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北野

了解一位诗人，首先要接触并剖析他（她）的作品。通读阿蒙这九首诗，如同与一位多愁善感但举重若轻的女子交谈，话锋过处，落英纷纷，惆怅遍地。末了，还是她的话凝重而又利落：“把那些忧郁的，陌生的，患难与共的记忆，放到心里”（《等待式》）。一个“放”字，既轻且重。轻的是“爱和温暖，那么清香糯软/在一个航道里绽开”，重的是“可以肯定，你在/我最贴身的位置”。这样的表述，辩证而不失条理，睿智且富有弹性。

作为一种创作文本，诗歌的意义在于让灵魂在现实生活的迷宫中寻找一个出口，并沿着心灵的指引诗意地栖居，这是一个艰难的精神翔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用词语意义覆盖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过程。且看阿蒙的《关于家务》： “大部分时间里/在这张桌子和那个碗之间/我被拎来拎去/还有一些时日，是固定的/扫除日”在这种单调而不断重复的现实体验中，作者发现了“一些污垢/停留在一个地方久了，遮掩/事物的本来面目”，于是，“擦拭/是必须的，顺便/打一些水。从头顶浇淋下来/把自己清洗一次”。看似娓娓道来，实则勾勒出了当代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存在。这种普适意义在《一个苹果被锁进了抽屉》里表现的尤为强烈。

生命过程是短暂的，但其意义是终极的。这其中，生与死，爱与恨，情与仇，善与恶，纠结着尘世中的一切，也分流了人的价值的取向。作为诗人，生命品质决定了其精神构建的努力是善意的，也唯此，才能抵达“覆盖生命”的诗性本质与存在境界。“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吧/我承认，我享受这个过程/这样的沟通让我从心底感到幸福” ——在这首《从天堂往下看》中，阿蒙构建了一部中国式的大爱文本，并让自己置身其中：一生的议程让即将上升的灵魂流连，回首，“我的子孙，我的姊妹/以及所有惦记的亲人/那些积聚的思念，被瞬间点燃”，乃至“我们之间的距离。沿着/时间往回赶，你们的柔情/始终缠绕着，延伸了/无数个白天黑夜。”同样的表达体现在《透明是一种幸福的颜色》、《小女人》中：“我爱，这些阳光中的事物/这些落叶，这些田埂，还有甩绸缎的鱼/十指收拢，我把她们统统雪藏/然后在人们的注视中，悄悄地/转过身，掩饰自己的失态”（《透明是一种幸福的颜色》）。尤其在《小女人》中，作者记录了某个节日或生日里，对爱的期望和豁达：“女人，是被称作花朵的/大朵大朵的美丽芬芳/那些骨骼，和着每寸的肌肤/被细微的感觉挖掘出来/衡量一些长相厮守的距离/此刻，我枯坐在/时间磨成的光阴里。倒计时/那些需要，附带的/一些念想各执一词/这一刻，真的/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但即使“日落以前，如果希望落空/我也不打破沉默来惩罚你”。给读者的感觉细腻但不繁复，简约而不简单。

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诗人有千差万别的创作姿态。一类是以读者的上帝自居，充当一个全知全能者（诸如《神谕的诗篇》之类的），以凌驾一切之上的姿态向读者发布精神训诫或概念说教，其“假、大、空”也因此显现；一类是诗人以自我为中心，或宣泄滥情，或故作姿态，没有提升，没有纯化，遂成为个人的精神游戏。在阿蒙的诗中，作者以见善相示、切切偲偲的姿态，获得了创作与阅读的平等。这种姿态也锻造了阿蒙的语言策略，那就是摈弃剑拔弩张式的意识和术语，始终以人生感受为依托，寻求生命信息的和谐呼应，诗作也令人亲切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歌创作中，阿蒙一方面让自己身临其境，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抽身出来，这种既有体验又有观察和思考的写作方式，使得其诗歌文本更加具有普世价值。读罢她的《那个华阴的清晨》，这种感觉尤为清晰：“……这中间有我/隐身，在一片桃红里/倾听，青山流翠/在人们的应接不暇中生长”，然而，“可我只是个外乡人/当我睡着，当我梦见/门外的叫早声有足够的理由/把我和一些影子拉开/消失了，山水的好姿色/我被一种距离狠狠地扔出窗外”。作为一名游人，“华阴”的一山一水让其“隐身，在一片桃红里/倾听”，在心灵的愉悦中激发创作灵感；但是，这种愉悦只是暂时的，倾听也好，领略也罢，终究还是要被一种必然的惯能推动，渐渐消失，唯有无限的伤感留在生命里，经久地发酵——这只是文本层面的阅读和领悟——作为一个“能动”的受体，沿着作者设定的词语轨迹，向前跨进一步：对这个世界来说，每一个生命个体不也仅仅是一个过客吗？

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