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玲

（肇庆学院 美术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当今教育全球化的特点解读

王艳玲

（肇庆学院 美术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教育全球化同经济全球化一样，已成为当代日益凸现的一种新现象。它正在对国家的教育权力和政策构成新的挑战：一方面，一些国际组织制定、执行和诠释特定的教育政策并使之在国家层面上被移植或强行执行，并希图通过纯一的测试和评估技术使教育日益走向标准化；另一方面，教育全球化并没有真正导致不同国家或社会之间教育服务与教育质量的趋同，国际教育市场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平衡。相反，教育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英等强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渗透。

教育全球化；教育商品化；文化渗透

教育全球化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是当前正在发生和发展一种新现象，它使国家政府与教育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它不仅影响一个国家的总体教育政策，而且极大地影响各个社会中有用知识的类型。教育改革以财政驱动型为特点，受教育机会被重新分配，低收入学生受到不公平待遇。以下便是教育全球化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1 教育与培训成为经济政策的工具性成分

自19世纪国家教育体系形成以来，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育一直被视为社会再分配政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一直被视为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键部分，它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而且可以拓宽共享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的渠道，从而大大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机会均等和补偿性教育一直是福利国家战后时期教育政策的明确目标。然而如今，教育越来越被视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部分。在西方，这一点与知识经济理论被统合于公共政策之中、从而形成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被视为知识经济的核心领域，这不仅使人力资源得到发展，而且直接提高了经济的竞争性。但这一认识并未带来公立教育投资的增加和教育商品的公平分配。相反，在过去十年中，公立教育在许多国家遭遇到普遍而系统的攻击，尤其在欧洲和美国。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将教育重新整合到国家和全球经济的议事日程之中。一直以来，公立教育面临着“缺乏社会责任感、管理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学习成绩不佳、经济效益低下，因此难以满足知识经济的各种需要”等多项指控。根据这一立场，教育应当致力于提高就业率和创造新的知识和技能，从而直接服务于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似乎已经让位于富有竞争和企业精神的当今全球教育的议事日程。例如在欧盟内部，《教育与培训白皮书》等专门文件已经明示，教育被视为欧洲、日本和美国间经济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主要力量。《里斯本教育与培训2010战略》总结指出：“欧盟必须拥有世界上最富竞争力、最有活力的知识经济，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提高就业数量和质量，增强社会凝聚力”[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福利和教育制度必须实现现代化。然而，社会福利和教育的主要概念是根据市场驱动型指导方针而界定的。

2 教育变成一种准销商品，知识走向商品化

2000年，全球教育领域的公共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五千万名教师、10亿名学生以及数以万计的教育设施。有人把这一巨大的模块看作是未来投资的梦想市场[2]。如今，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全球市场上，教育日益成为一种准销商品，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尤其如此。它们把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当作一种主要出口产业来对待。当然，它们在出口教育的同时，也出口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早在1995年，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贸易额就已达到270亿美元[2]。高等教育是美国第五大出口服务项目。亚洲成为其主要出口地，其中包括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朝鲜。在乌拉圭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会议上，服务领域的贸易总协定业已签订，允许世贸组织制定相应规则，对服务业的国际贸易加以规约。服务行业（包括知识产权和教育）首次被视为全球贸易规定的一部分加以对待。正是这一协定确定了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规则，并促使国际教育市场的形成。这些规则使国家教育系统向全球教育市场开放，因而对未来的普通公立教育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一协定的前期影响之一便是对教育机构的国际认证形成的压力。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便可被视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发展之趋势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进程，知识在交流性模块中实现标准化，并得到分类和修正。这些模块涵盖部分在校生课程和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硕士课程计划。这些课程计划在国际市场上广而告之，其目的在于将那些愿意支付高价学费以获得学位的学生和家长吸引过去。教育市场化无疑与国际学生流动程度的提高相关联。不过，所谓的“国际教育市场”实际上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在这一市场上并没有平衡可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国家的大学——尤其是操英语国家的高等院校——发起的一种产业，并被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制定竞争规则和统一的认证机制既不需要游戏规则的理性化，也不需要强调游戏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它只不过意味着美英大学通过其“全球化”的教育模式，实现其向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进一步渗透。

3 监督机构得到发展，测试具有国际层面的趋同性

评价和评估的强化过程与教育的商品化和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议事日程相关联。这一议事日程对学校和教师的自主权构成了极大挑战。评价和评估一向作为凸现绩效与责任制和提高教育水准的手段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中提了出来。各种专业和特别机构对中小学和大学进行经常性检查。其结果是，教育机构也加大了对其教师和学生的监督和检查力度。英国教育部门采用的成绩对照表（league table）根据中小学和大学的评估结果分别将它们分出等次，这显然是教育营销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业已转化为可移植样板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教育中的应用导致测试的广泛运用。此外，国际教育水平评价联合会（IEA）、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倡导的教育测评已经被不少国家所采取，这种教育测评代表的是一种高度量化的发展观和经济驱动型改革，而不是一种改进学校教学的企图。2002年，欧盟委员会在执行一次“检测进展”的任务中，成立了一个指标与基准常任小组，专门研制基准测试工具和统计指标，以便对欧洲教育系统进行评估[2]。这种趋势导致国际层面的测试更趋纯一。这绝非意味着不同教育背景之间的 “质量”更加趋同。评价与评估机制的强化势必导致教育机构的内部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层的标准化和稳固化。

4 英语的统领地位日趋明显

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的学校中，英语日益成为课程体系中的一门必修课或主干课，世界各地的家庭不惜投入大量金钱以确保他们的孩子学好英语。英语不仅是进入网络社会的门票，而且是谋求上乘职业的先决条件，同时还是“现代文化”（音乐、电影院、时尚或新闻业等）一分子的必备条件。英语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办公语言，不管这些办事处设在柏林还是雅典。非英语国家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用英语授课，越来越多的研究生教育以通过英语资格认证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始教授汉语等东亚语言，也可以被视为与英语在全球的统领地位有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充分表明教育在经济和文化渗透中的积极作用。

英语教学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渗透过程，英语的统领地位并不是全球化的近期结果，而是得益于早期的殖民主义。然而，全球化却导致和巩固了英语统领地位的殖民化结果[2]。当人们打电脑和上网的时候，他们是在用英语思考和操作；当他们参加国际性会议时，他们也是在这样做。英语的统领地位使得讲外语的人无法对任何领域的主要话语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绝大多数的学术期刊用英语发表，科学与学术语言很大程度上皆是英语话语。如今精通英语的能力成为天下第一能力。这一事实带来的后果远远超过学术团体内部的等级制。它对创造的知识的类型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如果国际学术话语变成了英语的“殖民地”，这对于知识和文化的再生产都将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它将消除其它语种的知识探究，并使解读或诠释世界的潜在文本种类变得枯竭。

5 课程改革节奏加快，“有用知识”被重新界定

过去十年间，课程改革的节奏加快，力度加大，从而提高了教育系统对全球化趋势的应对能力。英语、计算机应用、工艺、经济学和管理学越来越成为学校课程中备受重视的科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学系统在实现和统合知识转变方面较之大学更加刻板。不过，教育系统之间和内部的社会变革的统合是一个不均匀的过程。一些大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些大学院系和实验室是创造新知识的排头兵，因而成为知识经济中的支柱性机构。另一些大学或院系与实验室更擅于知识再生产。还有一些学校系统则倾向于选择传统，抵制现代化进程。不同机构和教育系统间的这种差异有助于解释一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一个富于竞争力的角色。教育固然是一种重要因素，但吸引外资和改革银行制度等限定因素也是一个国家推行知识经济的更为关键的前提条件。

全球化同样影响各社会中 “有用知识”的概念化。更为重要的是，诸如经合组织、世贸组织、欧盟、世界银行、卫星电视频道等国际组织拥有的强大话语权对地方社会学科的建设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使人们对“什么知识或文化最有价值？”“学校应当学习什么，放弃什么，制止什么？”等问题的感悟铭记在心。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地的课程设置、教育政策、实践和研究，都是一种制约力量。

6 中小学和大学校园引入企业家文化

一些政府和决策者把全球化当作制定国内政策的规约因素，将教育转化为提高国家在全球竞争力的一种工具。换言之，教育日益成为一条致富之路。将企业家文化引入中小学和大学校园，这是国际组织倡导的一项决策，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纳。例如，欧盟已将发扬企业家风度统合于其基本决策之中，并将这一任务与教育政策联系起来[3]。“欧共体扶持框架”和“里斯本教育与培训2010战略”都将企业家风度确定为一项主要教育目标[1]。压缩公立教育经费、鼓励中小学和大学广开民间财源等措施是导致教育界学习企业家风度的另一原因。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教育系统中的应用不仅将非公共领域的思维模式移植到教育领域中来，而且在教育机构中创设了一种竞争氛围和市场环境。富于竞争力的教师、学生、课程、中小学或大学相继出现，这势必导致企业家风度的形成。

7 教育机构的放权和去中心趋势日趋明显

教育领域的放权和去中心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和一种新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影响了瑞典等最具福利性的教育制度[4]。教育权力向各种机构的下放常常涉及公私联营机构甚或严格的私人机构，这一现象使得重新界定教育、国家和市场之间关系的趋势更加明朗。另一方面，德国等国家又可以被视为这一现象的反例。将权力下放到新的监控机构其实是一种新的国家指导性意见，而非一项导致实际分权的政令。集权制（而不是分权制）一直是一些国家的主要右翼政策，新保守党政府执政时的英国便是一个实例。分权或去中心往往是一个重构过程，虽然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半情况下并非如此。其原因时，伴之而来的是一种“反公共开支思想”和一种对教育服务和教育质量公共责任的冷漠态度。各种私有化计划，如教育代币券计划（the voucher scheme），已经在美国、新西兰、智利、英国等国家实行。与此同时，全球化被视为刺激教育需要进一步增长的一种力量，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技术革新的原因，高度熟练的劳动力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并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更加优越的工资待遇。然而，此类现象并不总能促进公立教育投资的增加，这一事实导致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差别和不平等，因为优质教育和高级职业的获得越来越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

8 大学和研究部门的地位愈益重要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大学和研究部门正在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的核心机构。一些大学已经成为网络化社会的关键成分，因为它们不仅创造知识，而且也创造高新技术产品。大学因此成为生产和消费新技术的主要场所，其中前者仅限于高GDP国家的一些精英机构，在欠发达的教育系统和经济欠富裕国家，情况未必如此。实际上，如今的大学比以往变得更加多样化。由于一方面高等教育与培训系统须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教育与福利系统面临财政危机，这种双重压力导致大学教育领域的迅猛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大学便不太重视基础研究，而更多地重视传授职业性或操作性知识，因而以相当低的成本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角色在开发技术、完成任务指标或吸引资助类研究项目等方面更具工具主义特点，而较少致力于知识研究[5]。当今社会是否继续需要一种批判反思型机构，而大学又将在何种程度上继续扮演这类机构？这依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全球媒体、快餐文化、时尚或音乐在青年人的自我塑造中产生的影响可能会超过学校课程的影响。在教育全球化的体系中，传统和民族主义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Europa 2010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0：Diverse Systems,Shared Goals [EB/OL]. [2011-03-11]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policies/2010/et_2010_en.html.

[2]David,C.and Evie,Z.World Yearbook of Educaton 2005：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educ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Falmer,2005.

[3]Zambeta,E.Europeanis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in Greek Education: Reflection from Education Policy[J].Edu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2002（2）：15－23.

[4]Lindblad,S.et al.Changing Forms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Europe[J].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special issue,2002（4）：615－624.

[5]Cowen,R.Academic Freedom,Universities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ies[J].Panepistemio，2010（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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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1102(2011)04-0128-03

2011-04-16

王艳玲（1963－），女，河南辉县人，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学校教育与管理。

[责任编辑：束仁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