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盛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

曹长盛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崇尚哲学的抽象人道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学的虚无主义、文学的自由批判主义等，结果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教训表明，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必须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充分发挥舆论工具的正确导向作用;必须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意识形态;苏联解体;教训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的原因极为复杂，近20年来，国内外学界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就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解体的作用及其教训谈些浅见。

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确保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逐渐地放松和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各种错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涌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党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公然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搞自由主义的多元化，使得党和国家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的舆论支撑，结果，社会主义大厦不可避免地倒塌——苏联解体。正如伟大导师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9页。

一、苏联意识形态多元化及其后果

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及其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怎样导致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改变和苏联的解体的呢?下面就几个主要方面作概要的论述。

一是哲学领域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哲学人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在赫鲁晓夫提出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政治纲领的鼓舞下出现的。它的出现同时又适应了为这个纲领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的需要，因此发展甚为迅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哲学界用抽象人道主义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到80年代所谓“改革”时期，抽象人道主义逐渐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主流哲学。当时，苏联哲学界无论是研究人本身还是考察社会历史进程和当代全球问题(诸如生态平衡问题、资源利用问题、核武器威胁问题)，都从抽象人道主义出发。这种思潮还通过文学、艺术、科技、管理、生活方式等渠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推动着苏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演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逐渐地把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他推行“全面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他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上，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1987年11月出版的由他署名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明确地把“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地论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又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作了全面的论证。1990年7月苏共28大上，在他主持下制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声明和新党章，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理想”和“奋斗目标”。这样，使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既是苏联改革的行动纲领，又是苏共行为的准则，成为党和国家完整系统的思想政治路线。戈尔巴乔夫为了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大力鼓吹和推行利益多元化、意见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通过鼓吹利益多元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意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行政治多元化，取消党的一元化领导而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改变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动摇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并使党产生混乱和分裂;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改变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政治反对派势力的得势及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党和政府威信下降，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全国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各方面的危机加深，最后导致苏共先被取缔后解散，联盟政府被先夺权后取消，最终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宣告了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彻底破产，也表明了抽象的人道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唯心史观。

二是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被美、英等西方国家宣扬为“规范的经济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主张经济自由化，主张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私有制，认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制度。公开提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号召人们以此作为行动判断准则。赞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认为私有财产权应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有害的。同时，反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无法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公有制是产生极权政治的基础，也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改良和社会保障制度，认为“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认为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私有制在促进效率、刺激经济增长、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明显地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他们以“反思”为名，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他们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剥削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认为在苏联现阶段搞私有化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私有化可以克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实现人的个性解放。第二，私有化可以实现社会公正。过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既不能自动带来物质福利，也不能天然保障社会平等”。实现私有化，将财产归还给人民，是恢复社会公正。第三，私有化可以实现社会稳定。80年代后期，苏联陷入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危机，他们认为其根源在于经济状况不佳，而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国有制的垄断性。因此，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私有化。这些舆论造成了思想混乱，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导致了改革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

在上述舆论的影响下，1990年7月，苏共28大确定将“向市场经济过渡”作为经济改革的方针和目标。会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共同决定，委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崇拜者和鼓吹者、经济学家沙塔林组织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计划。不到一个月时间，计划便公诸于世，被称为“沙塔林方案”，又称“500天计划”(计划在500天内完成)。该计划明确提出非国有化和民营化，即实行私有化。具体办法是，对小型企业主要采取出卖的办法;对大型国营企业，主要采取建立独立的股份公司的形式。方案认为，实行私有化不仅为市场机制的运行奠定了基础，而且能够为发展企业家活动提供保证，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戈尔巴乔夫委托阿甘别基扬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沙塔林方案”稍作修改后于1990年10月18日以总统名义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又称总统方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这一方案。这就意味着苏联的改革迅速地走向了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戈尔巴乔夫直率地说:“为了形成自由商品生产者这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①《真理报》1990年10月18日，专引自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苏联的演变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资料选编》第267页。1991年4月，受戈尔巴乔夫派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代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里森一起组织起草了《希望协议——苏联——西方联合声明》(称之为“哈佛计划”)，提出“从确立私有权开始，使基本经济权利合法化，大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法。1991年7月3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至此，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使几代人为之奋斗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事业付诸东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直接地在经济领域促进了苏联的解体。

三是政治学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它奉行多元主义、崇尚伦理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鼓吹“纯粹民主”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戈尔巴乔夫公然倒向民主社会主义，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改革。他声称:“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富有启发的内容，我确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民主党内的进程，我们正变得彼此接近起来”，“今天 ，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因为“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弱点、失误和错误估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这样，不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而且戈尔巴乔夫还推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翻版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改革的目标，实现了“改旗易帜”的方向性的转轨。当时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看到这次会议的文件时兴奋不已，说“新内容比比皆是”，“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之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②马特洛克:《苏联解体新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后来，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当时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道路”。③《苏维埃俄罗斯报》2000年8月19日。

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大搞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把苏联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必须加以“根本改造”的“专制官僚体制”，说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极权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必须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大肆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大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是把权力中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取消党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直接领导，使苏共由“领导核心”变成“政治先锋队”。同时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共起议会党的作用，使之成为“自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宪法第六条，正式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确定了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和总统制。其后，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鼓动下和多党制的推动下，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被召唤和集合起来，组成形形色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非正式组织和党派。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评论的，多元化“有助于使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为真正的反对派，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要求进行和平移交权力的谈判”，一个多元化的“独立的民众社会的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据统计，随着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推行，苏联的各种非正式组织在1990年达9万多个，各种党派500多个，其中全苏性的政党有20多个。这些非正式组织和政党几乎都是以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政治目标。

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变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苏共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改变，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一片混乱;随着多党制的推行，政治反对派势力迅速扩大，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经济改革无任何成效，国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矛盾加深和民族冲突不断，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上涨。在这种形势下，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解散。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反对派全面夺取联盟政权。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签订“明斯克协定”，宣布“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地理政治实体停止存在”，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其它八个加盟共和国以倡议国身份加入“独立国家联合体”，至此，苏联宣告正式解体。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泛滥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实践表明，如果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改良还有某种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对于已取得社会主义政权数十年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陷入困境和危机后向民主社会主义寻找出路，那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四是历史学的虚无主义。苏联历史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发端于“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史学界有人以所谓“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把抽象人道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作为依据和出发点，肆意歪曲和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所谓“公开性”、“恢复历史真相”、“填补历史空白”等口号的鼓动下，史学界掀起了强劲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不仅进一步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发展到否定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否定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建设、农业集体化运动、30年代的肃反、卫国战争等，几乎把苏联的整个历史全部抹黑。与此同时，许多人却在美化旧俄罗斯的历史，肯定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赞扬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白军将领，把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完全颠倒了过来。正如一些正直的苏联史学家所指出的，“恢复历史真相”成了“随心所欲地演示苏联七十年的背面。彻底地、一年一年地加以毁坏，到处只挑选黑暗的、阴森森的、悲惨的东西，到处只看到停滞、暴力、劳改营”。“这是多么努力地在填补历史的‘空白点’，以致都没有觉察到，如何在一个美妙的瞬间，不仅历史没有了‘空白点’，连历史本身也不存在了”。①博尔久科夫、科兹洛夫:《史学与时期》，莫斯科1992年版，第3－4页。这并非偶然，它是由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运动而掀起的，其目的是企图通过批判和诋毁前苏联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道路，从而为他们推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路线制造舆论，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②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苏)《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找到根据。由于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造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也就为苏联解体作好了舆论准备。

五是文学的自由批判主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文艺政策逐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文学的主体地位不断遭到削弱，自由主义批判主义倾向迅速滋长，出现了所谓的“解冻文学”、“劳改营文学”现象。到80年代，在“民主化”、“公开性”口号的鼓励下，文学领域出现了一股新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浪潮。首先出现了“政论文热”，许多作家尤其是自由派作家纷纷发表政论文，相当多的文章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暴露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接着，各个时期受过批判、遭到禁止和流传到国外的作品重新集中地发表出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回归文学潮”，其中许多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倾向。与此同时，新创作了一批暴露性作品，丑化革命领袖，否定苏联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甚至诋毁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三个方面的作品汇成的新批判浪潮几乎淹没了整个文学界，冲毁了各种堤防。他们的各种奇谈怪论、捏造的各种谎言、精心炮制的半真半假的东西，通过各种文学报刊，通过像广播电视这样覆盖面极广的传播媒介，对要求了解历史真相和现实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希望进行真正的改革的广大群众实施所谓信息的狂轰滥炸，对群众的意识起了很大的毒害作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们引入了歧途。可以说，文学领域自由主义批判主义浪潮在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舆论、推动苏联解体方面起了打头阵的作用。

二、苏联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的后果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

上述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表现及其影响，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而且是同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密不可分的。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促进了苏联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形成，共同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有巨大的反作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不论其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多么复杂多样，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意志在思想体系中的集中反映。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建立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和灵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的指导地位，主张“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毫无顾忌地猖狂进攻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放手让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他主张的多元化，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作用的言论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这样，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整个苏联共产党，搞乱了整个苏联，直接危及国家的安全，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一惨痛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必须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切忌把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个别结论僵死化、凝固化、教条化，而是应当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与时俱进地创造性地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必须有力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从来不会有空白，正确的、积极的、健康的思想不去占领，反动的、消极的、腐朽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就会动摇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上有多少种所有制、有多少个阶级、有多少个不同利益阶层，就会有多少种反映这些所有制和阶级、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种。同时，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也是多样的，这也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的不同、对文化的需要不同也是紧密相联的。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各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它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意识的渗透也是难以避免的。

苏联解体在意识形方面的教训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必须清醒认识、正确对待，积极主动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重在建设，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在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变多样的情况下，在意识形态领域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要冷静观察、辩证分析。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对学术理论问题，要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对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正面教育，做到以理服人;对政治原则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能掉以轻心、听之任之，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坚决斗争。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在实践中巩固和发展起来。

第三，必须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充分发挥舆论工具的正确导向作用。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阶级都要营造舆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要造舆论，就必须有工具;没有工具，舆论就无从造起来。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动的阶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努力掌握书报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工具及其管理机构，以便营造自己所需要的舆论。

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方针，“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放弃了对新闻出版等舆论领域的控制。尤其是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后，宣布实行“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自由办报”，凡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创办各种舆论工具。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各种舆论工具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实现了舆论的自由化，人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大开方便之门。据1990年的材料显示，苏联各反对派办的“非正式”出版物就有上千种。原先的党报党刊也改变了性质，许多机关报刊纷纷宣告“独立”，删去了报刊头上“机关报”的字样。长期实行的对西方电台、电视台的干扰停止了，让它们自由地对苏联播放。一些报刊、电台、出版社，为了追逐利润，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甚至宣扬色情、暴力。这样，苏联主动放弃了对舆论工具的控制，拱手让出了舆论阵地，使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主宰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各种舆论工具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使它们永远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工具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第四，必须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通过与苏联实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和实行经济技术封锁等，消耗它的经济实力，阻止它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之外，还通过全方位、多角度地对苏联进行政治和思想文化渗透，竭力拉拢、培植、支持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有计划有预谋地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苏联解体是和平演变战略得逞的体现。

西方国家为了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千方百计地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是不断加大新闻媒介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向人们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反共意识形态，还常常捕风捉影，搬弄是非，煽动反共情绪和民族分离倾向。二是采取广泛接触政策，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美国智库明确提出:“为了促进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美国应当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①《美国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66－167页。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美国和西方国家加紧了对苏联的学术、文化的交流，密切与政府中高级官员、学术界重要人物的往来，借以向他们宣传西方关于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的看法。把西方的价值观输送到苏联国内，逐渐使“西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思想的主流。三是充分利用文学艺术渠道，传播西方的文艺观点，贬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作品和作家。他们鼓励和支持苏联有自由化倾向的作家，给他们物质上和舆论上的支持，赞扬他们暴露苏联社会阴暗面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帮助他们出版在苏联被禁的作品，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回归”国内，助长了苏联的自由化势力。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攻势，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达到顶点，产生了明显作用。据俄罗斯权威的社会调查指出:“1990年，94%的人主张俄罗斯走西方的道路，其中32%的人主张以美国为榜样，32%的人主张以日本为榜样，此外还分别有17%和11%的人认为苏联的榜样应该是德国和瑞典。”②俄罗斯《消息报》1995年10月13日。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顶上的苏联国旗在寒风中悄然落下，宣告了苏联不复存在时，竟然没有公开的群众性的反抗，就不难理解了。

上述教训表明，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图谋，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与文化交流扩大，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将会进一步加强，形式将更为多样、方法将更为巧妙，变得更加无孔不入。面对这种情况，必须时刻牢记两种制度的差异和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及“西化”、“分化”的图谋，采取有效措施抵制美国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及时揭露和回击西方敌对势力公开的和隐蔽的各种思想渗透活动。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高抵制外来不良影响的能力和自觉性。

苏联解体的教训，不仅可以给中国人民以深刻的启示，而且俄罗斯人民也将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深情地指出:“在俄罗斯那里有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影响，人们还会在演变中比较、反思、鉴别，会得到正确的结论。”③转引自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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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07－0014－06

2011－05－23

曹长盛，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