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曾国藩思想文化研究若干思考

2011-04-07郭平兴成赛军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1年4期

郭平兴，成赛军

(1.广东惠州学院政法系，广东惠州516007;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曾国藩研究所，湖南娄底417001)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这点无庸质疑。章太炎称之为:“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德业诸全，功德圆满，近乎圣贤:“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1］，有人从阶级的角度给予负面的评价:称其为“汉奸刽子手”，有的给曾国藩基本肯定的评价，认为曾国藩是:“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2］，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文化名人的一个缩影。

曾国藩总是历史上的曾国藩，因其历史影响，“曾国藩现象”在历史研究中成为一个含有多方面研究的热门领域:当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时，他是“桐城文化”中兴的重要人物①。当我们研究中国伦理史时，他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3］;当我们研究中国书法史时，曾国藩及其家族的书法史是重重的一笔②;当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时，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的曾国藩的是重要的研究内容③;当我们研究中国学术史特别是经学史时，主张调和汉宋的曾国藩被称为“晚清儒学的集大成者”［4］;“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中国古今思想文化之大成的杂家”［5］;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时，曾国藩的法学观也让认人甚为观止［6－7］;研究中国出版史时，曾国藩被称为“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开端”［8］;研究中国古代幕僚史时，无法离开“晚清最为典型的曾国藩幕府”④;甚至连新社会所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我们也可以在曾国藩身上找到一些闪光之处［9］。总而言之，似乎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里，从文学到史学再到哲学、军事学等，都差不多体现出一种“曾国藩现象”。

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终生不离与自己血脉相连的热土的曾国藩:每日每时习以为常、得心应手甚至不假思索地应付着程序生活的人，像星移斗转、暑来寒往那样自然而然的展开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日常生计的人，难以想像，能有在诸多领域皆有建树的力量。

一、曾国藩: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

曾国藩是神仙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曾国藩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至少在其有生之年是这样的。他每日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文化之中，读书、从政、治军等等，创造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又不断的为他所接受的文化而影响其生活。在相当长的历史流程中，对于文化之于他自己的影响并非十分清楚。在很多时候，与人关系最密切的东西往往是发生于习惯之中，因为它已成为让人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生活内涵。于是，以其顽强生命力和内在精神支撑着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红尘人生，默默地谱写着曾国藩丰富多彩、活生生的思想文化。让曾国藩自己及其周围的人感觉到其思想的文化力量。

一种情形是，当一个人从他所熟悉的生存环境进入新的环境时，文化会非常鲜明的跃现在他的言谈举止、接人待物、应答问题、处理事务等一切活动之中，甚至他会在行为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碰撞。如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就有过多次不同思想的碰撞。曾国藩中试后在京与唐鉴、倭仁等人考德问业，唐氏专以义理之学相勖，道光26年，又与精通汉学的刘传莹论学。

另一种情形是，在个体或社会生活重要转折处，人们会遭遇更大的思想文化力量。对于曾国藩而言，从儿童到县学生，到会试中试，37岁便官居二品，成为有清以来湘省中升迁最速者;又由文转武靠军功显名，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氏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侯爵，赏戴双眼花翎”，之中，有着种种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的交锋，比如有人劝他“称帝”他不做，而保持其名节，这都是其思想文化所反映的结果;在社会运行层面上，在鸦片战争爆发，国门大开，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等重要社会转折时期，人们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体会到曾国藩思想文化的存在，这就是身临目睹文化的断裂，即一种旧文化的衰亡和一种新文化的诞生。

但是，即使当时人们在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转折处感受到了曾国藩思想文化的存在和力量，也并不代表当时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关于曾国藩思想的清晰的概念和清楚的理解。例如，湘军为清王朝打败了内敌，换得了一段时期的安定，虽说清王朝对“总其成者”曾国藩及其将领赏赐有加，可是私下却心怀猜疑，惟恐他们存有不臣之想，异日取而代之。

作为一种自觉探究曾国藩的思想文化活动与理论，不能满足于对一般地介绍曾国藩的学术文化、伦理文化、书学文化等，而要通过对于风俗、习惯、价值规范、文献阅读、友朋交游等文化现象的表层，探视文化深层的规定性和特征，从而解释思想文化在个体生存中和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功能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问题并没有变得那么简单，实际上，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制约、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曾国藩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亦是如此。

二、曾国藩的思想文化:给定的、自在的行为规范价值观体系和自觉的、革新的价值观体系的载体

思想文化具有“属人的”和“人为的”本质特征。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曾这样描文化的特征:“文化就是生活中数不清的各方各面，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包含了后天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我们每个人诞生于某种复杂的文化之中，它将对我们往后一生的生活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10］具体来说，虽然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并在特定的时代的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它就会“表现为一种给定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力量”，但是，从最根本的起源上，思想文化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人类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活动和实践方式对象化的结果”［11］7。换句话说，思想文化一方面是“给定的”，有时会像血脉一样溶入每一个个体的生存之中和社会运行之中。一方面，思想文化是“自在的”，属于人的社会本能与历史本能。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尤其明显⑤。

曾国藩的思想文化具有“给定的”、“自在的”(或理解为继承)行为规范价值观体系特点。他出身于耕读世家，求学问业于诸人，入仕为官，显绩于军功等，处处显示出“给定的”、“自在的”行为规范价值观体系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传统、习惯、习俗等自在行为对其行为的规范作用。在政治上，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他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反对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如他在《讨粤匪檄》中所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在镇压太平天国成功之后，有功高震主之嫌的曾国藩多次要求辞官归田，这也是传统“君臣思想”作用的表现;在思想文化上，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的影响。他一生为学甚勤，不仅京宦时期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于其后行军、作战、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他先治理学，再治汉学，对古文嗜好尤深，探索最苦，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思维发展模式。

曾国藩的思想文化又具有自觉的、革新(或理解为发展)的行为规范价值观体系的特点。“人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其基本的生存方式必然包含着内在的文化精神”［11］10。随着个体理性化的进程，文化越来越走向自觉，呈现为自觉的精神和价值观体系，在自觉中，又导入个体自身的体验，因而又具有一定程度的革新。刘兴邦认为“曾国藩的经世之学是对湖南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曾国藩的经世之学的内容已经突破了以往湖南文化传统的内容和范围，并赋予了新的近代的内容和含义(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12］;朱安东认为，曾国藩既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同时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13］。曾国藩不仅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地主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衰更替。因而，曾国藩的目光与探求就不易为门派所囿，能够领悟儒学真谛，成为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携一技之长而目空天下，固步自封的俗儒、陋儒显然不同。

三、曾国藩思想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著名理学大师，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首创者和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成为一个热点研究对象，学者们对曾国藩的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其理学经世思想及近代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没有人能否认曾国藩文化思想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后，我们应该如何深化对曾国藩思想文化的研究呢?

“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许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办法。巨人的肩膀，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这种研究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前所述的有关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另一种方式是引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话语模式。新文化史之所以“新”，首先在于其理论资源上，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文化研究理论的成果，放弃对宏大的叙述和客观规律的追求，亦不把历史研究之目的看作是为了获致历史之终极真相，转向强调意义的阐释”;其次，新文化史的新又表现在其研究典范与研究主题上身体史、物质文化史、商业文化史、大众文化、表象史、阅读史、性别研究、记忆研究等都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1990年代以后，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西方汉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在以下几个研究领域表现非常明显: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研究和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最为显著，印刷文化史、城市文化史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学术增长点，中国书籍史、报刊史以及相关的出版史、印刷史、阅读史研究也非常流行⑥。第三种方式就是将新文化史典范更好的结合中国历史情况进行研究，对过去所忽略的新问题的讨论(如阅读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又是洋务运动的开启者，以之为例，是一种不错的突破口。

在研究方法论上，应该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而“顺着放电影”，反对“后见之明式”的思考方式⑦。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曾国藩的历史太过熟悉了，其轮廓已经比较清楚了，似乎已逐渐失去了对所研究问题的应持有的新鲜感。去熟悉化，方能对曾国藩的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比如说，对于某一个定点上作为历史的行动者——曾国藩而言，后来的历史发展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资讯、偶然性，夹杂着群众嚣闹之下作成的”［14］80;曾国藩有庞大的幕僚队伍，在做决定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的互相竞逐的因子，听哪个人的，那些该听哪些不该听?听了之后，如何把握最后的决定?但是，在最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少数因子与后来事件发生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其他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于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而且这些都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能见到的那样完全、透明、那样的的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的、合理的、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的倒接回去。

换言之，“一个大致知晓全幅历史发展的人，与一个对未来会如何发展一无所知的历史行动者，对事件中各个因子之间复杂情况与各因子之间的关系的了解与分析明显不同”［14］80。所以我们，必需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张力。例如说，曾国藩为什么不效仿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问题上的研究，到底是曾国藩根本没有与爱新觉罗氏争天下的勇气，是曾国藩对中国文化和文人的深刻认识而无法摆脱的“忠”“教”名教思维定势，还是怕“震”或“换”其主而招祸杀身、株连九族——其思维的细腻与权衡的过程，都非常复杂而丰富的——尽管笔者认为这是曾国藩这个受旧文化熏陶较深的读书人对于长期积累的“文化理想”而对“理想的自我形象”即由尽忠而获得“不朽”的坚守。

在研究内容上，应将曾国藩放入其时的社会的网络之中，而不能“一只燕子代表春天”。思想文化与政治、社会、教育、出版、风俗、制度之间，是种“交互依存”的关系［15］。人不仅是搭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上的动物，同时也是“搭挂在其生活网络与社会网络之上的动物”［14］81。这使得在跨领域的研究、多维的阐释路径、横向纵向联合的研究视野变得非常迫切。“一只燕子能否代表一个春天”?如果说只是一两句出现在《曾国藩全集》里的话，而没有结合曾国藩的社会网络、纵观其社会、政治等问题联系起来，就不能代表其时真正的“曾国藩”。对于曾国藩的研究，历史上出现过种种独倒一边的研究——出于为了阶级的需要而各走向极端化，蒋介石为了“治心即为治兵之本”而亲自为《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作序并附录自己的心得体会于后;无产阶级史学家在改革开放以前，对曾国藩予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对于曾国藩的研究，全面开花，但又基本上是都是正面论。实际上，正如章太炎的“圣相与元凶论”一样，曾国藩是一个矛盾体——“内服黄、老，外示儒术，诚伪相杂而又诚伪相济”［16］——研究曾国藩的思想文化，必须与其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结合其“交互依存”的社会、教育、出版、风俗、制度等内容进行。“曾国藩的自我认知框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年轻时候的理解，只是几个粗陋的概念，而随着其年龄的增长、社会的变迁，深受旧式文化的影响，其“理想自我形象”将逐渐明朗化和概念化。而其口头始终是“理想上”应该如何如何?现实又往往与理想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行为上极易出现偏差，因此这些“理想的自我形象”的内容及其变迁，都非常值得研究。

注释:

①邰红红认为:"桐城中兴以曾国藩所代表的湘乡派的崛起为标志，从曾国藩咸丰八年主动靠拢桐城派，并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家群体，延续到光绪末年曾门弟子相继殂谢，前后持续五十年左右。这一个群体的兴起正鲜明的体现出一种承前启后、从古典向近代过渡的色彩。"(邰红红博士论文《曾国藩与桐城中兴》上海大学2008届博士论文第1页)，此外，还有诸多文章论文论及于此。详见成晓军《120年来曾国藩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述评》载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近十年来曾国藩研究述评》载于《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七期;熊吕茂，肖高华

《近年来曾国藩研究综述》载于《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期。

②祝嘉编著的《中国书学史》把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曾广钧罗列其中;曹正善认为曾国藩的书学"博习穷擅自成一家"见其著作《博习穷擅自成一家－－曾国藩书学管窥》《武陵学刊》1996年第一期;

③早在上个世纪初，蔡锷将军便辑录曾氏有关治兵方面的文字，并加以评说，用来作为培训新军将官的教材，在中国军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④相关研究可见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史林编著的《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版)等论著及论文。

⑤目前，已有学者研究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或是湖湘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见朱东安《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载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宋德华，胡文校:《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精神》《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田澍著《曾国藩与湖湘文化》湖南出版社2003年版;刘兴邦著《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传统》载于《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9卷第2期;李育民《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⑥如 RogerChartier，"Text，PrintingandReading"，inLynnHunted.，TheNewCulturalHistory:Essays，editedbylynnHunt(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P154 －175;RobertDarnton，"HistoryofReading"，inPeterBurke，ed.，NewPerspectivesonHistoricalWriting(UniversityPart，Pa.:PennStatePress)，pp.140 －167;andRobertDarnton ，"FirstStepTowardaHistoryofReading"，inTheKissofLamourrette:ReflectionsinCulturalHistory(New York:W.WNorton ，1991)，PP，154 －190。法国关于阅读史的相关研究有自己的学术脉络，见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与书籍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41，(2008):257－314

⑦在此，采用的是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收入邓小南等总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在该文中所言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应该用"倒着放电影"的方法。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91.

［2］唐浩明.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卷首语［M］.长沙:岳簏书社，2002.

［3］周俊武.激扬家声: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级博士论文.

［4］唐佳海.儒学视野下曾国藩的道德实践［J］.船山学刊，2007(3):43.

［5］罗益群.曾国藩的读书生涯.卷首语［M］.长沙:长沙文艺出版社，1998.

［6］华友根.曾国藩法律思想述略［J］.史林，2001(3):83－88.

［7］黄启昌.曾国藩法制思想探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7(3):62－67.

［8］王建辉.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出版［J］.编辑学刊;1995(5).

［9］董石桃.曾国藩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论纲［J］.船山学刊，2008(3).

［10］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1］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性和实践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