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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精神下丁玲创作的“痛”与“变”

2011-04-08常彬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2期

常 彬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讲话》精神下丁玲创作的“痛”与“变”

常 彬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其核心就是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1]的服务方向,以及怎样服务,普及和提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标准,向工农兵学习,改造知识分子等问题。

《讲话》之后延安文艺界开始了整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2]、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成为这次文艺整风的众矢之的,甚至在延安高层,也引来不小反响,贺龙直击丁玲:“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4];王震不满王实味:“前方的同志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5]。毛泽东为《讲话》作了充分的调研,约见了延安文艺界方方面面的文人,与他们坦诚交心、交流意见。“文抗”的艾青、丁玲、刘白羽,“鲁艺”的周扬、何其芳、周立波,中央研究院的欧阳山、草明、《解放日报》社的舒群,还有特立独行文人才质武夫脾性的萧军等都在其列。毛泽东本人也不满意延安文艺现状:“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6]艰苦的延安环境,夺取抗战胜利的最大政治诉求,毛泽东要求文人接受改造,统一思想,“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7],发挥文人的战争功用,“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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