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立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361005)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探析

赵海立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361005)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政治诉求

在199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夕，马来西亚2095个华人社团共同向参与竞选的各政治派别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诉求，旨在改变那些他们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种族间的不平等。诉求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引发了一定范围内华巫种族关系的紧张。为消除这种紧张关系，双方互有妥协，部分关键诉求最终被迫搁置。该诉求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参与运动，有着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华社已有多次诉求提出，1999年的大选和巫统的分裂则为其再次提供了现实机遇。然而，由于诉求提出的民间性、偏向性、时效性等特征，该运动因遇到诸多问题并未坚持久远。不过，诉求事件为华社政治参与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使之日益成熟。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政治参与活动，它无论在规模与组织水平上，还是在动员能力和影响力上都有着突出的表现。那么，该事件具体的历程如何?它有着什么独特的背景?其政治意义是什么?它有着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对于这些问题，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学者鲜有详细分析。本文尝试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究。

一 事件经过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的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99年11月29日第十届国会下院议员的选举投票为分界线。

1999年是马来西亚的大选年。在选举前夕，马来西亚各社会团体纷纷趁机进行利益的表达，向候选人施加压力。“许多华团领袖也认为，华社的心声不能缺席，必须对朝野政党明确表达。”［1］于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华堂)属下的民权委员会在1999年6月18日与24日，召开了两次“华团与政党对话”筹备会议。参与者除雪华堂外，还有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以及其他重要华团的负责人。

1999年7月21日，诉求工委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该次会议把“华团与政党对话”更名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决定以书面形式表达利益要求。随后，工委会决定扩大阵容，号召更多的华人社团参与。从第二次会议开始，工委会就成立各项议题小组，召集华社活跃于各相关领域人士，草拟《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经过多次会议的讨论与修改，《诉求》终于在8月11日定稿并由11个发起华团签署。8月16日， 《诉求》全文 (包括华文版与马来文版)正式发表，同时展开全国性的联署运动。至大选前夕，共有2095个华团联署《诉求》。联署者除了为首的11个全国或州级代表性华团外，还包括各州各城镇的文教团体、宗乡会馆、同业公会、宗教团体、体育与康乐团体、青年团体乃至朝野政党的支会或支部。

《诉求》分为17大项，共有83条。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各领域，包括促进国民团结，落实议会民主，维护人权及伸张正义，杜绝贪污，公平的经济政策，重新检讨私营化政策，开明、自由及进步的教育政策，让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环境保护，新村的发展及其现代化，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保障妇女权利，公正的大众媒体，建立人民对警方的信心，改善社会福利，尊重工人权利，扶助原住民等内容。

《诉求》公布后，工委会积极与各政党进行沟通，征求其对《诉求》的支持。国民阵线中的3个以华人为主体的政党，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民政党和沙捞越人民联合党 (人联党)，于9月22日专门成立一个小组与诉求工委会进行对话。马华公会总会长林良实、民政党主席林敬益与人联党署理主席刘贤镇等三位部长认为《诉求》内容符合“2020年宏愿”，表示原则上予以接纳［2］。

工委会在与执政的国民阵线 (国阵)成员党沟通的同时，也加强与在野政党的对话。1999年10月19日，工委会召开与在野的替代阵线四党(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回教党及人民党)领袖的对话交流会。替代阵线表示基本上认同《诉求》，只是部分诉求还有待商榷。民主行动党从9月27日到10月13日还举办了7场《诉求》研讨会，以宣传《诉求》，强调其重要性，明确华社在大选中的角色。

但是，对处于国阵主导地位的巫统领导人而言，华人的诉求是如此的不合时宜，以至于在《诉求》刚出炉时就对其进行严厉的指责。指责者当然也包括马来人社团，如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马来学联)等。他们指责《诉求》会破坏种族和谐及国家安宁，要求收回诉求［3］。

面对指责，诉求工委会于1999年9月20日正式推出新修订的《诉求》英文版，并多次发表文告严正声明:《诉求》绝非威胁，它所提出的是国家与各族人民所共同面对的课题，希望各方面不要以有色眼光来看待，提出诉求只是在大选前行使选民的义务与权利［4］。

在竞选宣传中，虽然巫统高层对《诉求》持否定态度，但国阵的三个华基政党 (马华、民政党、人联党)原则上认同并接受华社所提各项诉求，这使得国民阵线在1999年11月29日的选举投票中取得胜利，赢得全部193个国会议席中的148席，超过2/3多数，其中在不少华人占多数的选区取得佳绩。

在大选刚落幕后的12月16日，工委会就发表文告，一来对新一届政府表示祝福，另外更重要的是呼吁各政党“勿忘大选前所许承诺”，尽快列出实践承诺的行动日程，并使决策透明化。

为了有效规划、监督与推动《诉求》的落实，工委会加强了自身组织的建设:首先是扩大阵容，使工委会成员增至13个华团;其次是设置常设秘书处。2000年5月2日，诉求工委会常设秘书处正式成立。常设秘书处成立后，一方面对许多时事发表文告，表达对此时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看法与主张;另一方面参与一些华团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运动与组织工作。此后，秘书处人员成了国会常客，或旁听国会会议，或安排其他华团与朝野议员进行交流。

至此，“诉求工委会事件”的第一阶段结束。但随着大选的落幕和国阵执政地位的巩固，华人诉求似乎被执政者逐渐淡忘，诉求工委会的影响日益缩小。

为了挽回颓势，使大选时对《诉求》有所承诺的政党履行诺言，工委会在2000年8月16日举办《诉求》发表一周年庆祝大会，并推介常设秘书处及其网站。庆祝会广邀华团、非政府组织、朝野各政党以及媒体代表等与会。次日，中文及部分英文媒体给予庆祝会正面报道，但未料到的是，向来不重视华社课题的《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却以封面头条报道“华团重提十七诉求，包括要求废除土著地位及取消宏愿学校”。刊出当日，即有13个马来人团体的500名代表到布城向首相提呈备忘录，要求坚决捍卫“马来人特权”。18日，该报继续以大篇幅报道马来人特权课题，《诉求》一周年庆祝会顿时变成马来社会的争议重点。其实，《马来西亚前锋报》此前从8月14日起已连续三日以封面头条来讨论“马来人特权”课题，以抨击隆雪工商总会秘书蔡国治所谓“土著优惠政策应该检讨”的言论 (该言论刊登于8月10日的《远东经济评论 》)。诉求工委会的庆生会不啻于火上浇油。

8月18日，约两百名巫统青年团团员在副团长阿都阿兹 (Abdul Aziz Sheikh Fadzir)带领下到雪华堂门口外示威。他们向诉求工委会提交一份备忘录，具体要求有3点:收回诉求并道歉、尊重宪法中保障马来人和土著特权的条款、不得一次次轻视马来人和土著而玩弄种族课题。以秘书谢春荣为首的9名工委会代表出面接见，并邀请巫青团代表进入雪华堂讨论彼此的歧见。阿都阿兹不但拒绝讨论，还限令工委会在一周内收回《诉求》，并向马来及土著社会道歉，否则将号召更多人来雪华堂示威。他们高喊口号，情绪激烈，高举着“马来西亚=马来人”等标语，甚至恫言要火烧雪华堂。警方派出防暴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

巫统青年团对雪华堂示威的激烈行为，在华巫族群中引起广泛反应，但态度不一。执政的华人政党比较温和，认为任何问题都应该在国阵协商精神下坐下来解决，而非以火上浇油的行动去扩大;同时也认为工委会应收回小部分涉及种族敏感课题的诉求条文。在野的华人政党则较为激进，有的谴责巫青团的行为并要求巫青团总团长希桑慕丁道歉，有的则表示要组织集会还以颜色。马来人中同样也有温和与激进之分，要求协商与支持巫青团行为者都有，但在维护马来人特权方面立场是坚定、一致的。只有回教党不仅派代表参加《诉求》庆生会，而且表示华人有权提出诉求，因为民主国家中的任何人包括华人都有权提出诉求［5］。

工委会认为巫青团对诉求内容有许多误解，于是在19日发表《诉求是合理理想，并没有质疑马来人的特权》文告，再次列举诉求内容纲要进行解释，强调这些内容已获得内阁的同意，它们不是一个种族的诉求，没有一项是质疑马来人特权的，而是属于全球和包含全民的抱负。不仅如此，20日诉求工委会还决定在近日内致函邀请巫青团进行对话，希望能消弭巫青团对诉求内容的误解。18日，蔡国治谒见马哈蒂尔，解释他从未提出废除宪法所规定的“马来人特权”的主张，是媒体误解了其说法。马哈蒂尔接受了他的解释，希望平息争端［6］。

巫青团的行为使工委会得到全国华社的同情及支持。工委会于21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不收回《诉求》，也不会道歉。22日工委会致函邀请巫青团对话。同日，国阵中5个成员党 (巫统、马华、国大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的青年团团长召开协商会议，达成共识，即不能让种族矛盾扩张。巫统青年团总团长希桑慕丁承认围攻雪华堂缺乏理智，并向受伤的记者表示道歉。23日，内阁召开会议，一致认为一切有关马来人特权的争吵、辩论应该即时划上句号，各方特别是公众和媒体不应再就此事公开讨论或大作文章，要求各方平息争议［7］。各地华团赞同不渲染种族课题，欢迎沟通以消除误会。24日，国阵青年团的会议决定接受工委会的解释。兼任国阵青年团团长的希桑慕丁表示会促使在次日召开的巫统青年团执委会以开明的态度也接受工委会的解释。此时，替代阵线的青年团决定取消原本在25日举办的以抗议巫统青年团为目标的大集会。

不料，巫统青年团执委会召开后，希桑慕丁在25日一反常态，再次要求工委会道歉并收回诉求。他说，巫统青年团在会议上察觉17项诉求中有3项触及马来人特权，工委会的解释是不诚实的［8］。当天下午他被首相马哈蒂尔召见，向首相汇报了相关情况。

8月30日，首相马哈蒂尔终于对诉求风波明确表态。他在其国庆献词中指责《诉求》伤害了马来人的感情，将工委会与共产党①即马来亚共产党，1930年成立，1989年与泰国、马来西亚三方签订和解协议后解散。、澳玛乌那(Al-Ma’unah)②全称为“澳玛乌那内功兄弟会”，是一个以回教为幌子的邪教组织，其目标是通过武力建立回教国。2000年7月2日，该组织从宜力304军营军火库劫走大批军械。在逃避警方追捕过程中，他们开枪击毙4名人质中的两人。后来警方共抓获40多名军火劫匪和涉案的邪教组织成员。据称澳玛乌那大约两年前才开始在马来西亚活动，大本营在巴生，当时在全马各地共有约千名会员，其中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相提并论。马哈蒂尔在献词中表示:“一些不甘心与大马多元种族合作的华族，已作出使马来人痛心的事，他们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诉求。他们的行动，与过去要毁去马来人特权的共产党的行动相差无几。简单来说，华团诉求工委会与澳玛乌那一样，要伤害某些人的心，以重燃种族情绪。”［9］此言一出，举国哗然，华社民众尤其是诉求工委会深感震惊。31日，工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问题并发表文告。文告坚决否认首相指责，再次解释了诉求的“全民性、超种族性及前瞻性”原则，并要求与首相会面来解释误会［10］。民主行动党主席林吉祥与秘书长郭金福对献词的指责也表示震惊，并认为该指责既不公平也不合逻辑，是对华社深深的伤害。他们希望国阵中的华基政党能够向首相解释，避免误解加深。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则一方面呼吁各方听从首相的劝告，不要轻率渲染敏感课题，另一方面表示要与工委会沟通，愿意向首相解释。在巫统方面，当首相定调以后，其他重要人物对诉求的态度也转为强硬。

对于工委会觐见的要求，马哈蒂尔在9月11日表示同意。15日，以主席郭全强为首的工委会一行20人，在布城首相署与首相会面约1个小时。在听完工委会的解释后，马哈蒂尔表达了他作为多元种族国家领袖在治国上的考量，但没有收回其指责。会面后，双方均没有公布会谈的详情，但事件得以暂时平息。

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后，以国阵在吉打州鲁乃区州议席补选中失利和郭金福在国会质询马哈蒂尔作为导火索，《诉求》再次受到攻击。

在补选中，替阵在华人区集中火力就《诉求》事件和宏愿学校对国阵展开攻击。阿都阿兹带领巫青团员到雪华堂示威的相关照片以及首相国庆日指责《诉求》的新闻被制成竞选海报，到处张贴。结果，11月29日的投票使投下无数人力物力的国阵输掉了这个独立以来未曾失守的安全区。 《诉求》及宏愿学校课题被认为是国阵失败的主要因素。

12月11日，郭金福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在下议院对马哈蒂尔进行质询，问题是:为何内阁于1999年9月23日同意三大华基政党宣布原则上接受诉求，首相却在一年后改口将诉求工委会与共产党和澳玛乌那邪教组织相提并论?马哈蒂尔回答说:“这是不合理的诉求，可是我们被迫不采取强硬的立场。如果我们采取强硬立场，我们就会输掉选举。”他强调诉求是一种“要挟”。当郭金福要求首相收回对工委会的指责并无条件道歉时，马哈蒂尔表示他的指责针对工委会及其领导人，而非全体华社，而且他对《诉求》的代表性表示质疑［11］。

马哈蒂尔的言论引起诉求工委会的警惕，在次日立即发表文告，强调《诉求》的代表性，指责国阵不该基于选举的政治考量来敷衍《诉求》，认为《诉求》成了“种族主义政治的代罪羔羊”［12］。

继马哈蒂尔之后，《诉求》又迎来新一轮的抨击。《马来西亚前锋报》13日发表社论，要求工委会放弃诉求，否则会受到马来社会顽强的反抗及持久的诅咒。《每日新闻》也在同日发表一些知名人士的谈话，批评《诉求》，要求工委会马上收回。14日，马来学联主席苏海米 (Suhaimi Ibrahim)带领500人在吉隆坡地区展开示威，并扬言要提出马来人100条诉求，作为对《诉求》83点的回应。马来学联限期工委会在一个月内收回《诉求》，否则将号召全国大示威大集会。20日与22日，由马来学联主导的“马来人之声联盟”与依布拉欣·阿里 (Ibrahim Ali)主导的“马来人行动阵线”相继宣布成立。后者23日还组织了百余人的示威活动，矛头直指《诉求》。这期间，还有其他一些激进的马来政要表达了同样的要求。

这种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民政党中央宣传局对马来学联的种族性议论表示遗憾，认为应该及时制止，以免种族关系受到冲击而恶化。马华副总会长黄家定对马来报纸挑拨种族情绪的行为提出批评。马华青年团副团长蔡金泉也表示了他的不满［13］。

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避免冲突，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在12月l5日与19日两次建议工委会删除或收回《诉求》中所谓的“敏感项目”。工委会始终保持冷静，坚持原有立场。

19日，巫青团团长希桑慕丁表示愿意与诉求工委会对话。工委会立即表示欢迎，重申工委会一向准备与任何方面进行对话及讨论。22日，面对马来学联的行为，内阁下令停止争论敏感课题。工委会为此同时发表文告重申尊重《宪法》第153条“马来人与沙巴和沙捞越土著的特别地位”［14］。

随后，在民政党高层的安排下，工委会与巫统青年团于2000年12月29日、31日、2001年1月1日、4日展开了4轮谈判。然而，谈判并不对等。在谈判过程中，工委会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包括政治部的干预。最终，工委会同意在策略上做出调整，于1月5日与巫青团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搁置(put aside)巫青团在一开始就反对的下列7点诉求:

(1)扶弱政策的实施，应以保护及提升社会的弱势阶层为出发点，而且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

(2)采取步骤，废除一切领域的“土著/非土著”的区分;

(3)必须公平及合理地分配土地给极需耕地的各族农民;

(4)废除“种族固打制”，代之以按能力分配制度;

(5)推行学生助学金与贷款制度，并不分种族地以按能力分配制度加以分配;

(6)废除大学收生固打制;

(7)我国各宗教在传播、发展、享用官方资源以及媒体的报导方面，应获得公平的对待［15］。

谈判结束后，工委会6日向华社发布“澄清”文告，指出诉求工委会仍然坚持“不收回、不道歉、不修改”的基本立场，因为这是2000多个签署团体所及华社的共同心声;搁置7项诉求的决定，是一个工委会认为纾解当前令人担忧的紧张种族情绪的比较好的方案，以避免社会在种族课题的纷争下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而这并不表示永远不能再谈这7项诉求。工委会对非华文媒体把“搁置”歪曲为“收回”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16］。华社各界对7点诉求被搁置褒贬不一。面对各方面反应，工委会决定开会检讨，并决定未来的工作方向与步骤。

然而，在联合声明发表后，诉求工委会的地位与作用下降，其活动的频度也越来越低。于是，在2002年8月，工委会秘书处被撤消。

二 事件发生的背景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在1999年大选前提出，除了大选这个利益表达的理所当然的时机外，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与现实的背景。

(一)历史渊源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的提出并不突兀，在历史上它与1983年的《全国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和1985年的《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在“五一三”以后，制定了几项重大政策，其中著名的当属“新经济政策”与“国家文化政策”。前者规定了马来人及土著经济特权的具体实施手段，后者则规定了具有强烈同化倾向的国家文化建设目标与原则。“国家文化政策”指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其他文化中有适合和恰当的成分可被接受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成分。经过10年的实施，华人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抑制，但是国家文化也并没有如预计的向形成“马来西亚民族”的方向发展。于是，1981年，文化、青年及体育部提出检讨“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那股在华人社会酝酿已久的不满力量趁机集结。1983年3月27日，由13州中华大会堂、商联会与董教总组成的“十五华团”在槟城召开全国华团文化大会，讨论相关问题，并在30日把大会通过的《全国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呈给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在备忘录中，主要批判了上述“国家文化政策”三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强调共同文化价值观应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国家文化应基于民族平等原则和通过民主协商来建设。大会后，1984年8月12日正式成立“全国华团文化工作委员会”，以推动华人文化长期发展;1984年华人社团开始举办大型的华人文化节，正式掀起民族文化醒觉运动 (至今，文化节已经举办25届);1985年1月宣告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加强对华人文化的研究工作。

这些工作的顺利推进，鼓舞了华社的士气。华社试着表达全面的要求，而不仅限于文化方面。1985年10月，由27个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团签署的《全国华团联合宣言》隆重发表。宣言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语文教育等五大项内容。宣言指出大马华人社会对种族同化的严重性深感不安，政府的“土著利益至上”的一些政策及行政偏差侵蚀及剥夺了其他种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及教育领域的基本平等权利。因此，宣言提出一系列主张，要求实现种族平等、保护人权、实现国民的团结与富裕等。

显然，《诉求》的17大项内容，正是《宣言》五大项目的深入与扩展，其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只是更成熟、更关注超族群利益。这种历史继承性表明了华社一直以来要求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奋斗精神。

(二)现实机遇

华人针对于己不利的社会政策提出异议是必然的，但提出需要一定的有利时机。华社认为1999年大选是一次绝佳的机遇，因为此时选举各方，特别是作为执政联盟的国民阵线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华人社会的支持。

其实，《全国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与《全国华团联合宣言》的提出也存在时机的问题。当时一方面国家要检讨文化政策，另一方面马哈蒂尔在20世纪80年代初刚上台，地位不稳，社会控制力较弱。整个80年代马哈蒂尔都在整合政治力量，80年代末巫统还曾发生分裂，马哈蒂尔不得不重建巫统，并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90年代后，随着巫统团结的加强、力量的增大，它很难在意外部的呼声。然而，在1999年前后，不仅是巫统而且整个马来社会出现裂隙，从而为华社重提要求提供了机遇。

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马来西亚也陷入其中。马币 (ringgit)对美元的比价跌到了原有比价的45%左右，股市下跌了60%，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负7.5%［17］。这场危机最初促使人们对发展战略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在主流和非主流媒体上出现了要求进行改革和清除“朋党主义、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呼声［18］。同时，危机也使得马哈蒂尔与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瓦尔 (Anwar Ibrahim)的矛盾日益加深。马哈蒂尔在1998年9月2日免去安瓦尔的行政职务，次日晚免去其巫统内全部职务。被革职后，安瓦尔立即展开反击，在全国各地公开揭发马哈蒂尔领导下的各种贪污、滥权和朋党丑闻。安瓦尔的反击吸引了广大民众，特别是马来群众，激起一场强烈要求改革的人民运动，即“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之意)运动。20日晚，安瓦尔依《内部安全法令》被捕。当时现场有上千名支持他的群众，情绪激动。后来，当得知安瓦尔在监狱中受到警察局长的殴打并被控犯多项重罪时，声援安瓦尔的支持者连续和镇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向聚集在法院大楼外的大约1500名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和水柱，至少50人被捕。此时，“烈火莫熄”之火越烧越旺，呈燎原之势。到1999年，参加抗议的人数甚至达数十万之众。

安瓦尔事件及“烈火莫熄”运动标志着巫统第二次大分裂。这次大分裂导致巫统在马来族群中形象大降，大批党员退党，除了一部分加入回教党之外，也催生了1999年4月4日“国民公正党”(Parti Keadilan Nasional)的诞生，安瓦尔的太太旺·阿兹莎成为公正党的主席。1999年大选前夕，该党联同回教党、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党组成“替代阵线”，发表《替代阵线联合宣言》，从而对国阵的执政地位构成巨大威胁。

这样的政治图景为华社所认知，所以决定把握时机，表达自身对改革的期望。

三 成就、经验与教训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作为一个事件暂告一个段落，其所提17项83条诉求虽然有7条被搁置，但仍有绝大部分内容得到认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即使是巫统青年团也答应对其进行讨论，致力于落实。这可能是该事件的一项重要成就。

当然，由于华人社团大选诉求具有民间性、偏向性、时效性等特征，其他条款，特别是针对政治痼疾的条款的落实较难。这些条款包括废除或修改《内部安全法令》等一系列广为民众所诟病的法令、选举制度，改革、开放地方政府选举等。它们是全国性政治事务，同时具有历史遗传性，很难由部分民间组织推动。那些远离种族政治的条款的推动多少有些进展，如环境保护 (美化义山，并不再强迁)、社会保障 (公共医药服务不私营化)、维护妇女与原住民权利 (设置专门的妇女事务管理机构)等。但应该指出的是，它们并非只是华社的功劳。

不过，对马来西亚国家层面而言，诉求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主要形态，它的发展表明国家的民主政治得到了发展。发达的政治民主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的完善，也即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得以认知，参与渠道广泛、畅通，手段丰富、有效，民众动员积极等。华团大选诉求运动动员了过去被认为远离政治的众多华人个体、社团，采用选举、投票、媒体宣传、集会、游说、接触等多样手段，向朝野各政党、政府有关部门、有关政治人物等诸多渠道进行利益表达，说明马来西亚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政治日益文明。

对华社而言，诉求事件创造了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华社政治参与的一些记录:首先，华社动员程度空前。《诉求》得到2095个华团的签署，这是前所未有的。1985年的《全国华团联合宣言》也只有27个华团签署。其次，华团在《诉求》问题上表现出罕见的一致性。《诉求》所列内容，有些涉及华人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华基政党、各华团虽在某个方面有所争议，但对《诉求》的总体认同程度较高。第三，华社的政治参与行为已经比较成熟。在诉求中，华社吸取历史的教训，掌握时机准确、策略得当、行为稳妥。当巫青团行为过当时，华团保持克制的态度，得到政府的保护。第四，诉求内容完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种族的樊篱，体现了全民的民权关怀。最后，华社用一种和平手段进行诉求使得政府更重视其声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诉求运动并没有达到华社所希望的结果，与华社原本的预期相比，无论在程度、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有不小的差别。通过检讨可以发现，虽然签署《诉求》的社团不少，但在推动中，真正全程参与的团体数量却难以令人满意，甚至工委会的活动经费也供给不足，未免势单影孤。这说明诉求运动对华社的动员深度、持续性还有待加强。另外，虽然《诉求》在文本中表明了其全民性，但它的提出、推动、签署、表达对象都限于华人社会，这必然授人以“种族性”把柄。巫统青年团不信任工委会是一种正常的表现。其实，工委会的动员对象应该涉及印度人社会，更重要的是要涉及马来人社会，因为形势已经表明马来人社会不是铁板一块。巫统领袖多次表示不应在马来社会分裂的时候提出诉求，就是担心部分马来社团被动员起来。工委会尽管与公正党、回教党有接触，然而工作做得不够深入细致，尤其是对马来普通民众的工作更是欠缺。

诉求事件所呈现的经验教训对此后的华人政治影响深远。《南洋商报》社论认为它“为华人社会真正有意义的参与政治主流指引了方向”［19］。这种评价并不过分。首先，它创造了“待价而沽”政治参与方式。华人社团虽然一直标榜“超越政党而不越超政治”，但每逢大选，部分华团往往与政党暗通款曲，无疑是“以身相许”;也有一些华团则“守身如玉”无所作为，影响力日衰而被边缘化。大选诉求通过“议程配套”，动员并整合民众依政党态度投票，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自主的政治参与模式［20］。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2004年和2008年的选举中都曾经出现，只是规模较小而已。其次，尽管此次诉求引发冲突，但华社认识到了集体表达的意义。此后，华社吸取教训，以更成熟的方式进行集体表达，并使其常态化。如2005年3月底，八大华人社团联合签署关于“第九大马计划”的建议书。建议书的内容涵盖社会、教育、文化以及经济四大领域。2006年10月31日，七大主要华团联署《华文小学数理英化教学问题调查报告》，并上呈首相。第三，华社更注重具体权利的维护，而不只是提出宏观的诉求。 “白小保校运动”、反对“华小数理英化教学”运动就是成功的范例［21］。第四，华社不仅注重利益表达，而且加大了维权行动的力度。大选诉求虽然有所行动，但大多时候是等待;即使有行动，也多走精英路线，动员基层民众不足。与此不同的是，上述两项运动则完全不存在这些问题，这也正是其得以成功的保证。他们使用了所有政治参与的手段，动员了包括政府、政党、社团、民众等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行动主体是社团指导下的普通民众。第五，动员对象明显扩大到其他族群，如印度人，甚至是马来人。比如在反“数理英化教学”运动中，最初发起者主要是华人社团 (如“董教总”)，很快印度人社团参与进来，最后马来人也认识到政府政策存在的问题，在2009年3月7日组织8000余名支持者到首都示威游行并向国会递交备忘录。 “董教总”于2005年12月10日主办的“反对数理英化”大会，参与者达4000余人，各族群社团都有。2008年大选所引发的“政治海啸”同样是三大族群共同行动的结果。

随着国家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政治问题常常会越超族群边界而日益成为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无论什么族群，都应该共同面对。当然，就目前而言，族群之间的差异与误解仍主导着马来西亚的政治倾向，华人需要高超的智慧积极地化解种族主义所散发的戾气。目前，也许华人政治正处在转折的紧要关头。

【注 释】

［1］〈马〉谢春荣主编《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资料汇编》，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工委会出版，2002年，“导言”第2页。

［2］《华团政党接纳诉求》，〈马〉《光明日报》1999年9月24日第A8版。

［3］“GPMS gesa gugurkan‘Tuntutan 17 Perkara’”，Utusan Malaysia，15 October，1999.

［4］同 ［1］，第84－87页。

［5］《华人有权提诉求》，〈马〉《南洋商报》2000年8月19日。

［6］《首相冀平息争端》，〈马〉《南洋商报》2000年8月23日。

［7］《特权风波终结》，〈马〉《南洋商报》2000年8月24日。

［8］《巫青坚持要道歉》，〈马〉《南洋商报》2000年8月26日。

［9］《国庆日献词全文》，〈马〉《南洋商报》2000年8月31日。

［10］［11］［12］［13］［14］［15］［16］同 ［1］，第110页，第396－397页，第118－119页，第411－412页，第121页，第124－125页，第130页。

［17］［18］〈澳〉约翰·芬斯顿主编，张锡镇等译《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第150页。

［19］《华团走出深闺》，〈马〉《南洋商报》1999年8月18日。

［20］〈马〉黄进发:《诉求:问题与意义》，见〈马〉谢春荣主编《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资料汇编》附件六，第552页。

［21］参见赵海立:《从白小保校运动看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形态》，《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4期;刘红:《从反对数理英化运动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11期。经过8年斗争，白沙罗中华小学于2009年初重新启用。废除数理英化运动也经历了6年多，终于达到目的。

On the Mov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Election Appeals in Malaysia

Zhao Haili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Malaysia;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Political Appeals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1999，2095 Malaysian Chinese organizations made their appeals to the parties and candidates，which concerned equality between ethnic communities，democracy，human rights and judicial autonomy.Eventually，the movement partly realized its aims，but the tension between Malay and Chinese expanded to some extent.To release the extension，7 key appeals were put aside.The movement of appeals was a typi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which had a special background of history and politics.Since the enforcement of New Economic Policy，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had appealed for changing their situation many times.In 1999，because of the general election and the abruption of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another good opportunity for appealing appeared.Nevertheless，the movement can not last as long as they expected，but the experience was so precious that it had mad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re and more mature.

D733.862

A

1008－6099(2011)05－0078－08

2010－11－03

赵海立，博士，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郭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