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晓丽

新移民英语“文革”叙事与东方主义

邬晓丽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介绍了最近几十年在美国读者市场风靡一时的新移民英语“文革”叙事作品，指出了导致这些作品呈现东方主义色彩的3个主要原因，即出版市场的强大制约、对自传体裁的过分偏爱以及对中国套话的过度使用。同时，在剖析了运用东方主义理论话语对此类作品进行的批评后认为，一方面，东方主义理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创作现象进行合理解释；另一方面，过度的阐释和偏见也容易导致对作品进行过分简单解读的倾向。

新移民；“文革”叙事；东方主义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不断有移民出国并定居在欧美各国，这批人通常被称为新移民。经过一段时间在语言和生活上的调适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新移民用英语撰写的有关“文革”的作品在西方陆续出版，其中一些作品在读者市场取得了轰动效应，另一些则得到了各种文学奖项的青睐。这些作品与东方主义的关系一直是评论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梳理，意在指出，东方主义理论固然有助于加深对此类作品的理解，但过度的应用也可能会导致将作品简单化的倾向。

一、新移民英语“文革”叙事

最早的一部由中国人在海外写作的有关“文革”的英语作品是凌肯(音译)的《天谴》，于1972年在美国出版。该书作者是厦门红卫兵的头头之一，在经历了和其他红卫兵一样的抄家、武斗、串联、天安门城楼的检阅以及个人的爱恨情仇之后，二十岁不到的主人公感到极其厌倦，最后经香港出逃到西方。严格来说，凌肯只是本书的口述者，最后的英语文本是由美国的一个团队根据中文口述记录翻译、润色的。其后许多年没有类似的作品，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像凌肯那样能够在“文革”期间逃到西方去的亲历者实在寥寥无几。这一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或其他形式的新移民在英、美、加等国定居而改变了。在前后十多年时间里，出现了一批在英美读者市场或批评界引起相当大反响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凌肯那样的红卫兵或有类似红卫兵经历的人，另一类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第一类作品有梁恒及其美国妻子夏竹丽(Judith Shapiro)合著的《革命之子》、张戎的《鸿》、李彦的《红浮 萍》、闵安琪的《红杜鹃》等。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其中几本，比如《鸿》和《红浮萍》，还兼有以女性为主线的家族史成分。第二类作品有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和巫宁坤的《一滴泪》等。郑念的丈夫在1949年以前是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作者本人也受过非常良好的西方教育。《上海生死劫》的主线是作者本人的遭难过程以及为探究女儿之死的真相而与红卫兵展开的斗智斗勇。《一滴泪》的作者巫宁坤是著名的翻译家，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与后来的诺贝尔获奖者李政道是同学和朋友，回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出国定居前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近几年，在美国频频摘取主流文学奖项的哈金的作品则比较特别：因为长期呆在军队的缘故，哈金并没有红卫兵那样的经历，也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所以，尽管他到目前为止的绝大部分叙事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文革”有关，但叙事者在这些作品中通常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像上文提到的其他作品，叙事者在其中是一个主要的参与者。还有一些作品，比如前诗人、翻译家裘小龙的侦探小说《红英之死》()、《忠字舞者》()等，虽也或多或少牵涉到“文革”，但主要还是以探案情节取胜。

对操持东方主义理论武器的批评者而言，上述作品的吸引力是绝对毋庸置疑的。在笔者从国内期刊检索到的4篇关于哈金《等待》的论文中，就有两篇直接运用东方主义理论对小说进行批评。刘俊的《西方语境下的“东方”呈现——论哈金的〈等待〉》一文指出，《等待》在西方的走红是由于作者“展现了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传统中国，提供了共产体制下现代中国的图景”，是“一部在西方语境下由东方作者书写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作品”。应雁的《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一文，从“写给谁看的、为谁写的、写的是什么”三个角度，指责哈金的写作“包含迎合老式东方主义认知框架的自我东方化话语”。两篇文章都详细罗列了哈金为迎合西方读者而有意突出的那些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意象、情节，尤其对作者把主人公孔林的原配妻子刘淑玉安排成小脚女人这一点大加挞伐。另外，在一本名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书中，整个第四章全部用来批评那些“妖魔化中国”的畅销书。在作者重点批判的5本书中，有3本是英语“文革”叙事作品，即上文提及的《上海生死劫》、《一滴泪》和《鸿》，所用的批判武器也是东方主义理论。由此可见，东方主义理论是批评者在分析这些作品时最喜爱并最频繁使用的理论武器。那么，这一理论的适用性如何呢？

二、东方主义的魔咒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明白东方主义的确切含义。通常意义上的东方主义，按照萨伊德自己的说法，是指“有关世界上被称作东方的这个目前重要而具政治紧迫性地区的意识形态上的假定、形象和幻想”。套用到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中，则可以简单概括为：西方对中国的表述(Representation)，包括海外华人的自我表述，是某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权力运作下的结果。这种表述的运作过程和结果是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化和创造等级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作为整体的“文革”叙事作品的确容易受到东方主义话语逻辑的制约。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对此加以阐明。

(一)出版市场的强大制约

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具有全世界最发达、最商业化的出版市场。前面提到的作品大多由一些非常著名的出版公司出版。这些公司在出书前都要做细致的市场调研，揣摩读者的趣味，并在作者动手写作前就签定详细的合同。而读者作为一个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群体，身上携带着大量文化、宗教、国际以及国内各种权力运作的痕迹，其趣味不可能不受一些特定因素(比如中美关系的动荡)的影响。作者写书最终当然是给读者看的，但这仅仅是对成品而言，在创作的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读者因素的干扰。有这样一份合同在手，作者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无法在资本权力的影响和东方主义化的程度之间找到一个明确的比例关系，但出版市场制约的负面作用是可以预料的。

(二)对自传体裁的偏爱

从美国黑人文学到华裔文学，都是以自传或族裔自传(auto-ethnography)作为突破口从边缘向中心运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自传体裁的压倒性运用，成为各个边缘群体或少数族裔的显著特征。这一选择最初是无意识的、自然的，它使静默的或被压制的声音得到表达，对于促进少数族裔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然而，在得到了主流话语的肯定后，对自传的偏好渐渐变成了一种既是被迫同时又是有意识的主动策略。族裔自传隐含着如下前提，即其主人公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某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这样，书中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情感很容易被看作是这一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群所特有的，从而被本质主义化。从欧美出版市场对自传性的“文革”叙事作品的青睐可以发现，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文学上的感染力，而是由自传这一体裁暗示的真实性的承诺。也就是说，他们更感兴趣获取的是由这些自传作品提供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传达了负面的中国形象的知识。在《红杜鹃》的扉页上，有一条评语是这样的：“想象一下你对在哪儿居住或做什么工作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想象一下你的前途依赖自己的政治表现，你的行动与言谈会被记录下来并向国家汇报。再想象你读不到任何书籍，除了国家准许的那些东西。你不能结婚，甚至不能承认爱的情感。闵安琪不需要想象，她亲身经历这一切……”这些知识所具有的强化、更新、丰富其固有的中国知识的功能以及在背后推动新旧知识互动的权力关系，正是东方主义理论所关注的焦点。

(三)套话的过度使用

法国学者巴柔指出：“作为它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具有高度的多语境性”，并且“以暗含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恒定的等级制度，一种对世界和对一切文化的真正的两分法”。作为描写符号化倾向强烈的“文革”的作品，里面不可能不涉及一些常见的套话。问题是，有些“文革”叙事作品对套话的使用强度和频率太高了，从上述作品的英文标题就可以看出其对套话的偏好。对Red，Revolution，Communism等词汇的反复使用，使套话的上述功能和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以上特点限制了这些作品在表现人性深度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东方主义的大棒将它们的价值一笔抹杀。在大陆某些用东方主义理论对新移民英语“文革”叙事乃至更宽泛的中国叙事进行的批评中，以下一些现象应当引起注意。

三、对东方主义理论的过度使用

(一)取消海外“文革”写作的合法性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对这些作品的合法性的质疑和某种决定论的倾向。在一些批评者眼中，这些作品在进入正式的解读程序以前，已经自动地失去了合法性。他们认为，作者的身份、其身处第一世界而写作自己故国的事实以及采用的写作语言等，都决定了它们必然导向东方主义的结果。在这些批评者的操作实践中，东方主义主要是价值判断的准绳而非理论分析的工具。在“新东方主义的‘真实’声音”一文中，作者对哈金用英语作为写作语言进行了否定性的陈述，并以拥有英语创作能力的台湾移民女作家於梨华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事实作为正面的例子进行对比。作者认为“包括文学奖项评选人在内的相当大一部分西方读者对中国移民作家的阅读偏见……影响甚至预设了作品可能表现的内 容”。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特别是“预设”一词)是值得商榷的。在研究离散作家时，研究者首先应把离散状态作为事实来接受。也就是说，移民作家的身份、他(她)们身处第一世界的现实以及他们选择的写作语言，都是一些与价值判断完全无关的历史事实，对此加以道德上的指责是毫无必要的。以哈金等新移民作家为例，他们一生的最宝贵、最难忘的时段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他们不写自己熟悉的这段经历写什么呢？如果生活迫使他们以某一种语言为谋生工具，这与道德何干？难道某些语言是先天的毒药吗？英语是一种霸权语言的事实与用英语写作必然体现霸权者的意志，这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的关系。否则，东方主义批评岂非成了一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实践，所有这些批评文章也都不必写了，因为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知识体系的产物。因此，这样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剥夺了作家对于某种文化成规的任何哪怕些微改造或变动的可能性，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决定论。谈到评奖机构的影响，就目前各种信息判断，哈金可能为了谋生写作，但不太可能为了获得某个美国的文学奖项而构思自己的作品。文学奖项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弱、影响力、其与文学和其他因素的互动，都是各各不同、需要仔细分析的。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更应当看到其价值观中超越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标准，看到每一次具体评奖活动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

(二)推理倒置

其次应当注意的是，一些批评中存在的推理倒置现象，也就是说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东方主义理论揭示了某种知识行为背后的权力关系，但萨伊德是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而且在《东方学》一书和后来的多个场合强调某些具体分析的历史语境。采用倒置推理的结果就是把东方主义理论变成一根点金成铁的手指，把丰富多彩的世间万物都引向一个早已预料到的无差别的结果。我们说，“中国曾经有小脚女人的存在”这个说法本身并不是东方主义，一提到中国就把她与小脚女人联系在一起，这才是东方主义。前者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不包含权力关系；后者是一个表述，蕴涵了中国具有落后、非人道本质的等级判断。两者的区别是应当分清楚的。有些评论下笔前早已成竹在胸，专门在作品中寻找那些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体系中常见的词汇或意象，然后冠以“东方主义”的帽子。正如上文所提及，有的批评正是因为刘淑玉的小脚而断言《等待》的东方主义内涵，并从考证的角度指出其与史实的不符。从实际的效果看，把刘淑玉塑造成小脚对于《等待》这一故事的发展确实没有很大的必要，但对作品的完整性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实质的损害，不影响《等待》成为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一个关于中国的套话是否表现为东方主义，关键要看它在整体的结构中是否起到了强化某种权力关系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能将这个套话从艺术作品的有机结构中游离出来进行分析。以“文革”叙事作品为例，它们不可能不涉及到一些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词语和意象，就算作者用中文写，对象是大陆读者，这些词语和意象还是照样会出现的。我们的考察目标应当是这些词语和意象在作品整体结构中的作用，它们出现的时机、频率，它们与中文同类作品的差异，这样才有助于说明它们是否服务于东方主义话语。仅仅拈出类似“革命”、“红旗”、“红宝书”、“政委”、“共产主义”、“生产队长”等词语就指责作者“自我东方化”，这样的分析是草率的。

(三)顾此失彼的批判

最后一点也是本文最希望强调的，即揭示第一/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决不意味着掩盖第三世界内部固有的权力关系，或对此视若无睹。在这方面，萨伊德本人表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针对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东方学》一书的价值“在于向人们指出了东方学家的险恶用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伊斯兰从他们的魔爪下解脱了出来”的说法，萨伊德在“后记”里郑重指出，“这几乎与我自己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他表示，“对该书产生兴趣的每一家阿拉伯出版社都希望我改写或删除那些公开批评这个或那个阿拉伯政权(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部分，而对这样的要求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的怀疑正是《东方学》一书的价值，也是东方主义理论的精义所在。许多学者对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变形表示了关注。赵稀方在“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一文中，对以东方主义为理论母体的后殖民理论经过“理论旅行”到中国演变为民族主义的经过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这种以东方主义为表，以民族主义甚至更为狭隘的国家主义为里的做法，在对上述“文革”叙事作品的评论中醒目地存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的作者在评论《上海生死劫》时，对作为叙事者的郑念所遭受的所有实实在在的痛苦，甚至亲人的死亡，都抱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冷漠甚至冷嘲热讽的态度，对施加折磨的红卫兵、狱卒反而充满了宽容。批评者称郑念给人留下的“不过是个充满怨毒、自以为是、喋喋不休的老妇人的形象，她成日怨天尤人的主要原因，不过是她过去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生活遭到冲击”。这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逻辑！因为认真读过此书的读者知道，作者自己遭到残酷折磨不说，女儿被红卫兵抓去，一夜暴毙、尸骨无存。在评论者的逻辑中，只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那些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真实的人类苦难都变成了向西方主人邀取同情的表演，而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那些迫害者的所有令人发指的残酷行径都变成了无中生有的东方主义想象，甚至连郑念的基督徒身份和信仰也成了批评者嘲讽、挖苦的对象。批评者告诫说：“‘文革’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运动，并不像郑念所述那样简单。打开了个人历史的窗户，你要认真想一想，无论如何你自己曾经是个中国人，你所讲述给西方人的不仅仅只是你小小阁楼的旧事”¹⁹²。小小阁楼的旧事！笔者脑海中突然出现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的故事。这样的批评中隐含着“家丑不能外扬”的狭隘心理，把对“文革”荒谬与黑暗的描述等同于对国家政权和民族尊严的贬低，实际上暴露的是低自尊的防卫过激心态，客观上阻碍了对“文革”的深度反思，其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束语

东方主义理论与形象学理论都是分析和阐释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题材文学作品的有力武器。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东方主义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介入性，而形象学则更强调细致的学理分析。如果能将文化批判的热情与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培养求实的态度，化解西方近二三十年流行的各种文化政治批判理论所固有的戾气，由此避免落入东方主义理论本身所竭力反对的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和身陷权力结构当中却浑然不觉的思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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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mmigrants’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ves and Orientalism

Wu Xiaoli

(,,,)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ves writte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very popular on US reader market in recent decades, by the so-called New Immigrants. The author lists three elements accountable for the obvious orientalism in these narratives, namely, the restriction of the publishing market, the extra preference for autobiography and the overuse of stereotypes about China. Meanwhile, after closel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criticism which employs orientalism discourse to interpret th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ve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on the one hand, orientalism theory can, to some degree, appropriately interpret this particular literary phenomenon; on the other hand, overinterpretation and prejudice could also lead to oversimplified reading of thes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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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6

A

1009-895X(2011)02-0116-05

2011-01-11

邬晓丽(1973-)，女，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E-mail: helenwoo8512@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