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廷博研究三题

2011-04-03刘尚恒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11年5期

刘尚恒

（天津图书馆，300191）

清代乾嘉时的鲍廷博，是位名重当时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大藏书家、大刻书家。他的知不足斋藏书以向四库馆进呈书数量之多、版本之精，列为全国“四大家”之一，获得皇朝赐书、题诗、赏赐功名的殊荣，所刊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以选择精良，校勘精审，首尾完整，成为清代丛书刊刻中的翘楚，故而论述鲍廷博其人其事之作不乏常见，然而有待深入的地方也不少，兹特举出三题。

1 关于鲍廷博的年谱之作

年谱之作系个人编年体传记，是“知人论事”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杨殿起先生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总录》、来新夏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谢巍先生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均未著录鲍廷博年谱之作，可见所缺由来已久。

2006年5月，安徽黄山书社出版的《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两册）中，收录王立中撰、郑玲点校的《鲍以文先生年谱》一种，算是开山之作。王撰“鲍谱”，虽则起其生年（清雍正六年，1728），迄于其卒年（嘉庆十九年，1814），然而于这位享年87岁高寿的大藏书家、大刻书家，通篇谱文包括眉批、夹注在内，只有万余字，限于鲍刻书三四十种，且基本未涉及交游等事迹，显然过于单薄。其所缺鲍氏行年记录过半，有的年份所记只限时事而无鲍氏事迹，但毕竟是第一次将鲍氏事迹以年系之，作了条理化编次，虽则简略，而首创之功不可没。只因王氏在“居穷山中，见闻有限，兼敌寇侵凌，交通阻梗，咨访无从”[1]情况下成稿的。作者于国难当头，仍不忘阐扬民族文化，笔耕不辍，敬重之心，油然而生。

20世纪90年代，我国台湾学者蔡文晋先生撰有《鲍廷博年谱初稿》，分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94年12月第二十七卷第二期和1995年6月第二十八卷第一期。蔡撰也起于鲍氏生年，迄于其卒年，全文约两万余字，较之王撰内容增加了一倍。值得注意的是，蔡撰“鲍谱”利用了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珍藏的鲍氏题跋本。该馆曾编印有《标点善本题跋集录》（两册，1992年5月）、《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凡四册，1982年12月）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1992年6月）等三种，可供查阅鲍氏题跋，但毕竟多属二手资料，非是“庐山真面目”，况且编印者在集录鲍氏题跋时难免有笔误和遗漏之憾，如《集录》中于《江月松风集》、《侨吴集》、《近光集》中鲍跋均未录全。同时增益了部分鲍氏交游事迹。但蔡撰未见鲍廷博好友赵怀玉所撰的《恩赐举人鲍君墓志铭》，又未读到鲍氏的惟一诗集《花韵轩咏物诗存》，尤重要者，藏于大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及浙江、湖南、重庆等馆鲍氏题跋和单刻本资料，蔡氏未获寓目，所记或缺失甚多，或语焉不详，令人遗憾。如蔡记鲍廷博生年缺失月日，记乾隆二十六年鲍刻《湖山类稿》、《云水词》只据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缺失鲍氏跋及吴城、余集二跋，甚而以晚于鲍廷博的歙县鲍崇城刻《太平御览》当作鲍廷博的“鲍刻”。

第三种为刘尚恒著《鲍廷博年谱》一册（2010年7月黄山书社出版），是作者有感于王撰过于缺漏，本着皖人治皖学的意旨而作。全书32万字，前附鲍氏刻书及题跋手迹书影9幅4页，冠有来新夏先生撰《序言》一篇，正文卷首为总论鲍氏其人其事，卷2至5为年谱，起生年，迄于卒年，卷6为谱后纪要，录鲍氏卒后，其子孙继完《知不足斋丛书》大业，以及后世的仿作、影响等重要事迹，末尾附录4种（评鲍氏《花韵轩咏物诗存》、鲍氏传记资料辑录、鲍氏向四库馆进呈书目、鲍氏抄校本书辑目），并有书名、人名综合索引。刘撰“鲍谱”，不仅依靠天津图书馆藏书，而且得到国家、上海、浙江、中科院、南京、湖南、重庆诸图书馆同仁的鼎力相助，各年记事下有按语，考订异说，补释版本，叙述抄书、刻书、藏书、交游等情况，内容较为翔实，体例也较完整。惟鲍氏题跋分藏散，交游众，资料难尽周全，所记尚有缺失，有待进一步增补修订。

2 关于《鲍刻六种》疑义

鲍廷博从乾隆十年（1745）起，迄嘉庆十九年（1814）卒，藏书刻书至少长达七十年之久，所刻以《知不足斋丛书》最知名，此外，还自刻过单刻本，如《庚子销夏记》、《湖山类稿》、《水云词》、《陶说》、《名医类案》、《岭云诗抄》、《柳洲遗稿》、《笠芸诗瓢》等，其助赵起杲刻《聊斋志异》、助吴长元刻《清河书画舫》、助顾修刻《读画斋丛书》等，也久为学人传颂，然而鲍氏有无编刻另一丛书《鲍刻六种》呢？颇有疑窦。

郑伟章先生说：“笔者从科学院图书馆就见到《鲍刻六种》两函14册，有《曲洧旧闻》十卷、《五经算术》两卷、《蛮书》十卷、《金石史》二卷、《唐阙史》二卷、《云谷杂志（记）》五卷，这些书也都刻入了丛书”[2]。郑著《文献家通考》也云：“鲍氏所刻尚有《鲍刻六种》两函14册”[3]。

《鲍刻六种》不见《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等专门性丛书目录，也不见于中科院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惟著录于《中国古籍总目·丛部》（第385页）作“鲍廷博编，清乾隆间杭州刻本”中科院独家藏，“六种”中“阙”、“金”、“曲”三种分别见于《知不足斋丛书》第一、四、二十七集，而“五”、“蛮”、“云”三种并未入《知不足斋丛书》，“都刻入了丛书”此话不确，这是其一。

其二，上述“六种”加上《敬斋古今注》一种，凡七种，正是清汪远孙辑，清嘉道间钱塘汪氏所刻的《振绮堂汪氏丛刻残存七种》一书[4]。傅增湘先生在《汪氏丛书七种跋》写道：该书“版式宽展，十行二十一字，镌雕俊整，纸墨明湛，各书不著序跋，封面仅题大字书名，而未署年月及地名、人名。”“内《五经算术》、《蛮书》、《云谷杂记》、《敬斋古今注》皆载《四库总目提要》，或加‘武英殿聚珍版原本’一行，是此四种从聚珍版覆雕者。馀则《阙史》冠以‘御题’二字，《曲洧旧闻》冠以‘御览’二字，又此二书及《金石史》，皆见《知不足斋丛书》，似此三种从鲍氏本覆刻者，然究不审刻自何人”。傅氏曾以此书询之缪荃孙，缪云：“似属钱塘汪氏所刻。”[5]

傅增湘最后认为，乾隆时，鲍廷博等在杭州选刻《聚珍版丛书》五十种，鲍氏又自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汪氏近在会垣（省会杭州），因取其稀见之籍及精校之本，萃为此编，改刻大版，以垂久远。其未加题识者，缘所采皆为‘钦定’之书，不敢缀名姓于简末，以示尊崇谨（敬）畏之意云尔。又考《曲洧旧闻》一书，四库著录本即为汪汝瑮所进，故汪氏刻书举以弁首，并标明‘御览’，用志荣幸，此又足为《振绮堂丛书》之一证焉。”[6]是书今藏国家图书馆，书名作《振绮堂汪氏丛刻残存七种》，版本作清嘉庆道光间钱塘汪氏刻本，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丛部》和阳海清等《中国丛书广录》（上）著录。

可见，郑先生从科图所见的《鲍刻六种》，实则为《振绮堂汪氏丛刻》之残本。所谓“六种”，当为该馆编目者自拟丛书名。这种现象，阳海清先生称之为“汇藏丛书”。即由收藏者单位或个人将几种书放在一起（甚至版本也不同）拟出总书名。对于此种“汇藏丛书”，除极少数约定俗成的（如《楝亭藏书》、《雅雨堂丛刊》等）应谨慎对待，将其排斥在丛书之外，否则混淆了单刻本与丛书本界限，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丛书就令乱如麻，永远理不清了。中科院图书馆有此类例子，如清《黄氏家集六种》、清易本烺的《纸园丛书》等，该馆皆自拟丛书名，只是《鲍刻六种》连书名也拟错了。

按，钱塘汪氏振绮堂所辑刻的综合性丛书，除上述外，还有汪康年编的《振绮堂丛书》，此书1923年浙江省立图书馆依汪氏原刻本重印，收书八种，不包括“丛刻”中七种（《广录》第212页），《广录》编者阳海清先生按语说：“是编诸书前此是否汇印过？待考。”据此，应是汇印过，只是“七种”流传极稀，连汪康年编印时，也未见而漏编了。另外，《中国丛书综录》还著录有汪康年辑《振绮堂丛书》一种，清光绪、宣统间排印本，凡2集22种，那已是很晚的了。

3 亟需拓深的鲍廷博研究

自来学人关于鲍廷博研究多限于《知不足斋丛书》，此虽是鲍氏一生最重要事迹，但还不够深入认识其人其事，对鲍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非常必要，这不仅关系他本人，更关系到浙江乃至中国藏书、刻书文化。譬如：

3.1 诗家、书家鲍廷博

藏书与文化学术历来密不可分，历史上私人藏书家无疑是读书人之外，或为学者，或为文学家、诗人、篆刻书法家、版本目录学家，甚或兼而有之，鲍氏亦概莫类外。阮元说他“尝作《夕阳诗》甚工，世盛传之，呼之为‘鲍夕阳’”[7]。翁广平称他有“《花韵轩小稿》二卷《咏物诗》一卷，皆晚年记忆出者。有《夕阳》二十律为海内传颂，袁简斋太史（枚）、阮云台制军（元）称为‘鲍夕阳’云”[8]。此后人们论及鲍氏诗才，常以此二则为凭，罕有引见其诗作者。盖鲍廷博所著《花韵轩咏物诗存》3卷（亦称《花韵轩小稿》、《咏物诗》），原只有国家、安徽和中山大学三家图书馆藏抄本，且均列为善本，嫏嬛高阁，常人难得一见，评介也就无从说起。

有幸的是，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清代稿抄本》第二十五册，据中大藏本全文影印出版（2007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该书前冠嘉庆十年（1805）阮元序，录鲍氏七言律诗150多首、词一首，附同人酬唱诗7首，篇幅不为多，然足供尝鼎一脔。

袁枚称：“吾乡鲍以文廷博，博学多闻，广镌书籍，名动九重，未知其能诗也。余偶见其《夕阳》二十首，清妙可喜。”并录鲍《夕阳诗》一首，佳句十二句，赞为“皆妙绝也。可称古有‘鲍孤雁’（宋鲍当），今有‘鲍夕阳’矣”[9]。晚清丁申也有引其《咏物诗》中《栏干》、《剪刀》诗六句，称“皆有风致”[10]。

鲍廷博不仅堪称诗人，而且能书，他存世的数百种题识跋文，无论楷书、行书，抑或行草，皆超凡脱俗，隽秀飘逸，而且对照他题跋笔迹，可知其《知不足斋丛书》书名，即出鲍氏自署，只是前人不曾深察。近代李玉棻称鲍氏工书，并著录“许仲弢廉访藏有行楷立帧，书旧作七律二首”，“用笔圆润”[11]。

3.2 关于知不足斋藏书

“知不足斋”本系鲍廷博之父鲍思翊藏书室名。鲍廷博因父好书而以书孝亲，加上两度乡试落榜，断了仕宦之路，于是广肆搜集，成为藏书大家。鲍廷博先世原藏书多少呢？不得而知。吴长元说“先世所藏两宋遗集多至三百家”[12]，仅此可推想其藏书数量、质量颇具规模。鲍廷博大肆增益后，其藏书多少呢？因无完整的藏书目录传世，已难以确知，今惟一传世的《知不足斋宋元文集书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其抄本，录唐至元文集560种，而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稿本收录为469种。今人有称“先后达10万余卷”[13]，但未注所据，只能作一参数。四库开馆时，鲍家进呈书见于《进呈书目》的为626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而不见于《进呈书目》的92种，总数达700余种，这些无疑是鲍家所藏。所编刊的《知不足斋丛书》收录700余种，其中大部分也为鲍家所藏珍秘之本。以上三者相加，去其重复，可得知不足斋藏书的总体情况，然而还不够。传抄是鲍氏聚书的重要来源。因此，辑录今各家所藏及文献著录的鲍氏抄校本很有必要，刘撰“鲍谱”附录所辑凡245种，仍有待补遗。

3.3 关于鲍廷博的校勘

鲍氏一生嗜书如命，熟于书籍，精于校勘。阮元说他“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旨所在，见于某书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抄刊，真伪若何，校误若何，无不矢口而出，问难不竭”[14]。翁广平说他“生平酷嗜书籍，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页某讹字，有持书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板口，即曰此某氏版，某卷刊讹若干字，案之历历不爽”[15]。鲍廷博坐拥书城，把卷研读，终日不倦，部次甲乙，丹黄迨遍。如乾隆二十一年（1675）传抄郁礼藏汪立名抄本《松窗百说》，历经二十二、二十三年，嘉庆二年（1797）、四年，四度校勘，历四十六年之久，于嘉庆八年方刻入《丛书》第22集。乾隆四十二年从汪氏飞鸿堂传抄的《鉴诫录》，以金氏桐华馆藏本、程世铨藏宋刻本、赵怀玉家藏本互相雠比，正讹补缺，至嘉庆八年方刻入《丛书》第22集。

鲍氏校勘书籍特点是：（1）广集众本，反覆比勘，绝不以己意妄改一字；（2）除自己精心校勘外，延请擅长此学的，如顾广圻、卢文弨等人，特别是延请专门家校专门书，如史学家钱大昕兄弟校勘《后汉书年表》、医家魏之琇为之校《名医类案》、算学家丁传为之校《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天文学家李锐为之校《测圆海镜细草》、《益古演段》。他说：“盖一字之疑，后或得善本正之，若率意以改，即疑成实，传世行后，此字由我废。”[16]他痛恨如《稗海》所录书之“脱谬尤甚”，规定《知不足斋丛书》中，“每刻一书，必广借诸藏书家善本参互校雠，遇有互异之处，择其善者而从之，义皆可通者两存之，显然可疑而未有依据者仍之，而附注按语之下，从未尝以己见妄改一字。”而且“详填于写样之时，精审于刻竣之后，更番铅椠，不厌再三，以期无负古人。”[17]

鲍氏一生写下数百种书的题识跋文，其内容十分广博，包括作者身世、家世、书名、卷数的考订，著述内容的得失、版本源流、递藏原委以及文人交谊、书林掌故等，这不仅是他个人最重要著述，而且也是版本目录学中的经典之作。然而鲍氏未留下如同吴骞、黄丕烈、顾广圻等人那样的藏书题跋记专书，但后人没有忘记补做这一工作。早在1916年，无锡小绿天主人孙毓修曾为之辑有《知不足斋书跋》四卷，潘景郑曾得其稿，著录于《著砚楼书跋》中，今不知藏于何处，或恐亡佚。所惜孙氏辑录只得79篇，所缺尚多，刘撰“鲍谱”中所录170余篇，季秋华同志又在此基础上增益补订辑成《知不足斋序跋题记集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然而也难得将鲍氏题跋网罗迨尽，还有待继续努力。

3.4 将鲍廷博的研究融入时代，深入揭示其藏书、刻书成功的原因

鲍廷博出身商人世家，非宦非士，却走上藏书、刻书之路，并且两者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千载殊荣，集于一身，使这个向来“清德未耀”的家族，声誉鹊起，名动朝野，并且成为后人敬仰的榜样。究其成功的原因，不外乎社会历史和主观因素，至少包括：（1）鲍氏生活在“乾嘉盛世”。所谓“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元顾瑛）、徐良夫（元徐达左）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这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稳定与发展，促使文化事业的繁荣。（2）统治者文化政策的转变和明清以来学术递嬗，由宋明理学转向汉学。乾隆皇帝朝承袭“盛世纂典”的传统，编纂《四库全书》等大型著述，以博“稽古右文”美名；士大夫钻进古文纸堆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大兴以考据学为中心的汉学。（3）鲍氏生活的浙江，活动多在浙江、江苏两地，这是素称人文发达，人文荟萃之区，尤其是明清以来藏书、刻书之风的炽烈，为其他地方无可比及，而其中一大批藏书刻书大家本人或先祖皆为徽州人，如吴翌凤、汪宪及汪汝瑮父子、吴骞、金德舆、金檀、马曰琯兄弟、汪启叔、汪日桂、汪森、汪辉祖等。与鲍氏有同乡之谊，这里有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和优越的人文环境。（4）鲍廷博祖孙三代继承了徽州商人的“贾而好儒”的传统，“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藏书与刻书，正是“贾和儒”的完美结合和统一。藏书既是诵读之资，又为刻书提供底本之必需，二者既可获名，又可获利，更是交结文人学士，改变商人形象，提升其社会声望的手段。（5）鲍廷博不仅能诗善书，其人“力学好古”[18]“性宽厚，笃友谊”[19]，“博通典籍，为人醇雅有气谊”[20]，“以休休为宗，恬淡为怀”[21]，“识旷行交”[22]。他以为书是作者之精神性命所托，不可不传，然而聚散不常，长守不失是办不到的，于是提出“以散为聚”的理念，广刊图书，使其化身千百。在编刊书中，他特别器重作者的名节、人品，表扬忠臣孝子，谴责奸相逆臣。“激浊扬清，义形于色。谈忠义，则欣然起慕；闻奸邪，则愤然不平”[23]。晚年以床头金尽，不能重刊《丁鹤年诗集》为憾，而他自己惟一的诗作《花韵轩咏物诗存》却从未付梓。至于皇朝的褒奖，使他感到“沐浴于高天厚地之中”惟有“世衍书香，广刊秘籍”[24]，方能仰答皇朝之天恩。

据此，我们应该为鲍廷博作一评传，对剖析其人，阐明那个时代，是很有必要的。

[1]王立中.《鲍以文先生年谱·凡例》.

[2]郑伟章.《书林丛考》（增订本）第79页.

[3]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清至近代）第338页.

[4]阳海清.《中国丛书广录》（上）第171页.

[5][6]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10第544页.

[7][14]清阮元.《研经室二集》卷5.

[8][15]清翁广平.《听莺居文抄》卷20.

[9]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2.

[10]清丁丙.《武林藏书录》卷末.

[11]李玉棻.《瓯钵罗书画过目考》卷3.

[12]清吴长元.《斜川集跋》，载《知不足斋丛书》卷26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