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平，周维贵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男性话语视野下的女性形象
——莎士比亚笔下的维纳斯

杜 平，周维贵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维纳斯与阿董尼》是莎士比亚年轻时创作的两首长诗之一。诗中维纳斯的形象一直备受评论家和读者的争议。表面上，莎士比亚颠覆了传统爱情诗歌对男女角色的定位，塑造了一个积极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维纳斯仍是作者以男性中心的视角对女性所作的不公正建构，这一形象既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献身精神和女性贞节的双重要求，也体现了男性在情欲与理性之间的两难选择。

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董尼》;理性;秩序;二元主义

莎士比亚的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董尼》取材于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记载的一则神话故事。莎士比亚用精巧的比喻、瑰丽的语言刻画了一个娇艳奔放、充满肉欲的女性形象——爱神维纳斯。作品问世以后，读者及评论家对这一形象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的焦点之一即在维纳斯的“肉欲”上。有论者抨击维纳斯耽于肉欲、滥用感情，如米勒认为:“在维纳斯的世界里，理性无立足之地，因为理性会控制无节制的肉欲享受。”［1］也有论者认为这一形象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张扬、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如国内学者李伟民所言:“在褪去了神性的维纳斯的人间之恋中，莎士比亚张扬了人性，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在‘爱’与‘美’中表现出来，将爱与自然联系起来，并赋予‘真’的人性以崇高的地位。”［2］就长诗本身来说，其艺术性和思想性固然不及莎氏的戏剧，但“这首……长诗，倒是有些像一个勤奋的艺术家随身带着的速写本，为他贮存日后用得到的许多写作素材。”［3］20柯勒律治在谈到莎氏的两首长诗时也指出:“我认为，从这些诗歌可以推测，……那时促使诗人转向戏剧创作的那种伟大本能已经悄悄地在其诗歌创作中产生作用……”［4］因此，要全面了解莎士比亚的艺术，对这个“速写本”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一、性别的错置

纵观全诗，爱神维纳斯对阿董尼的求爱是大胆的、直接的、充满肉欲的。诗的开篇，维纳斯即以诱惑者的姿态向阿董尼许诺:“假如你赏我这面子，作为回报，/你将要领会一千个香甜的诀窍。”①本文采用的《维纳斯与阿董尼》的译文均引自方平的译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英文原文参见莎士比亚《长短诗集》，钱兆明注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43维纳斯鼓动如簧的妙舌，极力劝说阿董尼抓住时机尝味送上门的珍馐，俨然传统爱情诗中的男性追求者。然而，作为爱神对立者的阿董尼却始终不发一语，他的缄默一直持续到诗歌的第185行。阿董尼只厌恶地说了一句，“呸，谈什么爱，/太阳烧灼我的脸，我一定要走开!”［5］52之后，他沉默不语，直到第373行才再启朱唇。从全诗的谋篇来看，阿董尼处于失语者的地位，他的失语与维纳斯的滔滔不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与传统爱情故事中男性占据绝对主动地位的情形背道而驰。阿董尼的失语反衬了维纳斯的强势地位。

对于维纳斯的强势，阿董尼极其厌恶，却无计可施。莎士比亚在刻画阿董尼这一形象时，似乎有意将他女性化。面对维纳斯大胆的求爱，他羞得满脸通红，而维纳斯则用泪泉“去浇熄他腮帮上少女似的燃烧”［5］45。在劝说阿董尼时，维纳斯也采用了一些情诗中“及时行乐”的主题，“别错过了良机，享受要趁现时;/美，岂能任它消耗在自身内?/好花儿要不是赶着良辰里采，/眼看那落花就在泥土里埋”［5］49。这一主题也出现在略晚于莎氏的赫立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和马伏尔(Andrew Marvel，1621—1678)的诗歌中。其中马伏尔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影响甚大。不同之处在于，在莎氏的长诗中，作为男性的阿董尼变成了娇羞的一方，而“男性求爱者鼓吹‘抓住今天，及时行乐’时所采取的传统论据却由咄咄逼人的女性求爱者表达出来”［6］。同时，维纳斯的一系列说教可视为阅历丰富的长者对年轻人进行的人生教育，其使用的论据和语言也多表现出男性化的特点。她述说着爱情的轻盈、繁育的天职和男人的本能，甚至阿董尼的马与一匹母马私奔也被维纳斯拿来作为及时行乐的生动教材。维纳斯承担了传统文学里由男性来完成的角色任务，而阿董尼面对强势的她却只能“娇羞”地予以回绝。莎士比亚在描述维纳斯的求爱时，用“饿鹰”(empty eagle)来形容维纳斯，并多次将阿董尼比作“牺牲”(prey)，维纳斯的强势地位可见一斑。

在身体语言上，维纳斯也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性。维纳斯将阿董尼“拉(pluck)下了坐骑”［5］43，用手臂“抱下了嫩苗似的少年”［5］44，“把他推倒……控制了他的体力”［5］44。他像鸟儿缠在一面网里似地落进她的臂弯。痴情的维纳斯用双臂将他圈囿，阿董尼挣扎着想要脱身，此时维纳斯“那百合般的手指，就逐一锁拢”［5］54。维纳斯握住阿董尼的手，“一朵百合在雪砌的牢房关押，又好比象牙在一圈玉环里镶嵌——”［5］62，诗中阿董尼被维纳斯圈囿关押，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维纳斯还用花园的意象来隐喻自己的身体，以劝说阿董尼享用花园里的一切。阿董尼表面上可随意占有这个花园，实则处于被软禁的状态。维纳斯期望用身体征服阿董尼，让他作自己的小鹿。在她的步步紧逼之下，阿董尼“象一头野鸟，给朝晚训练得驯服了”［5］73，“她的嘴是征服者，他是她的俘虏”［5］72。阿董尼以自己年纪尚青为由请求维纳斯打消对他的爱念。但是早在诗歌的第127行，维纳斯已经表明:“你诱人的唇上，柔嫩的春意显示/你还没成熟，却已很可以尝味”［5］49。自生自灭是阿董尼的愿心，但在强势的维纳斯之前，他的请求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死后他也没能逃脱维纳斯的控制。阿董尼化成一株红白相间的花，而维纳斯“折断了花茎，有一滴滴绿色汁水/从孔眼滴出来，她看作淌下的眼泪”［5］107。维纳斯摘花的行为与前文中多次出现的“采花”意象相呼应，这滴下的泪水正是对维纳斯霸权的控诉。

莎士比亚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女性地位有所提高，在婚恋方面有一定的主动权。但这一时期的婚恋习俗并不允许女子主动追求男子，更别说像维纳斯一样引诱甚至强迫男子，事实上“奥维德和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中的女性往往都受到引诱，一定程度上还遭受胁迫——修辞上的语言胁迫与身体上的强暴胁迫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6］。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中女性往往是男性引诱和胁迫的对象，比如《鲁克利斯受辱记》中的鲁克利斯以及马洛的《多情的牧羊人致情人》。从表面上看，莎士比亚颠覆了传统爱情诗歌中的男女角色定位，塑造了一个积极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

二、理性与情欲的冲突

在《维纳斯与阿董尼》中，维纳斯的专横和阿董尼的无助只是长诗的表层叙述，通读全诗还可以发现文本之内的深层叙述。被比作鲜花的阿董尼固然可理解为美的化身，但他还可被解读为理性的化身。和奥维德笔下的阿董尼不同，莎士比亚刻画的阿董尼对爱神的求爱深感厌恶。面对维纳斯燃烧的激情，阿董尼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姿态。维纳斯用各种借口劝其享受爱情，阿董尼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爱，我并不恨，恨的是你这一套……说是为了‘繁殖’，嘿，少见的托词!/那是理智做鸨母，淫欲在放肆!”［5］86“别称它爱吧，爱已逃到天边，/下界淌汗的淫欲，强占它名义——”［5］86随后阿董尼明确指出了爱情与肉欲的天壤之别:

爱给予安慰，像雨过天青的丽日

肉欲的终局:艳阳天卷来了暴风。

爱情的春泉常保清新，源源不止;

肉欲的夏还没过半，已来了严冬。

爱情不会饱餍，肉欲从不享尽天年;

爱情是一片真理，肉欲是谎话一篇。［5］86

年轻的阿董尼对维纳斯的求爱不屑一顾，认为她的爱只是毫无理性的淫欲，她的说教只是为达目的编造的谎言。诗中多次提到维纳斯欲壑难填、毫无理智，她已尝过阿董尼嘴唇的美味，但“但任凭多少，她的欲壑也难填满”［5］72，“她听凭盲目的热情乱搞胡闹……把理智赶走，把什么都抛在脑后，/再不管赧颜、害羞，把名声全丢”［5］73。维纳斯正是在盲目的情欲驱使下，一步一步地将阿董尼逼向最后的妥协。

相对于缄默的阿董尼，维纳斯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她的形象也具有传统作品中女性多愁善感、柔弱易变的性格特征。她一忽儿哭哭啼啼，一忽儿娇嗔怒颜，一忽儿夸耀自己曾把战神俘虏，一忽儿赞美阿董尼举世无双。在诸多理由皆告失败的情况下，无奈的爱神假装晕倒过去，无知的阿董尼被狡黠的爱后欺骗，吻了她的嘴。欲望一旦决堤，维纳斯再也不知收敛。她得知阿董尼次日将把野猪追杀时，扭着他倒在地上，使他跌在她的肚子上。但是“他虽然骑在她身上，可不把她策动;/比坦塔勒斯还要受罪:她的遭遇——/紧抱住一座乐园，却享不到半点乐趣”［5］75。这一猥亵场景充分暴露出维纳斯充满肉欲的内心世界。次日当有征兆暗示阿董尼可能遇难时，维纳斯焦急得就像乳头胀痛的母鹿，“这个喻体使得读者同情可怜的母鹿与麑鹿，因此避免读者对维纳斯的动物性欲望做出敌对判断”［6］。维纳斯一时失了主见，失魂落魄地诅咒了死神，可一发现希望的曙光，她又开始为自己的诅咒开脱，将责任推给野猪。在亲眼目睹阿董尼的罹难后，她又在嫉妒心支配下诅咒起世间的爱情来。这种行为特征表明“在用理性控制反应上，维纳斯并不比一个婴孩强……脆弱的维纳斯正如一个老妇人，急切地希望在年轻爱人的臂弯里恢复自己的青春”［8］。从这些细节可以发现，维纳斯这一形象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男性作家对女性的不公正的建构。

相对于非理性的维纳斯，阿董尼是理智的。他不听维纳斯的劝告，固执地去追杀凶猛的野猪而不是捕猎兔子、狐狸这类胆怯的动物，这是男性对勇敢和力量的追求，符合传统作品中作家对男性的建构。斯特赖特贝格尔即指出“阿董尼的行为体现了受训的青少年热衷于为实现具有男子气概的崇高理想而做的相应准备。维纳斯所提供的只是诱惑——不只是欲望的诱惑，也有疏于责任的诱惑……”［9］维纳斯曾用战神的例子游说阿董尼，说战神为赢得她的欢心，挂起了自己的钢枪、盾与盔。维纳斯所代表的情欲使得战神疏于自己的责任，“把我的床帏做军营，玉臂做战地”［5］48。这既是对军营和战地的戏谑，也是对男性责任的背离。与战神不同的是，阿董尼并未受到诱惑，仍然期望去追捕野猪以考验自己的男子气概。

阿董尼在诗中多次被与太阳相提并论。维纳斯将阿董尼的眼睛看作地上的太阳，她自己“处身于天上地下、两重太阳的中央!”［5］53在诗的后半部分，维纳斯向太阳神发话:“啊，你辉煌的、一切光明的主神……如今有个凡人，他只吸人母的奶，/却能借给你光明，像别人向你借贷。”［5］90在这些诗行中，阿董尼的美“被视作为造物提供持续能量的太阳，诗歌开篇将太阳‘紫红的面孔’与阿董尼的‘红颜’相比，后文维纳斯又称赞阿董尼为更伟大的太阳”［10］，“万物因他的光芒而生”［11］。一再与“太阳”意象产生联系，说明阿董尼除了代表着‘美’，还隐喻着理性，因为太阳神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是光明与真理的化身，尼采就将希腊的理性精神称为“日神精神”。在诗歌末尾，阿董尼的死令维纳斯哀叹:“随着他，‘美’被杀害了;/‘美’死了，黑暗的浑沌随之而来了”［5］98。黑暗的浑沌(black chaos)这一意象的原型是太初混沌，它标示着一种无序、去结构的状态。阿董尼的死能唤回这种无序的状态，是因为阿董尼是大自然“从天上盗来了神圣的模型”［5］82铸成的，神圣的模型代表着秩序，而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与秩序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西方人对秩序的生成有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秩序源于宇宙法则;秩序来自神或上帝的启示;秩序的根据在于人之本性;秩序基于知识(技术)的运用。但是，其内在的渊源却都是理性——尽管他们对理性的理解有所不同”［12］。柏拉图认为人的理性可以驾驭他的欲望，而亚里士多德将人称为“理性的动物”更是将理性提到一种绝对的主体地位。自古希腊开始，理性就常常被认为是通往知识和秩序的道路，不论这种知识是关于宇宙的、神的、人自身的或者科学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批判禁欲主义，但理性本身不是他们的靶子，他们只是重新认识了人本身。米勒指出:“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信条而言，理智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1］作为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莎士比亚在《麦克白》、《李尔王》等剧作里即揭示了理性缺失、物欲横行的惨痛后果，他对阿董尼这一“神圣的模型”所做的艺术处理也表明了他对理性与秩序的亲密关系的确认。

阿董尼这一形象被莎士比亚赋予了理性的卫道士色彩，而维纳斯则被塑造成追求肉欲的女性形象。阿董尼的遇难表面上看是因为野猪的凶悍，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理性在肉欲面前的毁灭。在长诗的最后，阿董尼的死被维纳斯解释为野猪不经意间的伤害。她认为野猪原是想亲吻他，然而“不料那长牙，却刺入了他的鼠蹊”［5］104。她自己甚至承认，“假使我的牙，也生得象那头野猪，/我承认我还没吻他，先就把他杀戮”［5］104。维纳斯的推测进一步表明了肉欲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而这种毁灭性的肉欲“至少在诗的开篇，……也是维纳斯的本性之一”［13］。因此，阿董尼的死也象征了理性在强大的肉欲面前所遭遇的最后失败。

三、二元话语模式下的女性

阿董尼与维纳斯的较量隐喻着理性与肉欲的冲突，这与西方思维模式中典型的二元主义思想(dual-ism)密切相关。二元主义定义是“一种异化形式的区分，其中权力通过确立一个次要的、他者的层面这种方式来解释和建构差异”［14］，它不是简单的二分法，而是倾向于将世界分裂为不同的二元对立结构(dualistic opposition)，比如男性和女性，理性与情感，精神与肉体，文化与自然等。在这些二元结构中，一方处于支配的地位，另一方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种权力逻辑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将两者生硬地对立起来。在男性/女性这一二元结构中，男性支配女性，男性被认为是理性、重精神的，而女性则是感性、重肉体的。同时，男性还被认为是社会性的，而女性由于其生理特征及生育功能常被认为是自然属性高于社会属性的造物，文学传统中女性与自然也经常被联系起来，互为隐喻。

莎士比亚笔下的维纳斯也是基于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结构的女性建构。她被刻画成耽于肉欲的女性形象，成为女性自然属性的化身。例如，维纳斯将自己的身体喻为一座花园，其间有各种不同的地景形态，被喻为小鹿的男性阿董尼可以随意享受这一花园。花园的意象象征了生养万物的自然，其富足则代表了丰饶的繁殖能力。维纳斯劝说阿董尼行乐时列举的理由之一即是“繁育的需要”:“种子爆出了种子，丽质传下丽质，/你出生了又把孩子生出，那是天职。/为什么你该取滋养于天地的繁育——/要不是天地以你的繁育为滋养?/按照大自然的法则你就该生育……”［5］51维纳斯此处用“自然的大道理”规劝阿董尼，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代言人的地位，但阿董尼对维纳斯的论述不置可否。阿董尼对“繁育”的冷淡实际上是对自然法则的藐视，他追捕野猪体现了男性对其社会属性的坚守。他一口回绝了维纳斯提出的翌日相聚的请求，告之他打算“跟他的几个朋友，去把野猪追杀”［5］74。之后他再次提到“朋友在等我”［5］82，他“不仅仅被他的朋友等待，一定程度上也被期待能加入他们中去:成为基于一种持久追求的男性阶层的一员”［15］，这表明了男子对获得男性社会认同的期望及其对社会属性的追求。

作为爱欲的化身，维纳斯更多地代表着激情与欲望。长诗中阿董尼的马与一匹骒马私奔，维纳斯借此来证明自己求爱的合理性，并劝说阿董尼向自己的马学习，“我真心诚意地请求你:要学他的样，/享受送上来的机会吧，聪明的孩子;/就算我不响，他给你做出了榜样”［5］64。在维纳斯看来，满足情欲天经地义，乃人的本能的体现。维纳斯将自己降低到动物的层次，以动物性来劝导富于理性的阿董尼，这本身即说明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地位之别。她甚至斥责阿董尼:“啐，你这没有生命，光挂着/好看的画图……光是看着/象个人，但决不是女人所生养;/堂堂男子汉的相貌，但决非男人，/因为他们不用教，也懂得亲吻。”［5］54维纳斯的话外之意即阿董尼来源于倾向于自然属性的女性，理应拥抱其自然性的一面，即满足肉欲的需要。通过维纳斯这一形象可以看出，在男性/女性这对二元结构中，男性被认为其社会属性高于自然属性，而女性则恰好相反，因此男性相对女性而言在地位上享有绝对优势，有权要求女性温顺、贤良、忠贞。男性作家往往在文学作品中赞美那些纯真贞洁的理想女性形象，对失贞女或悍妇形象极尽贬抑之能事，莎剧《驯悍记》中的凯瑟丽娜即是典型的例证。

阿董尼死后，维纳斯痛哭流涕、悲痛欲绝，心灰意冷地飞回巴福斯，“把莽莽尘寰抛得远”，并打算“不再把本相显露:将从此隐休”［5］108，显示出了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前文维纳斯还夸耀曾将战神俘虏，最后却由充满肉欲的诱惑者变成了“在其灵魂里找到了升华了的天使，一个神圣的维纳斯”［13］。这种前后不一的深层原因何在?

莎士比亚对维纳斯的刻画离不开奥维德文本的叙述限制，同时也受到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大文本的影响。当时圈地运动的深入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禁欲主义和传统的婚恋习俗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婚姻和繁育得到了新教伦理的重视和肯定。天主教性伦理所提倡的独身主义制度遭到否定，婚姻在摆脱天主教的束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婚姻制度向世俗化迈进了很大一步。因而，伊丽莎白时代“以宣扬性爱和肉欲为重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文化，不但使古典的‘及时行乐’思想在英国复活，而且使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道德社会经历着剧烈变化。其明显标志是破‘禁’立‘纵’，即打破中古世纪基督教的禁欲观，确立体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纵欲观。”［16］受此社会变革的影响，自由婚姻、未婚先孕及婚外性行为等现象屡见不鲜。人文主义作家顺应时代的潮流，期望将人性从禁欲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新教伦理仍然保存了天主教神学理论所强调的“生殖”功能和“忠诚”的规范［17］。也就是说，婚姻并没有成为男女双方基于平等自愿原则的私事，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主要责任仍然是繁衍子嗣、克尽妇道。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新教的婚姻家庭观仍然建立在女性低劣论这一圣经传统的基础之上——这与天主教没有什么两样。”［17］二元主义话语所建构的男尊女卑思想在英国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男性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仍然掌握着稳固的话语权。因此，莎士比亚笔下的维纳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道德社会的复杂性。一方面，维纳斯代表了男性在渴望摆脱天主教性伦理束缚上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维纳斯所强调的“繁育”及其“隐休”实为天主教婚姻观对女性家庭责任的权利主张。维纳斯作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之神，一直受到文人的追捧与仰慕，年轻的莎士比亚也不例外。长诗中的叙述者对维纳斯的态度飘忽不定，赞美之情与嘲讽之意夹杂混合。这种爱恨交织的心态本身折射出了男性作者对维纳斯的基本态度。维纳斯的理性缺失受到了作者的嘲讽，但作者对维纳斯展现的情欲又表露出渴慕的情愫。维纳斯的热情主动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献身精神的幻想，是男性对情欲追求的间接表达。可以说，维纳斯的形象既反映了男性作者希望打破禁欲主义的束缚，又反映了二元主义话语对女性的不公正建构。维纳斯形象中包含的矛盾之处生动反映了处在情欲和理性的夹缝中的男性的复杂心态。

四、结语

通过对《维纳斯与阿董尼》中维纳斯形象的解读可以发现，维纳斯仍是作者从男性视角对女性所做的男性中心式的塑造，维纳斯象征着与理性争锋相对的情欲，这是西方传统的二元主义思维模式对女性的不公正建构。维纳斯的情欲也是男性的“欲”，维纳斯的“霸权”也是男性霸权的体现。维纳斯的形象既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献身精神和女性贞节的双重要求，也体现了男性在情欲追求和理性崇尚两者间既矛盾又统一的真实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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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Character in M ale Discourse——On Shakespeare’s Venus

DU Ping，ZHOUWei-g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ina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637009，China)

Venus in Venus and Adonis，one of young Shakespeare’s two long narrative poems，has been treated as a contentious figure by critics and readers．Ostensibly Shakespeare subverted the traditional stereotype of gender roles and created a female character aggressively wooing the person of her heart，but a scrutiny of the poem reveals that Venus typically reflects the prejudiced androcentric construction of femininity．The image of Venus indicatesmen’s requirements for both female sacrifice and chastity;it also clarifiesmen’s paradoxical attitudes towards sexuality and ration．

Shakespeare;Venus and Adonis;ration;order;dualism

I052

A

1004－1710(2011)06－0096－05

2011－04－12

杜平(1964－)，男，四川成都人，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林漫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