全面压制、消灭对手为目的的战略都难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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