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科学救国思想论

2011-04-07位红涛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1年4期

朱华，位红涛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近代著名军事家、理学家、政冶家，他一生政声卓著，被视为挽救清王朝衰亡的“中兴”大臣，被清廷赐予太子少保衔，被封为一等侯爵，开清代“文人封侯”的先例。身居高位的他深感“任大责重”，自知“倚界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惊可畏”［1］800。尽管如此，他没有辞官归隐，而是继续坚持“忠君爱国”的理念，为清王朝的延续鞠躬尽瘁。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后期，他逐渐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于是开始主动引进西方科学、广泛招揽科技人才、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等等。他将爱国、救国与发展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试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挽救自己的祖国，以期富国强兵。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有着重要关系。曾国藩科学救国思想的产生也不例外，与其自身特殊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曾国藩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他6岁入私塾，14岁时已能熟读《四书》、《五经》，15岁熟读《周礼》、《礼仪》兼及《史记》等儒家经典书籍。从20岁开始，他四处求学，先后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长沙书院等。1838年，年仅28岁的他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师从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转攻程朱理学。由此可见，曾国藩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成为他一生的信条。实际上，终其一生，也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爱国思想。他曾致信告诉其兄弟:“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报国，不心系念家事”，而他更是牢记这一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2］。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对列强的侵略非常愤慨，他曾说，“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酣睡!”［3］曾国藩一生都奉行儒家“忠君报国”的爱国理念，不管是在早期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还是后期身居封疆大吏，他都矢志不渝为国家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曾国藩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积弱积贫，灾难深重，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时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清王朝内外交困，康乾盛世景象基本褪尽。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自乾隆朝以后便逐渐走下坡路，吏治腐败、军队废弛。特别是嘉庆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加之灾荒不断，全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早期的川楚白莲教起义，以及1840年后连续爆发的汉、壮、苗、回等各族人民的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清政府风雨飘摇。而此时，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科技发展，也对新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提出了更大需求，于是西方国家开启了殖民扩张的步伐，古老的中国面临被掠夺的危险。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相继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每一项都强烈地刺痛了当时的爱国人士。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失，然此次议抚，实处不得已，但使夷人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1］7诚然，此时的曾国藩还没有认识到西方科技的重要性，只是出于对局面的无奈，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产生了对英夷的仇恨之情。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封建士大夫们的美梦。身在江南“剿逆”的曾国藩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不得不承认“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4］，他认为“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5］曾国藩从此改变了过去传统士大夫那种“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6］的观念，从此他将目光转向了大洋彼岸的西方，企图在那里寻找到能够挽救清王朝命运的稻草。

曾国藩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大夫，忠君爱国思想在他的心目中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前，曾国藩和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一样，心中充斥着“天朝大国”的傲慢，极力排斥“夷人”。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7］然而，在鸦片战争中，东方古老的刀矛被西方近代炮舰所摧毁，文明被野蛮强奸，这些在大多数人看来偶然的结局却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加上各地接连不断的农民运动，特别是曾国藩指挥“平剿”的太平天国运动促使其迅速转变了观念。正是这种特殊的自身经历和时代背景，使曾国藩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理念，开启了用西方科学技术使国家富强的航程。

二

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是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创办近代企业、广泛招揽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组织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措施来实现的。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实际实行过程中有交叉的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曾国藩科学救国思想的独特内容。

(一)引进西方科技，创办近代工业

曾国藩率先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批军事工业，被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肇始者”。在这些工业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安庆内军械所始建于1861年，曾国藩在筹建和运营中聘请了徐寿、华蘅芳等科学家，而且所有人员全部使用华人，自始至终没有聘用一名洋人，是中国第一个自主型的近代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军械所投产以后，曾国藩发现木壳轮船行驶迟缓，调度不灵，枪炮弹药质量低下。在现实面前，曾国藩深深认识到要想使产品达到当时西方的先进水平，就必须引进近代机器生产。1863年，他派遣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准备筹建机器母厂，并希望以此作为示范，“传各处仿而行之，渐渐推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8］。正如夏东元教授所言:“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但不用洋人而用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设计制造火器弹药，特别是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虽不甚得法’，却标志了中国进入制造机器的历史时期;为手工造机器向机器造机器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它尽管未用洋人，但它是在西洋火器、轮船和西洋科技书籍的启迪下产生的。……因此，它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是洋务工业起始的标志。”［9］72江南制造局建于1865年，它是晚清最大的工厂，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已发展成为不仅是中国最大、最先进的近代企业，在东亚也首屈一指”［10］33。江南制造局培养了一大批近代科技人才，除在生产实践中训练了大批熟练工匠之外，还在机械制图上创办带学堂性质的画图房，教授生徒外文、算学、绘图等课，机器图样大多由他们绘制。［9］86无论是安庆内军械所，还是江南制造局，都是在近代科学技术指导下建立的。显而易见，这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是其他工业无法比拟的，并为后来其它洋务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树立了榜样。后来的史学家称曾国藩为“清政府经营近代军用工业的开端”［11］，因此曾国藩被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肇始者”也是合情合理的［12］。

(二)广泛招揽科技人才

曾国藩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曾说，“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高飞”［13］，其在早年筹建湘军时，召集了大量的政治、军事人才，这也是湘军能战胜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藩很早就认识到了现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新式武器制造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建立后，曾国藩到处搜寻科技人才，出现了“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才精华，汇集于此”［14］74的现象。1861 年，他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时，得知徐寿、华蘅芳才学过人，于是将二人招致麾下，专门安排二人研制船只，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又任命两人负责制造局的设计、研制工作，李善兰比较擅长数学，于是曾国藩“聘入戎幄，兼主书局”［15］。曾国藩也比较支持他的事业，例如他出版《几何原本》时，曾国藩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代为此书作序，以示重视，这本专著在中国近代数学史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于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容闳回国后，曾国藩让属下张斯桂、李善兰多次给容闳写信，终将其招入府中，委以重任。“容春浦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此间若间华若汀、徐雪村、龚春海辈，内地不乏食工，曷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16］

(三)派遣留学生

伴随洋务运动的发展，曾国藩逐渐认识到:“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里，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援，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17］于是他上奏朝廷:“自斌春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己窥其要领，如舆图、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亟选聪颖弟子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18］在曾国藩的努力下，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远赴重洋求学，随后于1873年、1874年、1875年分3批派遣学生赴美学习。在这些留美学生中，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长为中国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中，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任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9］416。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虽然赴美派遣留学计划实施时，曾国藩已经去世，但是如果没有他的极力倡导，赴美留学的计划恐怕会破产，至少不会这么早实施。

(四)组织翻译西方书籍

在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曾国藩还创办了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在科学技术特别落后，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起步的当时来说，译书无疑是引进和吸收当时最先进科学技术的有力措施之一。科学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展壮大，对于科学技术特别落后的清王朝来说，吸取西方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并以此作为创新的基础非常必要。特别是在曾国藩科学救国思想指导下创建近代工业和大批引进现代机器的关键时刻，对科学原理掌握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必要，正如曾国藩所言:“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现已译成《汽机发韧》、《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拟挨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10］32在曾国藩的主持下，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由此，“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人我国之滥殇”［19］，迈出了大规模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步。据记载:“从1868—1907年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类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9］86这些书籍的翻译，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了中国，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而促进了中国自己科学技术的萌芽与发展。

三

严格说，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与魏源等人的科学救国思想都处于萌芽阶段，但由于他与魏源等人的个人经历、学识与权力的不同，他的科学救国思想有着独特的一面。

第一，就科学救国思想的实践力来说，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抛弃了时人空谈思想的弊端，更加注重实践。从林则徐提倡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20］177，到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20］207，基本上只是在思想层面上的认识。而曾国藩不但深化了林则徐和魏源等人的认识，提出了“师夷智”的口号，认为“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久之利”［21］。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师夷智”的思想推动下进行了大量实践，先后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等工业企业，翻译了一大批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等。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是在继承林则徐、魏源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爱国”，实现的途径都是“师夷”，不同的是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抛弃了时人只空谈口号的弊端，更加注重实践。

第二，就科学救国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依然处于萌芽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萌芽、发展、高潮、衰落、消亡这么一个过程。对于科学救国思潮的发展历程而言，目前学界仍然有不同观点，科学救国思潮的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笔者认为:近代科学救国思潮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迷梦，部分爱国人士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长技”能使国家强盛，由此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愿望。林则徐、魏源即分别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曾国藩在此二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认识，提出了“师夷智”的口号。在对“长技”的认识上，魏源同林则徐一样，认识相对肤浅，而曾国藩将“长技”提升到“智”的层面，无疑更接近科学思想。然而，就探讨科学救国思潮的渊源而言，二人功不可没，其口号凸显出的救国主张正是早期科学救国思想的源头。曾国藩的“智”是这源头催生出来的新思想，“制敌”、“制夷”的目的是为救国，“长技”、“师夷智”是实现救国的途径，他们的口号实际上含有一种朦胧的“科学救国”意向。纵观他们三人的思想变化，林则徐、魏源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曾国藩却初步深入到了学理方面。

第三，就萌芽阶段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和作用而言，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产生的作用更大，影响更为深远。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是科学救国思潮的萌芽时期［22］，这期间很多爱国之士都曾提出过诸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这样朦胧的科学救国思想，但影响较大的无疑还是他们三人，其中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启迪作用，而曾国藩的认识是在他们的启迪和当时客观条件下催生出来的。但论认识高度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无疑更胜一筹，林则徐、魏源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技”，而曾国藩的认识上升到了“思想层面”的“智”。正是这种认识上的深化使曾国藩科学救国思想显得更科学，在他的这种“智”的思想的推动下，曾国藩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名望开始将这种思想转换为实践。他相继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创办近代企业、广泛招揽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籍等措施来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远远超越了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所以就对历史的影响以及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而言，是科学救国思潮萌芽时期无人可以比拟的。

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是帝国主义用枪炮轰开中国大门后的历史选择。曾国藩将科学技术做为救国工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工业，不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具有很强实用性。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利用自己的才识、地位、权力将“科学救国”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不再像是魏源等人仅仅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纯思想层面。他第一次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懵懂的“科学救国”思想转化为现实，付诸于实践。曾国藩在科学救国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科技事业，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使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科学救国”思想，为后来更多爱国仁人志士走上科学救国道路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榜样。

当然，由于时代局限性和自身认识的不足，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也有其缺陷，表现为不够明确，仅仅是一种萌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其没有明确的理论，从而导致了他的科学救国思想没有考虑科学发展本身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远离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国情。要发展科学，必须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为前提，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最为缺乏的。摆在近代中国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救亡图存，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科学是不现实的，必须通过武装革命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才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只有这样，才能为科学发展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和物质基础，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日标。但辩证地看，“科学救国”思想无疑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思想，其精髓是科学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而这两种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因此今天研究“科学救国”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的中国虽然已不再是百年前那种任人宰割的国家，但客观分析，我们依然不够强大，仍然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关于科学救国思潮的起源，学界仍有不同意见，观点不一，多数

学者主张科学救国思潮的起源时间应该是鸦片战争时期，笔者亦持这一观点，详细论述见西华师大朱华发表在聊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上的《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研究评述》一文。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1［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1［M］.传忠书局版，光绪2年(图片版):212.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1［M］.长沙:岳麓书社，1985:660.

［4］曾国藩.致左宗棠咸丰八年五月二三十日［M］//曾国藩全集·书信六.长沙:岳麓书社，1994.

［5］李翰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8［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4:4856.

［6］郑观应.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7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37.

［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2［M］.传忠书局版，光绪2年(图片版).

［9］夏东元.洋务运动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