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魁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以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为视角

唐魁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交叉学科是不同知识体系的渗透与融合，其研究理路对当代各学科的知识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以及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学科之间所进行的交叉研究，往往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新的生长点。交叉学科研究不仅存在着深刻的认识论基础和彼此不同的认识论倾向，而且也存在着复杂的方法论问题。学术交叉的力量在于，它可以促进知识生产，并使学术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交叉学科;认识论;方法论;知识社会学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信息交流的便利，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态度，使得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关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更是几成显学。对于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的理解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文中的讨论将在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

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

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

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

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

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

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

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

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

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

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

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

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这里的科学—技术认识论，是将科学哲学界的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融合或整合起来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避免笔者不喜欢使用的“科技”一语;另一方面，则可以将技术纳入到科学的“大家庭”里，以及将科学视为一种技术的“物化”过程的科学基础。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科学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科学是科学，技术也是科学。我们发现，诺贝尔科学奖中有90%以上的奖项授予了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科学成就，而极少给予技术产品的发明人。比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不断获奖就是因为它始终处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前沿位置上，并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工程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多学科研究结果。学科交叉的绝对性和现代性，使学术研究呈现出“去单一化”的态势。交叉性、边缘性已成为科学难以拒绝的选择。“元科学”与交叉学科的融通，已变成学者的一种基本责任。

纵观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正是科学认识、技术认识变革的理论基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变革的前提和基本路向。科学认识论，可以说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解释法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怀疑主义的［9］。但归根结底，我们了解到的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和技术认识论的铁律。

应该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至少五个世纪的时间。直到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等人为止，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图景。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知识表现为某种关于世界、世界的秩序、规律和规律的理论或描述。在他看来，只有理论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实现对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3个世界)的具有真正价值的猜测。然而，理论知识永远不可能被证实或确认是真实的，尽管它可以接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发现始终得到理论的指导，而理论却不是由于观察而得到的发现。说起来这似乎像是一个科学认识的怪圈，但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的确是异常复杂的，对其本质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与波普尔不同，库恩则认为，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在一种总的观点即一种世界观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知道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各种理论可以接受或摒弃的标准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界的这种观点是由各种实例和各个学科间的矩阵形成的。前者是被科学界视为范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法;后者则是“科学共同体”的“普世”基础或共同义务、信念和价值的观念［10］。按照库恩的思想，科学的变化过程基本上是革命的和不连续性的，会带来深远的认识论后果。由此，他将科学分成正常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交叉学科很类似于这种可以随心所欲地研究的特殊科学，它不需要受到更多的学科矩阵的约束。在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上，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分别强调“怎么都行的”科学经验主义及技术异化论。

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基础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技术发明及应用往往会产生基石的作用。没有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就谈不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反之，如果一直缺乏技术上的支撑，也不会进一步为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人工物”或技术实践上的验证。这是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和互动规律。理论化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可以避免科学进步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可以促进新颖、创新的方法论的被采用，从而有助于实现破旧立新和建立科学技术新秩序的根本目标。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增长的方法论选择，其合理性也将隐藏于上述目标之中。

四、科学—技术—社会认识论

鉴于“人文—社会认识论”和“科学—技术认识论”均为“文科”或“理科”的“近距离边缘学科”的认识基础，那么，我们有必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样整合的“科学—技术—社会认识论”，更能适应文理交叉、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融合的“远距离边缘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科学社会认知论或技术社会认识论也更能够体现当代科学技术演进的社会建构性特征及趋向。实际上，我们所观察到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间相互作用的论题领域和方法论路向是清晰可辨的。但有时也不乏理想化的味道。比如，在我们所熟悉的视觉传播学领域里就包含着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美学史和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元素。另外，伟大的科学家普朗克、爱因斯坦、波尔的创造性工作和卓越的艺术家(如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歌德、舒伯特等)的创造性工作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质性。而以曼海姆、舍勒［11］、巴恩斯、布鲁尔和塞蒂纳等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家，更是注重将普遍的知识原理、对称性、反身性、社会建构和社会情境等因素引进到远距离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过程。这些“研究纲领”不仅激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且也促进了边缘知识生产和深化了交叉学科的认识论。

探索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意识和科学—技术—社会的认知，具有迥然不同的进路。这种认识论导向的方法论，既包括了系统性、动态性又包括了演进性和协同性等复杂性因素。虽然当代哲学认识论中已经放弃了从总体上对实在进行经验研究的学科诉求，但是仍以专门化的科学材料为其研究基础。我们所持的新的科学技术社会认识论，主张在现代认知科学的前提下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填平。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交叉学科研究现象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学技术社会认识论之一出现的，他会给某所著名大学或是科学研究机构带来“花开众枝”的理想结果。因而，我们有必要及时地把“小科学”调整到“大科学”的研究上来，并以解决复杂性人文、社会和科学技术问题为出发点，将跨越学术边界理念提升到国家创新及大学“愿景”的高度。像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理工科大学，应如何面对世界性的交叉科学研究浪潮问题?简言之，就是要改变科学技术的“单向度认识论”倾向，在发挥本学科特色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地将实现“跨学科的认识论转向”。具体说来，主要应做四件事:一是建立一种适合交叉学科发展的、各学科平等交流与合作的研究机制;二是以寻求和培养对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有热情的人才，这种热情是做好很多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条件;三是要建构起可以催生高水平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学科的“文化”;四是要找到真正重要的科学技术和人文“两种文化”融合的“真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原创性的重要发现，为解决“生产型社会”和“生活型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开拓和提供科学认知意义上的支持和新方法、新途径的科学问题。

最后，再着重说一句，我们建设性地考察和分析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一定会有助于开展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和教育活动，从而可以强化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和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

［1］路甬祥.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再思考［J］.求是，2002，(20):6－8.

［2］［美］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3.

［3］薛澜.关于学科交叉问题的一些理论探讨［J］.中国科学基金，1997，(1):59 －63.

［4］张洪雷，林昆勇.理由内在化——论夏皮尔的科学划界思想［J］.广西社会科学，2007，(12):44 －47.

［5］陈启愉，陈育青，等.重点实验室交叉学科建设策略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6，(7):36.

［6］［瑞士］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M］.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60－120.

［7］［法］帕特里克·托特，［法］让－吕克·罗尔.从认识论到人类学及从人类学到认识论的交互反思［J］.第欧根尼，2000，(2):25 －48.

［8］［俄］伊利亚·卡萨文.当代认识论中的跨学科观念［J］.第欧根尼，2010，(2):143 －144.

［9］郑祥福，洪伟.科学精神——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63－166.

［10］VIRENDRA SHEKHAWAT.Some Epistemological Trend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M］.Diogenes N.，1984:128.

［11］［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0 －87.

［责任编辑 张莲英］

Epistemology Found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Taking Sc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s Angle of View

TANG Kui-y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penetration and fusion，the road of the contemporary various subject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has a special meaning.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etween various disciplines，and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natural science，technology，various science disciplines there is a crossing－research，which often becomes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field and new growing point.The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not only has deeply epistemology basis and each other different epistemology bias，but also ha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complex.The intersection of academic strength can promot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make the academic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road.

interdisciplinary;epistemology;methodology;knowledge sociology

G304

A

1009-1971(2011)05－0001－05

2011－09－01

唐魁玉(1962－)，男，吉林辉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网络社会学及科学技术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