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迪诗

我写过一次遗嘱，在一张脏兮兮的烟纸上。

香港人一窝蜂赶抽新股那些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飞到北京、上海一到两次。一单又一单的新股上市，令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做到手软，同时也坐飞机坐到脚软。有一次，我正悠闲地翻着杂志，飞机突然猛烈摇晃起来。机长叽叽呱呱地喊了一大堆话之后，空姐就开始派纸。“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接过白纸，张口结舌。

这未免太过荒谬。我年轻、漂亮、心系家园、志在四方，老天又怎会要我死？但见身旁的阔太哭得那么凄凉，不禁又为这件事添了几分真实感。Shit，咖啡在白纸上打翻了！我用纸巾胡乱擦擦，脑海一片空白。然后我想起，明天约了朋友到Grand Hyatt的鹿悦吃和牛，订位要等上三个星期啊……可恶！怎么死到临头还想着吃？

自从那次差点为公司殉职，我才发现原来律师属“高危”行业。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为了弄一份没有人看的招股书而殉职，不但轻过鸿毛好多，简直就是无聊透顶。但在那段牛市的岁月里，我们依然在商务机舱内冒着生命危险，以成就祖国企业来港上市的宏愿。与此同时，跟我一起冒险的有刘德华、梁朝伟、黎明、容祖儿、张学友、张曼玉……在机场候机室看过太多所谓的“明星”，早就已经看到麻木。

机场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个民族的特性，都浓缩在小小的机场里面。譬如说，巴黎机场的入境柜位职员，就尽显了整个民族懒散、随便的个性；大阪机场的职员勤劳，但蠢。处理“日本居民”和“外国游客”的入境柜台各占两个，但在排队的外国游客却比日本居民多出五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