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秀 景 雪

学习处境不利学生日常抵抗行为意义解读

◎田国秀 景 雪

学习处境不利学生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的人群，吸引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通过对北京市HZ中学11位学习处境不利中学生展开小组活动，课题组进行了一年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出于思考与探索的需要，本研究引入抵制力理论，寻求对学习处境不利学生日常抵抗行为的背后意义进行解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9）重点课题《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实证研究》（DEA090279）阶段研究成果。

学习处境不利学生 日常抵抗行为 意义解读

学习困难，也称“学习失能”或学习不良，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柯克（Skirk）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学习困难学生一般指那些智力正常，没有感官障碍，但在知识、能力、品格、方法、体质等要素的融合方面存在着偏离常规的结构性缺陷，智力得不到正常开发，不能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或医疗措施给予补救或矫治的学生。本文关注的学习处境不利学生主要指：在日趋激烈的社会环境和学校竞争中可能陷入精神恐惧、物质贫困、孤立、边缘化状态的学生。他们没有先天智力或其他能力的缺失，而是由于家庭教育不当、朋辈群体关系不良、师生互动缺损等外在因素造成学业不佳，从而在学校处于不利境地的学生。

处境不利学生有诸多抵抗行为。反叛、反学校文化、反主流以及逆反行为都是青少年的抵抗行为，从目前研究看，具体界定有所不同，却有着相似的内涵：一是对于学校主流文化的反叛；二是对于学校规则的不认可甚至是对立；三是他们的行为是独立的、非顺从性的。这些研究基本是从学生逆反心理、青春期叛逆的角度进行分析与阐述，而鲜有将学生的抵抗行为解读为一种表达方式，乃至挖掘背后的意义。一般意义上，“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是（a）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b）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者（d）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与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则是（a）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b）机会主义的、自我放纵的，（c）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或（d）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①。本研究②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大量观察到一些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如简短的口头语言、走神、迟到、不参与等行为。

一、抵制力理论概述

“1976年，斯科特﹙James Scott﹚发表《农民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阐述了缅甸、越南农民的‘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道义经济；1985年，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一书中，斯氏把道义经济理论延伸到马来西亚；1990年，55岁的斯科特完成了《反抗的支配与艺术：隐藏的文本》的写作。”③其所有的著作都从农民出发，以农民的视角来关注农民的生活，用农民自己的思维来阐述他们自己遇到的困境。他以马来西亚塞达卡农民的真实生活为基础，提出“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通过借用并批判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来解释这一概念——农民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塞达卡农民完全认识到农业技术化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公开反抗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采取了一种‘日常反抗’的方式，以获得保全和生存的机会”④。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日常反抗方式，包括：偷懒、行动拖沓、假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⑤。“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大多数农民尽其所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经常性反抗’。”⑥

“隐藏的文本”⑦是斯科特继“弱者的武器”之后写成的，这一概念进一步阐述了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隐藏的文本”相对的是“公开的文本”，它是后台的话语，避开了掌权者的监视。“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而有权者也会发展出一种‘隐藏的文本’，那代表了他们统治的实践与主张，而它也是不能公开宣称的。”⑧而“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的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⑨

抵制力表现为“反传统、反社会、反主流的行为倾向，具有挑战常规、对抗成人、批判现实的特征，往往会受到成人的指责、朋辈群体的排斥、公众舆论的压力。当困境成为案主的一种常态时，会生成一种看似消极的却有着更深刻意义的抵制力”⑩。无权、地位相对弱势、不敢公开反抗等，农民与青少年某些特征的高度相似性，提供了运用抵制力这一解读农民的理论来深刻剖析青少年群体的可能性。

二、日常抵抗行为存在的原因

（一）权力不对等的产物

现代社会权力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复杂更加精细的在运作。“权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构成一张网络，就像毛细血管似的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人们的肌体，嵌如人们的话语、言行和态度，溶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⑪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不断变化，在交换过程中不断流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很详细地阐述了这种关系的微妙，“富人通常拥有将其认可的适宜行为强加给穷人的社会权力，但穷人却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来要求富人”⑫。富人与穷人从地位、金钱、占有生活资料等各方面的不对等，穷人却没有相对的资源对富人产生影响。无形之中的权力关系存在于每个人当中，很多人扮演弱者的角色。“在学校生活中，教师、学生都是权力的端点，师生双方同时具有施与者和受施者的双重身份。……但是，长期以为，我们的学校体制是以传统权力模式搭建的，自上而下运作，关注中心权力，忽视边缘权力。学校和教师的权力受到保护，得到落实，学生的权力被挤压，被排斥，造成学校与学生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权力不匹配。”⑬学校里学生只能接受受施者身份，接受学校的规定和制度，违反规定要接受惩罚。而这一切是否考虑学生的需要、能否合理实施，学生无处申诉，也没有人给与解释。现代学校竞争激烈，追求科学化、高效化和规范化，具有高效组织的共有特征。分数犹如业绩一样成为衡量学生的重要指标，形同捆绑，难以挣脱。长此以往，享受不到对等待遇的学生只能拿起“弱者的武器”表达自己，维护和申辩自己的权力。“分数是学生的命根”，学习处境不利学生与普通学生相比更加弱势，他们被严重边缘化，影响波及到家庭甚至朋辈群体当中，在家被数落，在同学中受排挤。比较一般学生，学习处境不利学生的抵抗行为更常见、更多元、更复杂。

（二）安全第一，理性“计算”的需要

作为斯科特“道义经济”的核心命题，“安全第一”原则表明，“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避免经济灾难而不是冒险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平均收益。他们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策略,而不是那些收入回报较高但同时也有较高风险的策略。”⑭前述我们知道，有组织的反抗会被镇压灭，公然的对抗和激烈的争斗对于已经处于弱势地位、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而言，带来的不仅不会是利益的获取，反而可能是灭顶之灾。他们生存的边缘位置注定了公然反抗带来的代价是他们无力承担的，会把他们从边缘推向死亡。农民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当局政策，通过日常形式的反抗参与到与自身相关的政治生活中，表达自己的主张。“悄悄蚕食比公开挑衅的土地侵占更能达到目的”⑮，日常反抗会带来公开反抗不能达到的效果。

“安全第一”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学生。尊师重教不仅是学校规则，更是社会道德规范，公然反抗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学习处境不利学生更是深有体会，他们已经因为学业不良被贴上标签，“懒惰”、“消极”、“愚蠢”等。班级中出现了问题，教师首先想到的会是他们，当事情无法解释清楚时，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他们只有闭口不说，听任发落。这种局面下，教师不仅得不到回应，更会产生挫败感。这是公然对抗所不能带来的效应。

日常的反抗，具有匿名性、隐密性、非对抗性等特点，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在对抗强势时不仅保全了自己，也会得到实际利益。通过对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量，选用这样的方式来平衡权力，既避免了自我暴露，又回避了针锋相对。

（三）无声者的必要表达

出于自身生存和“安全第一”的考虑，穷人在生活前台必须对富人毕恭毕敬，因为他们缺少甚至是没有与富人对抗的资本，大多时候都扮演着无声者的角色。科技发展给富人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在前台穷人的声音几乎被“视而不见”了。精心算计成为穷人普遍和经常的状态，“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⑯。只有有渠道去表达，有发泄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权力自下而上的流动。前台与后台行为表现的差异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差异过大、压抑过多，渠道堵塞，必然导致革命式的变革，带来颠覆性的转变。

“学生的反抗与叛逆针对着学校教育理念的僵化，暴露学校规章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反映学校管理的弊端，揭示学校中存在的问题。”⑰但是学校维护的就是自身的规范和制度，现代学校权力极度不平衡，学生已经成为无声的被动参与者，他们没有权力质疑、没有渠道表达。此种情形下，他们必然使用“弱者的武器”，不断使前台与后台的行为差距加大，制造出大量的后台语言，以及日常的抵抗方式来发泄、获取自己的表达权力。否则权力关系的停滞会将无声者一个个吞噬，使他们不再去争取，一味的遵从，成为“彻头彻尾的畏首畏尾的高效机器”，产品就是不断创造高分，丧失人的本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学生的反抗行为恰恰证明了他们的韧性和创造力的存在。

三、日常抵抗行为的意义解读

“在这种情境中，发展过程经常简化为一场零和博弈，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如本研究所表明的，统治者绝非总是那些游戏的胜利者。虽然非洲农民并不是当下发展思想启蒙的先驱，但是他们用欺骗的技巧多次挫败了当局。”⑱

农民在互惠式的交互过程中追求的是安全第一、风险最小、利益最稳定，他们只希望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指望出现好的迹象，固守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是去索取。农民用隐忍的、迂回和柔韧的策略对抗剥削，我们称之为“韧武器”。这些武器有：“绕开正面冲突、见缝插针、钻空子、死磨硬缠、事后追索、明给暗藏、出尔反尔、执行不到位等，还有抑‘散’聚‘合’、严守默契、一致对外、聚众搀合、集体决定、共担风险、分享收益，共同沾光，等等。”⑲斯科特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类反抗是最有意义、最有成效的，几乎不可战胜，它是一种缺乏正式组织的游击式的消耗战，它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着影响。消极抵抗使得一切都难以按照预想的计划顺利执行，“从属阶级的反抗所能达到的只是证明了人类坚韧性和创造力的存在 。”⑳

学习处于不利境地的学生，学习不好也许仅是表面现象，可能源于他的家庭、朋辈群体、生存环境等出现了困境，这些困难是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克服的，他们借助对学习的抵抗展现自己不良的生存境地，用非对抗行为表达自己的困境，以求得关注与理解。有些家庭父母都是双职工，大多数时间不在家；有些家庭处在不同的分离阶段或者已经破裂；有些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或者缺少对孩子的关怀意识；有些家庭存在暴力或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面临捉襟见肘的处境，他们所期望的只是不要更坏，艰难地维持生存与权力。

（一）学习处境不利学生通过日常抵抗“瓦解”权威

“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㉑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下，农民只能通过日常反抗对抗权威，对抗对自己不利的政策，用此种富人不屑于理睬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反抗，坚定而强韧。日复一日的积累，反抗从量变到质变，使强大的权威体系分崩离析。这是一个博弈过程，穷人的抵抗与富人的加压，两者往复流动，加压过快或抵抗过烈都可能导致质变的加速到来。“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㉒。

学校系统中，传统力量极其顽固，校长是最高行政长官，老师成为直接面对学生的权力中心，学生在学校中成了最无权、最底层、最边缘的群体。本该有正当的渠道让学生表达呼声，与最高权力者面对面对话，但现实是，学生的呼声被淹没，学生的权力被无视，学生的态度与立场“销声匿迹”。学习成绩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不仅与学生利益紧密相连，也与教师利益挂钩。学校课程有主、副科之分，主课占据绝对优势，经常有保主科停副科的现象。学生只有接受，没有解释。青少年学生处于生理与心理的快速发展期，开始有自己的思想判断、强烈的独立意识，他们在思考自己与学习的关系，生活的动力在哪里，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没人应答，答案只有一个：好好学习，只有学习。已经在学习上处境不利，学校、老师只看学习，不看其他，他们的选择就是日常反抗，上课睡觉、开小差、说话、不写作业、抄作业，等等，一点一点磨掉教师的耐心，以此打赢捍卫自己的战争。

例：我们在学校组织活动时，经常遇到这样的境况：谁谁谁被老师留下背书了，因为好几天了他都不会背；谁谁谁被老师留下罚站了，因为他上课不听讲，和同学说话，还不听劝告……活动后，我们会询问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试图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每次的回答都出乎意料的一致，“没什么，就是不想背”；“没事，他（教师）说就说两句，管他呢”。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对抗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受到了如此不公平待遇，没有人听他们说什么，那就这样吧，“他们这么认为那我就这样了”。

（二）日常抵抗行为折射出学习处境不利学生的关系困境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学生是用学习处境不利这样一种表现方式来抵抗，因为学习是他们自己可以掌控的武器。孩子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幸福和发展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家庭气氛稳定，父母和其他的成年人常常围绕在他们身旁，与他们进行十分有意义的分享行为和交互作用……这些孩子同样也生活在一个对人类的生存能力和地球的生存发生危机感和绝望感的时代”㉓。学生学习处境不利为成年人反省自己提供了一个巧妙的切入口，知道与孩子的互动和交流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知道教育对孩子本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连这样的窗口都没有，或者成年人不予关注，很可能出现更加极端的状况。

我们必须承认，在升学压力下，考试成为孩子们每日生活的主题，而考试又与名次联系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压抑、紧张有令人焦虑的气氛。“给学生创造过度的竞争环境、过多的测试、过多的评价，就会给学生带来不必要的和不利于健康的压力。确实如此，一味的测试，让许多学生经常处在不可避免地体验失败的学习环境中，学习不可能有效。㉔”

例：小H的爸爸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家管教儿子的方法，哄着学习、讲道理让他听、看着学、逼着学……办法都用尽了，不管用。每次他犯了错误家长说他，他态度非常好，立刻认错，但就是不知悔改，检讨书写了一份又一份，但没有任何效果，最终爸爸自己放弃了。“我就不明白了，我也管不了了”。经过深入了解得知，小H生活在父母刚刚离婚的阴影下，虽然他表面看似无所谓，但没有人真正倾听过他的心声。父母说：“你看这么多人都离婚了，你也不要有负担”。仅此而已。他在班级中和同学的关系也不太好，小组活动中虽然积极参与，但在语言表达时缺乏感情，有时又过于成人，没有青少年特有的单纯与开朗。

（三）日常抵抗行为表达了学习处境不利学生的隐蔽文本

“如果常规的顺从规避了不必要的风险，那么常规的反抗也是如此。”㉕

斯科特就“隐藏的文本”这一底层的政治现象，告诫读者它是“一种社会产品，因而也是从属者之间相互性和权力关系的结果”，㉖因为权利关系的流动和运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能公开的文本。同时它只能以表达的、实践的和散布的方式存在于后台社会场所中，因为精英们控制着公开的舞台，唯有依靠顺从来维系秩序。这恰恰是这些隐藏的文本所需要的社会空间，也是日常抵抗所要达到的成就，这些空间也是在权力斗争的过程赢得的。完整的文本通过掌权者对预期“表演”的抑制，自然被割裂为隐藏的文本和公开的文本。权势者因其权力的自由和资源的广阔很容易直抒胸臆，他们公开的文本较弱者表达得更多。弱者由于被权力抑制致使大多数文本转为隐藏，通常他们小心再小心地处理自己所要表达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富人根本不屑去听那些隐藏在后台的语言，“尽管他们感觉到公开恭顺和尊重的常态背后的轻蔑与愤怒，却无法轻易洞察掩饰的姿态”㉗斯科特将这种“台前”与“幕后”行为的差异叫做“虚假遵从”，他强调这种“象征遵从的最大化恰是为了使实际遵从最小化。”㉘在这里“虚假遵从”不是贬义词，而是说明弱者采用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行使自己的权力以对抗不公与压制。

在学校这个权力失衡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虚假遵从”，“前台”与“后台”的差异常常让我们目瞪口呆。前提是我们充分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之后，大量的“后台”语言与肢体行为涌现出来，同斯科特描述农民的行为一致，“在那里，充满了背后议论、流言蜚语、言语攻击和匿名的暗中嘲讽，以及对公共仪式秩序的否认”㉙。学生们为自己的“表演”加入了“幕后”的态度，心照不宣，但它已经能够将意义传达出来，而且不会极端到冒公开对抗的风险。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无论在学校还是其他社会结构中“利益主体的发育是相当不均衡的，强势过强，弱势过弱，往往呈一边倒之势”㉚。要建立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利益主体体系，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主体都需要有权利与义务平等的话语权。“认清转型社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实逻辑:失衡——博弈——妥协，建立不同的利益主体自由表达机制，才有可能实现改革的公平与效率，才有可能实现从社会抗拒到社会和谐的转变。”㉛

注：

②选取了北京某中学初中年级的11名学生为案主，运用社会工作小组辅导方法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探索.

③④何宏光.来自底层的反抗：东南亚农民研究的三个关键词[J].东南亚研究，2008（1）.

⑨郭于华.再读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J].中国图书评论，2007（8）.

⑦出自《反抗的支配与艺术：隐藏的文本》一书，目前国内没有出版翻译。所作论述都依据国内学者对其原著的书评及其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相关内容的联结.

⑩郭伟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毕业论文第五章.未发表，2009年.

C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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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责任编辑 有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