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基 梅艳玲

(苏州大学 哲学系、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黑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与马克思哲学的诞生
——兼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思考

杨思基 梅艳玲

(苏州大学 哲学系、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实际上是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思辨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而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哲学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发现并克服了黑格尔哲学思维方式及其方法缺陷的基础上，才实现了他们哲学思维方式和整个哲学世界观的伟大革命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源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而又高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以平实且可实证的逻辑和语言朴素地阐明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普遍真理，彻底剥去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神秘主义的外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民大众的哲学或大众化哲学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话语基础。

哲学思维方式;辩证法;抽象;具体;哲学大众化

一、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辩证法及其哲学中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转向，开辟了哲学的新天地，其中影响最为重要且深远的是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但要说清楚马克思是怎样进行了哲学变革，我们就必须系统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这是因为:“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手;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但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从“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经过“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一系列的“对象化”或逻辑演绎，最后又回到“绝对精神”这样一种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他的辩证法不过是抽象思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人们头脑思维中的矛盾和辩证法置入我们所认识的客观事物及其过程中，把“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对象化”和“实体化”，从而将其作为现实世界的基础和发展动力，所以现实世界的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实际上就被他说成了“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的逻辑演绎过程，被说成了“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过程，成了“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在经过一系列的对象化之后最后又复归到“绝对精神”这种圆圈式逻辑演绎。这样，辩证法的客观性、革命性、发展性本质特征在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解中就完全被窒息和抹杀了，辩证法作为客观事物现实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本质联系就被歪曲为纯粹思辨的规律和联系。辩证法不承认有任何绝对神圣、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历史的、革命的变革过程之中，它们都只不过是过程的集合体，但黑格尔依据其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却妄想建立关于“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的圆圈式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妄想建立符合“绝对理性”的“千年理想王国”，因此辩证法不断革命的灵魂在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体系中也就被驱逐到九霄云外去了。而正因为黑格尔哲学包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上述尖锐对立和矛盾，所以到19世纪30和40年代，黑格尔学派内部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不仅表现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对立，而且还表现在“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马克思恰恰是在发现了黑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进而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体系，并成功实现了哲学史上颠覆性的革命性变革。那么，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究竟有哪些根本缺陷，应该怎样认识和克服这些缺陷。我们认为这必须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开始考察。

二、黑格尔“从具体到抽象”的《精神现象学》

我们认为，把握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必须从理解黑格尔“作为整个体系的导言、作为整个体系的第一部，并且作为一个自身的全体”②《〈精神现象学〉译者导言》，见《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的《精神现象学》开始，从马克思称其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黑格尔认为:“在我的《精神现象学》一书里，我是采取这样的进程，我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首，进而从直接意识的矛盾进展逐步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完全从意识矛盾进展的历程以指示哲学观点的必然性……因为哲学的观点本身即是最丰富最具体的观点，乃是经过许多历程而达到的结果。所以哲学知识须以意识的许多具体的形态，如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等为前提。”③同上书，第15页。即精神现象学(又称现象学)是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的学问，其主要研究精神的自我显现的历程，也就是意识经过矛盾发展过程，达到它的现象和本质的同一，故在“这部书里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形成过程。最初的知识或直接的精神，是没有精神的东西，是感性的意识”，“哲学观点”、“哲学知识”就是精神现象学最后要达到的作为认识最高阶段的那种“绝对知识”。在这一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的知识必须要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④同上书，黑格尔“序言”，第17页。经过自我意识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想象活动或对象化，精神才能由普通的感性知识达到“绝对知识”。当然“这条达到知识的道路将通过概念的运动而在它的必然性里包括着意识的整个客观世界”，⑤同上书，第23页。“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的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⑥同上书，第55页。而“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⑦同上书，第62页。马克思对此评论说:“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通过以上对《精神现象学》的简单概述，与黑格尔认为自己遵循的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相反的是，马克思认为其走的恰恰是从“抽象”到“抽象”的研究路径。这是因为，在黑格尔的研究视野中作为出发点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等“感性知识”的“具体”，实际上不过是“感性经验”的意识或某种具体的意识形式如“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等精神现象的具体观念和观点，而它们仍然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或某种思维抽象，它们是只能作为人们研究认识的结果而不能作为人们认识的起点并最终经过“由现象到本质”的许多历程而上升为哲学知识的。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知识“须以意识的许多具体的形态”作为前提，但实际上，“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等具体形态的精神现象并非知识可靠基础的生活实际和具体实践，这些意识形式本身是否具有与我们生活的实际和客观事实相一致的现实性和真理性，它们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生活的实际和事实关系，本身还是大可质疑而需要论证说明的。拿这些需要论证说明的东西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作为哲学知识不证自明的前提，这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态度，而且是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思辨哲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断无疑说明了人们的精神生产依赖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物质生活条件的获得依赖于人们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存在，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怎样认识和说明世界，决定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具体的历史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实践及与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才是我们一切精神生产、一切意识形式的客观历史基础、前提条件和理论出发点。总之，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但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显然不是从人们实践的具体和生活的实际(即客观现实的具体)出发，而是从认识结果的“直接意识”这一抽象思维的意识或观念的“具体”出发，这样一来，黑格尔“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又作为抽象固定下来并且被想象为独立的活动，即干脆被想象为活动……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于是，黑格尔“绝对观念”“自我意识的想象活动”和“对象化”才构成了创造一切的基础和源泉，成了万物的造物主，成了现实的客观事物和世界历史的主体及原动力，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思辨逻辑，是颠倒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本来关系，将“自我意识想象活动”的思辨的辩证法置入客观历史过程和事物发展过程之中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于是，辩证法的革命性和不断变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在黑格尔那里不能被坚持到底，最后被窒息在“绝对观念自我意识想象活动”的封闭式圆圈运动里，就是自然而然的逻辑归宿了。

三、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学》

这里的《逻辑学》指的是由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逻辑学》译出以区别于黑格尔《大逻辑》的《小逻辑》，它不仅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主要环节，又是最足以代表黑格尔晚年成熟思想的系统的逻辑哲学著作。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列宁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③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1页。众所周知，黑格尔基于客观历史条件限制和建立“绝对真理”哲学体系的需要，将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研究成果终点的“绝对知识”或“绝对观念”作为《逻辑学》的逻辑起点，并经过“自我意识想象活动”的对象化等一系列概念的演绎，最后又回到了“绝对精神”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理念”。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也就是说，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遵循的认识路线和逻辑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的具体知识到抽象的哲学精神并以哲学精神的自我意识对象化和异化而展开和再现哲学的宇宙精神和本质，而在其后的《逻辑学》中，他则反其道而行之，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而展开他作为“绝对知识”的哲学研究，最终达到对“超人的抽象精神”——即对“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哲学之理解，并认为这后一种方法对于获得真理的知识更为重要。

黑格尔非常重视哲学研究的逻辑方法，他的《小逻辑》就是运用抽象思辨的逻辑方法对哲学研究对象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论证，以此来实现哲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整合并由此达到对它们新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使研究的内容与哲学研究的方法保持一致。他认为逻辑方法是获得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唯一的与内容相一致的方法”。⑤黑格尔:《小逻辑》第一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页。

黑格尔认为:“哲学缺乏别的科学所享有的一种优越性:哲学不似别的科学可以假定为表象所直接接受的为其对象，或者可以假定在认识的开端和进程里有一种现成的认识方法。哲学的对象与宗教的对象诚然大体上是相同的，两者皆以真理为对象——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唯有上帝才是真理，此外，两者皆研究有限事物的世界，研究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研究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上帝(即二者的真理)的关系。因为哲学不仅对于这些对象本来有兴趣，而且按照时间的次序，人的意识，对于对象总是先形成表象，后才形成概念，而且唯有通过表象，依靠表象，人的能思的心灵才进而达到对于事物的思维的认识和把握。……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性的认识。”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38页。黑格尔就是这样在总结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他们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存在的缺陷，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唯心主义辩证法)见解:

(一)强调体现事物表象符合人们感受经验的概念有自身的矛盾和内在必然性发展逻辑，我们不能将主观任意的联系强加于概念。他说，在“目前的陈述里，接近表象和熟习的经验内容那一方面的材料虽说受了限制，但就诸过渡关键——这些过渡关键只能是通过概念的发展而产生的中介作用——看来，至少可以使人明白注意到，矛盾发展的方法从两方面说都是充分足用的，即第一，它异于别的科学所寻求的那种仅仅是外在排比;第二，它异于通常处理哲学对象的方法，即先假定一套格式，然后根据这些格式，与前一办法一样，外在地武断地将所有的材料平行排列;再加以由于最奇特的误解，硬要使概念发展的必然性满足于偶然的主观任性的联系”。②黑格尔:《小逻辑》第一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

(二)指出方法论在哲学研究中具有规范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这样的进展过程表明其自身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恢复绝对的内容，我们的思想最初向外离开并超出这内容，正是为了恢复精神最特有的最自由的素质。”③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页。

(三)提出了矛盾对理智的思维具有必然性的见解，认为思维的本性即矛盾的自我否定辩证法。如果我们“认识到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陷于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这一根本见解，就构成逻辑学上的一个主要课题”。④同上书，第51页。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对哲学作了概念上的界定:“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想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真正的自由思想本身就是具体的，而且就是理念;并且就思想的全部普遍性而言，它就是理念或绝对。”⑤同上书，第55页。而“理念完全是自己与自己同一的思维，并且理念同时又是借自己与自己对立以实现自己，而且在这个对方里只是在自己本身内的活动。因此，哲学这门科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l)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2)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异在或外在化的科学;(3)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它的异在而返回到它自身的科学”。⑥同上书，第60页。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也就是研究“绝对精神”之自在自足、自因自果的“理念”由“自在”到“异在”，最后又“返回它自身”的理由和根据从而形成的一种由“认识必然”而达到真正“自由思想”的科学。黑格尔所谓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本质上都不过是自在自足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自我矛盾地想象活动逻辑演绎出来的精神哲学。由此可见，黑格尔的作为“绝对真理”体系的哲学，不过是在作这样一种精神游戏或思想实验:他首先设想有一种超人、超自然、超历史的“客观精神”或“绝对观念”，然后使不占有任何时间空间而永恒绝对、虚无地存在的这种纯“客观精神”或“绝对观念”，通过它自身那种摆脱“历史外在性或偶然性”的完全自由的“自我意识想象活动”，实现为一种具有活生生的“感性”“现实性”并能够以人们可以经验的精神再现出来，最后又返回到“绝对观念”自身，由此而实现“绝对精神”的全知全能和无限创造力，实现为万能的上帝之本质力量，并体现上帝作为万能的造物主之至上精神和绝对真理，体现“原始的外在精神”和人们内心经验的“内在精神”之统一和和谐，达到符合上帝意志的“绝对精神”“绝对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虽然黑格尔强调“以上所说似重在说明哲学知识的形式是属于纯思和概念的范围，就另一方面来说，同样也须注重的，即应将哲学的内容理解为属于活生生的精神的范围，属于原始创造的和自身产生的精神所形成的世界，亦即属于意识所形成的外在和内心的世界。简言之，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我们对于这种内容的最初的意识便叫做经验……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①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但我们从黑格尔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黑格尔注重的“现实”属于“精神的范围”，他那里的“具体”仍然是抽象思维的“思想具体”——“具体意识形式”或“具体理论形式”，并不包括抽象思维形式上的理论所要说明和概括的客观现实的实践具体和各种具体的现实存在物。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思辨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其神秘性和颠倒性就在于，他把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在绝对精神的矛盾的统一名义下作了改装，他把“实体”形而上学地改装为“脱离人的自然”，把“自我意识”形而上学地改装为“脱离自然的精神”，把“绝对精神”形而上学地改装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他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最后，(又返回)精神，这个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在它终于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是绝对知识因而是绝对的即抽象的精神之前，在它获得自己的自觉的、与自身相符合的存在之前，它作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总还不是自身。因为它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括号中文字为引者加注。即黑格尔是从抽象的观念和思想出发，沿着其自称是“从抽象到具体”思路来研究和思考问题，但他实际上却只是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他的这种思辨逻辑是毫无现实意义的思想循环和观念的同义逻辑反复，他仅仅靠概念的逻辑演绎来论证人和自然界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历史存在，最终也只能是在“精神的抽象和具体”中来回兜圈子，是无法从“抽象思维”回到真正客观现实的“具体”，更回不到客观现实的具体实践和客观具体的现实事物中来的。不仅如此，由于黑格尔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抽象”完全是脱离具体历史事实、脱离具体社会实践的纯思维抽象，是他头脑的臆想，即便他通过自我意识的想象活动而获得的意识形式和理论具体，那也是与现实具体的客观事实、事实关系以及人类的社会实践根本不沾边的，是不可能用以指导我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彻底颠覆黑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

综上所述，黑格尔完全是以脱离人们社会实践的抽象思维本身的运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来建立自己的辩证逻辑思维体系的，但他实际上是只遵从自己臆造的从观念到观念的思辨逻辑演绎规律，最终陷入自我设计的思辨唯心主义泥坑而不能自拔。其逻辑学中作为逻辑和历史原点的是他的最高抽象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是具有最大普遍性、无限可能性且属于绝对真理的“纯知”，因此它不具有任何时间、空间、自然与社会历史规定性的具体有限性限制，即不具有任何特殊本质的质的规定性限制，而这恰恰是它最为根本的特殊本质特征。“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这种不具有具体特殊规定性的特殊本质，正是它具有超越感性现实性、存在的具体有限性从而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特殊本质，也是它自相矛盾地要从超验的“绝对精神”和虚无的存在本质实现为现实的经验具体，实现为现实世界有时间空间及自然的或社会的具体规定性本质并上升到符合经验的观念或概念的本质之根本原因和客观基础。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实际上是从自我综合并涵盖一切却毫无具体规定性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出发，按照“绝对精神”“自我意识”自相矛盾的想象活动而实现“绝对精神”异在的本质——即现实世界的客观历史存在和可经验的具体精神现象，然后根据种属从属的概念逻辑关系从抽象到具体地对各种事物及其概念作出综合判断和分析，并对事物由存在到本质以及质量互变、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否定的否定、因果联系、由此及彼的变化发展等事物客观运动过程，试图作出合乎经验的由现象到本质的理论说明，使“绝对精神”抽象的本质与现实的经验具体和精神现象相联系、相统一、相一致，但所有这些说明最终却都是脱离现实社会实践的，因为他只知道有精神实践，不知道有历史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社会实践，所以他的辩证思维只能是从观念和理性的直觉到抽象思维，然后又从抽象思维自相矛盾地到达某种“感性具体”和“现实的理念”，这完全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思辨逻辑，实际上是类似于经院哲学的思辨哲学。我们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将它重新颠倒过来，还原人类思维和认识产生与发展的本来面目，才能形成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①杨思基:《论“物”、物的关系及关系存在物》，《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也就是说，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这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我们只有像马克思那样颠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把被他的思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所颠倒的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才有可能实现哲学由空洞无物的思辨哲学向立足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的实践唯物主义现实哲学的转变，使哲学成为劳动人民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而现实的锐利思想武器。

正是按照“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这一思维方式，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第一部《小逻辑》中才把“存在”作为其整个体系的开端，并以“存在论”为起点，经过从“本质论”到“概念论”而推演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但是他的“存在”不是指存在着的具体事物，不是某一事物的客观历史存在或现实存在，甚至也不是抽去了一切特殊规定性的共相或一般，而是作为一切科学开端的人们关于世界存在的“最高的思维抽象”。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存在”概念既无所不包，又空无一物。说它无所不包，是因为它潜在地包含了其体系的全部内容;说它空无一物，是因为它不具有任何一物的具体规定性。黑格尔正是抓住了这一矛盾，把原本静止的“绝对观念”这一超验之物的存在，变成了具有无限潜质与生命活力的世界的“始基”，使它逐渐从“贫乏的抽象”走向了所谓“丰富的具体”。于是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就成为我们从其开端、展开或结局来看都是在泛逻辑主义这个由哲学家本人所设定的思想路线中完成的思辨哲学了，成为黑格尔自觉地运用其抽象的思辨逻辑所作的一次全方位的逻辑演练了。换言之，黑格尔哲学一方面赋予了本体论以某种彻底的历史性意义与特征，但另一方面却又将永恒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属于那个绝对的永恒的逻辑结构。③孙伯鍨、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正因如此，马克思批评黑格尔遵循的仍然是“从抽象到抽象”的思辨逻辑哲学思维方式，是脱离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生活实际、脱离他们的实践需要和根本利益需要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发现黑格尔哲学这一根本的致命缺陷的基础上，在把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的辩证法所颠倒的事实关系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重新颠倒回来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以及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创立了无产阶级科学的哲学世界观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不仅为人类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路径，而且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和方法论指南。

严格说来，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在内的很多哲学家(当然也包括今天的许多哲学家)玩弄的不过是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哲学游戏、思想游戏、语言游戏，他们装腔作势，故作深沉，只强调思想实践、精神实践、理论实践和道德实践，完全脱离普通劳动群众和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完全脱离人民大众的实践需要和根本利益需要，使哲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仅仅属于高高在上的极少数人为了某种特殊利益的需要来解释世界的思辨哲学，这不仅不利于人民大众认识和改造世界，反而有害于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针对黑格尔哲学各流派把一切仅仅归结为单纯思想的批判、理论的批判、语词的批判和单纯道德宗教的批判这种毫无意义的所谓“纯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要使哲学真正成为能够指导和服务人民大众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成为真正具有客观现实性和普遍真理性并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应用的现实的哲学，他们就决心对传统的思辨哲学进行颠覆性的彻底改造，决心将他们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牢牢置于普通劳动群众和人民大众的具体历史实践、社会实践基础之上，使哲学既如实反映和总结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和实践经验，如实地反映、说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和客观事物的各种关系和本质，如实地说明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但又不仅仅是跟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尤其是落后群众的实践之后亦步亦趋，做现实生活的应声虫和群众的尾巴，而是使哲学既来源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又高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科学地引领人民群众正确地认识和改造现实生活世界，在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反思批判我们的生活实践，把哲学理论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武器”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革命实践这一“武器的批判”很好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统一结合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总是脱离人们生活实际，总是落后和滞后于时代发展进程及人民群众实践，而且往往不能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问题，从而使哲学真正成为了最具科学现实性、批判性与革命性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源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而又高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以平实且可实证的逻辑和语言朴素地阐明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普遍真理，彻底剥去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神秘主义的外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民大众的哲学或大众化哲学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话语基础。

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我们不得不说，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深入人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但是，由于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矛盾，甚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淡化、被边缘化的不良倾向，在一些人那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缺失、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回潮等问题，更有甚者，竟然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哲学思潮作为世界文明发展主流、作为时髦哲学予以追逐的情况。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我们这里不能一一分析论证，但我们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过去很多时候和在很多场合，没有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它的革命的、立足于人民群众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没有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论和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相结合的原则;没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论源于人民群众实践而又高于人民群众实践，一切从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实际、社会实践需要和根本利益需要出发。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忘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只是简单地以权威或书本来评判是非，把某些只具有相对真理性的东西当作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或绝对理性，当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不切实际地以它们来解说现实生活实际，框定和规范现实。这些都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造成了许多严重恶果，而且从根本上说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的哲学方法，实际上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而是在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是以全面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来“化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大众”。这种唯理论而理论、唯观念而观念的做法，理所当然地要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抵触和反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的方向性错误，是我们今天需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反思和纠正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尤其是大量的民生问题、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利益多元分化对立、价值观多元分化对立和思想意识形态混乱等很多问题和矛盾，无不与没有正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原则和方法科学地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这项伟大工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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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06－0018－07

2011－01－05

杨思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梅艳玲，苏州大学博士生，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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