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成功家教探秘

2011-04-07刘日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1年4期

关键词：家教曾国藩

刘日升

(娄底市文化局，湖南娄底417000)

曾国藩之成功家教探秘

刘日升

(娄底市文化局，湖南娄底417000)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官场楷模”、“千古完人”，曾国藩家族子弟及其后人共240余人，得到“曾家无一废人”的美誉，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其祖父曾星冈家教方法和形式的基础上，实践完善了家教理念，至今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

曾国藩;家教;理念;人才辈出

“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中的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被誉为“官场楷模”、“千古完人”。四大名臣的后人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尤其是曾国藩家族，更是得到“曾家无一是废人”的美誉。曾氏家族缘何获得这样高的美誉呢?笔者认为，这一切完全归于曾国藩的家教有方。曾国藩从一介儒生，由科举入仕，遂后青云直上，直至出将入相，官居一品，成为大清的一根柱石，并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

“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太平军起事后，不久即蔓延数省，曾文正乃于湖南招练团勇，更有数湘人佐之。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亦故文正得练成极有纪律之军队，佐曾之数湘人，后亦著名一时。”［1］488他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想家，无论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想起他象乡下那些务正业的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曾国藩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一个人的成功总离不开家庭的影响。从浅显处看，幼年的家庭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从深处而论，人还受遗传基因的影响，父祖辈的血脉总会流淌在下一代身上。曾国藩对家教是十分重视的，也是成功的。曾氏家族从曾国藩开始，绵延至今200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试想，一个有240余人的大家族，大多琢玉成器，没有一个废人，没有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其斗志和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手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次子曾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只可惜中年早逝。在曾国藩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仅其子成才，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等也都成为教育家和学者。曾国藩兄弟之后辈，他们绝大多数留学英、美等国的名牌大学，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成为教育界、科技界的名家大师，饮誉五湖四海，为人类的文明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因为，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没有少花工夫在兄弟子侄的教育上，不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修养上，不论是在为官上还是领兵打仗上，在各个方面曾国藩都细心教育督导，以致把曾家变成了当时的大清“第一世家”。在此，试就曾国藩家教成功的秘诀作点肤浅的探究。

一、“读书明事理，做正人君子，不求做官发财”的家教理念

曾国藩虽无法当面督促子侄晚辈，然而一方面他把写信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的书信;另一方面，曾国藩无论事务怎样忙都不忘教育子女，其兄弟或子侄到军营，他都要抓紧时间和他们交谈，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诲。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快走到了尽头，但他仍然没有放松对晚辈的教育，每日晚上在二更后的一段时间给他们讲《孟子》，连续28天不间断，可见他的用心之良苦和眼光之远大。

一个人当他要闭上眼睛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到底应该给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些什么?这是世代行将辞世的人们的永恒课题。人生观不一样，答案就不一样。有的要给后代留下金银财产，让他们有吃有穿、住高楼大厦;有的要留下未竞之业、未了之愿，让子孙继续发奋、探索、创新，完成其宏远大业;还有的可能要留下待雪之仇、前生恩怨，让其子孙报仇雪耻、终生不止。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即“慎独则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曾国藩一生留在文化史上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颇为重要，那就是他的修身之学及切实的修身功夫对后世的启示。曾国藩家族后人之所以如此“争气”，应该归于曾国藩的教导有方。有人总结其具体的成功经验有三条:“第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第二，绝不为子女谋求特殊化待遇;第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其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指导切实中肯，收效十分显著。”曾国藩秉承其祖父曾星冈的家教理念并有推进和发展，使之收效十分明显。他根据社会实际，视人的性格进入了深刻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家教的方法。教诸弟，多以骄盈为戒，而教二子则多以勤俭为勉。几个弟弟属志大眼高、锋芒毕露的一类人，为兄的屡屡劝他们戒骄戒躁;而他的两个儿子生于富贵之家，体质较弱，进取心也不如几个叔叔那么强烈，故而作父亲的每每担心他们会成为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他教育的方法是是因材施教。一是欲提出希望，先作出表率;二是欲提出要求，先给予表扬;三是欲予以责望，先自我批评;四是既指示目标，又指明方法;五是既磨砺品性，又培养才学;六是既明确规定，又切实检查;七是养其自尊，响鼓不用重锤;八是定其方向，反复训诲叮嘱;九是鼓励发问，耐心答疑;十是重视保健，劳逸结合。曾国藩是教育大师(主要是其善于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对象予以不同的指导，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家教方法)，又是言语大师，极善于提炼归纳，他家教成功，除了有一套家教方法外，还讲究策略，即他善于用浅近的语言，说朴实的道理，认准教育对象的性格短处，反复切实针砭，参验生平得失，讲说自己确有心得深信不疑的经验体会。家教是一项系统工程，说起来简单、容易，做起来却是复杂艰难。说得到却不一定都做得到;平时做得到，关键时候不一定做得到;偶尔做得到，长期都不一定做得到;看到别人做得到，便认为自己也做得到，事到临头却不一定做得到。但曾国藩却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成为世人家教之楷模。

(一)愿子孙都做君子不做大官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我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2］34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夜，曾国藩又写信给曾纪鸿:“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尚年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家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久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3］246信中“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句话，百余年来广为传颂在士人之间。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澄弟、沅弟写信，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4］99。他觉得只有读书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同时认为，只有读书才能使人更通情达理。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曾国藩在一篇日记载:“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来孙辈看作榜样，便是世家好气象。若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难以成立。此中关键全在纪鸿、纪瑞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也。”［5］从此处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曾国藩对晚辈们的希望是既不要从军，也不要做官，一定要做君子，做勤劳节俭、自我约束、吃苦耐劳、能伸能屈的有德有才的人。这就是曾国藩家教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曾氏家族后裔果然做大官的少，从军的少，做学问、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多。从咸丰二年(1852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这20年中，曾国藩写给两个儿子的信有近200封，主要是教育他们如何读书、作文、做人。这些家书始终不厌其烦地贯彻一种思想，即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但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曾纪鸿虽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曾国藩不仅儿子个个成材，就是孙辈和曾孙辈也有著名诗人、教育家、学者。

(二)愿兄弟增进“德”、“业”

曾国藩对诸弟的教育，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悉心尽力，诲之不倦。为了帮助诸弟树立起读书做正人君子的理念，讲求“德”“业”修养，曾国藩确实做到了“悉心尽力”。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咸丰元年(1851年)，此段时间中曾国藩的书信是139件，其中有66件是写给诸位弟弟的(50件是《禀父母》的，16件是《禀祖父》的，《禀叔父》的有7件)，所占份量最重。这些信，虽然涉及的内容很多，但主要讲的都是读书之法、学问之道、人情世故、待人接物等，特别强调“德”、“业”两个方面。如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给诸弟的信中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了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作主。”［6］49“曾氏这番话，其本意自然是在安慰功名失意中的诸弟，但因为立论较高，故对一般读者有指导意义，至少他说出了两点具有普遍的道理:第一，人只能把握住自己所能把握的部分，对于自己不能完全把握、但又能想得到的部分，则只有尽人力而听之于天。信中所说把握的部分是进德、修业，不能完全正确把握但又想得到的部分是功名。第二，将挫折视为磨炼，借困难而激奋心志。世上的人，很少有一辈子都一帆风顺的，若要办事，则更多困难。所差别的只是，有的人平顺较多，有的人坎坷较多，有的事办起来困难少点，有的事办起来则困难很大，甚至因困难大而办不成。”［7］189

二、有一套适合兄弟子女实际、行之有效、有的放矢的家教方法

俗话说:“子大父难做，弟大兄难为。”曾国藩作为曾门长子、大哥，在繁忙而紧张的军旅生涯及为高官之余，积极承担对曾家子弟的教育工作。他的《家书家训》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推崇，与他教子教弟有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长期的家教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有的放矢的方法。

(一)兄弟、儿子区别对待

曾国藩对兄弟之间等亲缘关系的处理，高一层次的追求是患难相助，互相砥砺;低一层次的是追求和睦、平等。他反复讲这样的道理: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曾国藩针对诸弟正处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身上有一般青年都能常见到的特点:自视很高，都不肯下苦功夫;大话说得多，实干却少;好埋怨客观条件欠缺，却不太去反省自己努力不够等等情况，给四位弟弟去信:“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7］192除了经常给几个弟弟一起写信以外，他还分别针对各位弟弟不同的情况，需要提醒和要解决的问题单独给各位弟弟去信。如曾国潢在衡阳买田，又在省城兑用二百两银子，在曾国潢的脑海里，曾国藩掌管的粮饷金银多的是，认为曾国藩随便从军饷里动点指尖就行了。据此，曾国藩于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四弟曾国潢写信:“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2］254曾国藩刚刚踏上仕途，便以升官发财为羞耻，带勇之初便公开申言“不怕死不爱钱”。这些话说说容易，曾国藩即能说得到，又能做得到。即便万分保险不至于被揭发，他也不做这种违纪违法的事。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心性的修养。这种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慎独。慎独，则谨慎地对待一人独处时的一言一行。曾国藩对六弟曾国华一向期许甚大。对其性格孤傲，自视很高(甚至流露出对大嫂不满，又暗里讥讽大哥无真才实学)，写起文章来多牢骚锋芒，曾国藩经常给予提醒。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给四位弟弟的信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恐温弟(曾国华)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6］95曾国华的骄傲自满、夜郎自大的个性，并没有因大哥的批评而改变，这个缺点最终给他本人和湘军酿成巨大的悲剧。作为经历较多的大哥，以此开导自家兄弟，无疑有其可取之处。曾国藩认为，在兄弟之间，即使有一句欺诈的话语，最终也不能隐瞒多久。索性有话直说，一语道破，虽然眼下嫌太直，难以承受，但将来肯定能够谅解。知道他用心的良苦。曾国藩对待温弟似乎有点过分严刻，但是他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弟弟们的地方。笔者认为，曾国藩确如他说的那样，没有做对不起兄弟们的事情。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曾国藩知弟授行知，以训导加国子监学业正衔，在高兴时，他给弟去信，要他“做湖南出色之人”。信中有这样的的话语:“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弟与沅弟既在行间，望以讲求将略为第一义，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必躬亲之，练胆料敌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学二者，亦宜以余力自励。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大哥岂不欣然哉。”［6］273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同日封侯、伯。曾国藩被封为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戴花翎。开了有清百年中“臣封侯”先例，破格地得到了清王朝的最高奖赏。曾国荃被封为太子少保，一等伯，赏戴花翎。兄弟俩同时封侯爵开府，门庭极一时交盛。即使在此种情况下，曾国藩仍然头脑清醒，常思“富贵不长久”之语，他每每记起星冈公当年以“耕读为家”的叮嘱，决心举家恪守家训，并把它奉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此命脉不断，曾氏家族就不会衰落。

曾国藩在其三个弟弟均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要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九弟(曾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写信警告两位弟弟:“若一面建立功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6］97同治五、六年间，是曾国荃一生最为困厄的一段时期，人事、军事都极为不顺。同治六年三四月间，曾国藩频繁去信给曾国荃，安慰他、激励他，做他的思想工作，以图帮助他渡过一难关。曾国藩的思想工作是这样做的:一、忘记过去，正视将来。二、挫折和失败是正常的事情，但要从中吸取教训，以增进才智，并帮助他砥砺意志。挫折和失败能使人更全面地认识自我，从而去掉骄矜之气，保持常人心态。在曾国荃41岁生日之时，曾国藩作诗十三首祝寿。在此录其中三首:“其一:‘庐陵城下总雄师，主将赤心万马知。佳节中秋平剧寇，书生初试大功时。’(沅甫初在吉安，统兵2万，八年八月十五日，克复府城)其二:‘楚尾吴头暗战麈，江干无土著生民。多君龛定同安郡，上感三光下百神。’(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克复庆安。钦天监奏是日四星联珠，日月合璧)其三:‘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8］在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写信告诫两个弟弟:“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9］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深临履薄的畏惧之情。乃至金陵攻克，兄弟俩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还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吾细思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6］388

(二)身教重于言传，从自己做起，在清廉上示范

身教重于言传，曾国藩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儿子曾纪泽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在当时更传为佳话，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其穿戴更是简朴，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鞋袜均由夫人、媳妇制作(上朝时除外)。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粮，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俭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又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亮，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停文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帐目经理，认真讲究俭约之法。他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即使他中年时癣疾折磨，同治九年初，他肝病渐重，右目失明，左眼仅见微光，四月又患眩晕之症，添胃寒之痛，处如此病痛之境，仍然坚持不懈，从不懈怠，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奢靡、奢华是居家之大忌，更是治国之大忌。奢风劲吹的世风，一定是道德日下的世道;奢华过度的家庭，一定是日趋衰败的家道。穷家要守俭，是因为奢不起;富家要戒奢，因为最容易奢。富贵之家都是由穷俭之家而来的，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曾国藩认为:富贵者，奢侈相尚，奉养之处，弃废宝货，穷极土木，惟务相胜。富贵人家中，又以富贵世家最易犯奢。奢侈是一个人生命的毒瘤，是不重视道德教育的结果。李商隐有诗云:“成由勤俭败由奢。”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旦养成了奢侈的习惯，再改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因此，曾国藩对二子的家教，“做人”更重于“为学”。在人品教育上，他又特别注意要他们养成勤劳不懒惰的习惯。注重子女教育，普通百姓都不难做到。但越是富贵人家，却越难管束好子女。因此，家业三世不衰的很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国藩把家业传承与子女的教育紧密连在一起，时刻不忘，终生行之。时人读书做官，做官发财，几乎不可分割。但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对极其珍贵的物品，如字画、字帖等“世间尤物”也同样不贪。笔者看到其在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休宁瞿令福田送右军帖一本，王梦楼跋断为淳化祖本，且定为唐刻，考核未必确凿。而神采奕奕，如神龙矫变，不可方物，实为希世至宝。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见此奇，可为眼福。瞿令又送赵侍制仲穆听画飞白竹，上有施愚山、沈泽堂诸先生题跋，亦可宝也。余以世间尤物不敢妄取，审玩片刻，仍亦璧还。去年黎令神畴送刘石庵、翁覃溪二公在闱中所书手卷，余亦璧却。此三件可称祁门三宝。”［10］他认为贪取这样的财和物，是一种最可羞可恨之事，他这样的做法想法，是一般做官的人所想象不到的。曾国藩做京官十年，总是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带兵多年，做了总督，也从来不取公家一丝一毫以自肥。曾国藩率先垂范的教子之道，深深赢得了家人甚至僚属部下的敬服，所以对于家庭成员来讲，都能够以他为榜样，相互尊重、相互忍让，使家庭充满和睦的生机。他为人父者，既严又慈;既讲“正事”，也讲“闲情”;既有专长，又知识广博。他倡导治家贵严，认为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在曾纪泽新婚后不久便劝他离家从师求学，再次叮嘱他:“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2］199并要求子侄辈不能坐四抬轿，且告诫侄儿纪瑞:“星冈公当孙(指曾国藩——笔者注)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守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守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2］251《三字经》中说:子不教，父之过。足以证明父母在教育子女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有人说，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曾国藩言传身教，将他的家教理念贯彻到家庭各个成员、各个不同年龄层次和子孙辈，儿孙们也都代代相传、运用。曾纪泽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曾纪鸿英年早逝，曾纪泽担当起教育侄子的义务。曾纪鸿长子曾广钧(字重伯)素有神童之称，因父亲早逝，情绪不佳，书信字迹潦草，学业不进，逐渐滋生了骄狂的坏毛病。曾纪泽在海外写长信教诲侄子，鼓励其进德修业。信中送给侄子四句话:慎择交游;爱惜物力;勿使少年盛气;勿管他人闲事。另外还教育曾广钧要学会处世，科举之事也不要放弃。从字里行间，足见伯父待侄如子。曾纪泽的谆谆教导对大侄果然起了作用，其后，曾广钧常写信请求伯父写字帖、诗作寄回，并不断寄上自己和弟弟广镕(字履初)的诗赋请伯父指点。光绪十五年四月，曾广钧会试考中第133名，特批庶吉士，君恩、祖泽“兼而有之”，曾纪泽深感快慰。

三、运用灵活、有效或形式多样的教育方法与做好思想工作紧密结合

曾国藩对于治家之道所以思虑深远，也得益于他常有的“衰荣”之思。他说: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语也。可谓得道真传。从曾国藩的著述中，我们看到其在家庭教育中，根据或针对各个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法施教，不同的环境施教，从防微杜渐处施教，在施教的同时做好思想工作。

(一)教育子弟们要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战胜艰难险阻，取得成功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身处河南战场上的曾国藩给老九曾国荃写了一封信，与九弟说了一段心腹话，并把自己多年应对困境的秘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送给兄弟:“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是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7］113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荃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惟恐其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荣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人生在世，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这种“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使曾国藩在做事的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屡遭挫折失败，最后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检讨自己来启沃被教育者，提高子弟的认识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一个人在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任何人如果能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已经非常困难，更何况自己的长短之处被认识之后能够进一步挥长弃短、肯定自己、纠正缺点、改善自己，那就更困难了。笔者在前面已经讲到，曾国荃与其兄弟同日封侯伯开府，是曾国藩悉心教育培养的结果，曾国藩是曾国荃最好的老师。上面已经谈到一个秘诀，即“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一应对困境的秘诀。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1867年2月6日)又送“悔立达”一诀给九弟(曾国荃——笔者注)“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6］416曾国藩在丁忧期深刻反省后，终于大彻大悟，明白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大本事。像和以前换了一个人似的，从此以后小心谨慎，谦卑待人，从而做到自强圆融，能立能达。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悔字诀。从这里我们看到，曾国藩用的是以检讨自己来启沃被教育者，这是曾国藩一贯的家教方法，这种教育方法非常好，它把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置于平等地位，使被教育者感觉亲切和易，同时又以亲身为便，使所教更具有说服力。这种方法，曾国藩使用过多次，仅在此举二例。如“生平三耻”:“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氵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搁殊多，三耻也”［3］273。又如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859年11月8日)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也。”［6］164曾国藩在这封家书里对自己缺乏有恒之态进行了检讨，将自己没有恒心的事情作为反面教材，让儿子不要效仿。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诉诸子弟及世人，还是要专心致志为好，否则有可能忙碌一生，却百无一成，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中国式家教有很多方法，笔者少年时期曾经历过“树枝棍子底下出好人”(有错即打)的教育，有的用竹篾块(家法)打人，有的罚跪等等。曾国藩在儿子面前坦然承认自己有许多缺点，在父道尊严的时代，颇不容易，在子弟面前不怕检讨自己，通过检讨自己而提高子弟的认识，这是曾国藩家书的一个突出特色，或许这也是曾国藩家教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要抓好十五六岁青少年时期的教育

人的一生中，无论是生理结构还是思想意识方面，惟青少年时期是最佳时光。这个时期的记忆力最好、精力最充沛，学习任何知识都不费劲，各方面都处于上升长进的时候，一辈子的体格、品德、学问都在这个时候奠定基础。今后能不能干一番事业，这段时间可谓起着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取决于信念和机遇。中年之后再发奋苦学虽然也是好事，但毕竟已过生长期，所学的东西难以进入血肉之中，所以古往今来有识之士总是劝告人们要抓紧小时候的宝贵光阴。所以曾国藩对曾纪泽说:“尔看书天份甚高，作文天分甚高，作诗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岁时，教导得法，亦当不止于此。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奋，父兄师长无能为力。”［7］277除了读书、作诗文方面的教育外，曾国藩还格外看重儿子青少年时期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经常提醒告诫他们不要过于狂傲，要力戒骄字惰字;不要随意开口议论人之长短，要注重谦恭礼让;坚持以“常”字为第一美德，把仁义存于心中，把礼仪放在心中，养得胸襟博大活泼。从自己的志向着手奋发努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四)教育子女应树立防微杜渐的思想

曾国藩在京师官宦圈子里呆了十二三年，深知官家子弟的两个普遍性的大毛病:一曰奢一曰傲，这两个毛病的产生，是因为家中的财产多权势大。曾国藩很担心自己的子侄染上这些通病，每次给儿侄的信中都不厌其烦地叫他们引以为戒。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56年12月2日)，他在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有一段话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6］166曾国藩这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防微杜渐的思想，曾国藩进京初期，唐鉴将他引进程朱理学的殿堂，并教他“研几”。几者，几微也。萌芽状态、细微末节、琐屑细小等等，都可称之为几微。研几，即重视研究这种几微。曾国藩受研几的影响，平时十分注重细小的事，由细小而及远大。他给儿子的信中，常常会关照儿子注意日常的举止言谈，培养他从小处做起的好习惯。本来，大是小的累积，远是近的延伸，锦衣玉食起自袍呢舆马，傲视一切起自嗤陋指使。杜绝源头则可制止汹涌，相比大江大河而言，涓涓溪泉的截断则容易多了。从曾国藩的家信、日记中看到，曾国藩之所以不愿意往家里多寄银钱，最怕是骄、奢二字，把子弟惯坏了。“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4］159他特别告诫曾纪泽: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比，过于绚烂。在家庭理财方面，在家庭经费、开支方面，他亦有严格要求:将家中每年用度必不可少者逐条开出，计一岁除家庭收入外，尚少若干，经他核定后以便按年付回。这里说的是家庭用度要有计划，只能用必不可少的开支，而且要逐条开出，一年一个安排。缺少部分，要经过曾国藩本人亲自核定后，才能按年从军中寄回。曾国藩军务在外，所需处理的事情肯定是很多的，但对家中开支如此仔细，其真意恐怕不是几个钱，而是护卫一种观念、一种家风。治家如此，治国尤甚。《周易》中说:“君子以俭德辟难。”意思就是君子用俭朴的德行来避免危难，其含有朴素的辩证思想。一方面，阐明俭朴的德行有助于防患于未然，防止奢靡腐化等行为;另一方面，在面临危难的时候，特别是在面临物质匮乏的困难时，具备俭朴的德行有助于克服危难。

(五)用独特的教育方法教育儿子

教诫子弟，如果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样的教诫自然会收获甚少。曾国藩一生最能感人之处，便是能说能做，说了便做，不说也做，言传身教同时并行，起到一种示范作用。曾国藩为儿子的成长颇费心思，我们从许多的家书家训中已经看到了。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些话: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上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曾国藩教人的最大特点，是将大目标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坚持不懈做日常小事来逐步接近大目标。每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家庭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的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故有人言“宁失一友，不丢一亲”之语，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透识。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相信他会敬悯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很难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者也。在曾纪鸿只有九岁的时候，曾国藩就给他单独写信去。谆谆告诫儿子习劳习苦，不要有官家气息，保持寒素家风;读书写字不能间断，早上要早起，以此培养勤劳的习惯。他希望曾纪鸿重点放在德行的修养上，不必过多地考虑功名之事，因为功名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而德行是可以由自己来修炼的，并以举止端庄、不说妄语作为培养德行的基础。

概言之，曾国藩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殷殷关注、谆谆教诲，这是世人皆称颂的。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曾国藩是我国旧有教育理论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德才兼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过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过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细说历朝名臣》的作者在该书中录用蒋介石的一段话:“大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给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给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之师资矣。”［1］490正是由于曾国藩对家门的撑持，对家庭教育的得法，才有了曾家的满门兴旺，多代延续，才有代代人才辈出。

天下的事情，有其功必有其效。

［1］李伯钦.细说历代名臣［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2］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2.

［3］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2.

［4］诸葛瑾.曾国藩家书的智慧［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黄勇.曾国藩全集:4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168.

［6］李瀚章.曾国藩家训［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2005.

［7］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M］.长沙:岳麓书社，2007

［8］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M］.王澧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2.

［9］易孟醇.曾国藩传［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488.

［10］黄勇.曾国藩全集:3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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