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扬志

(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632)

文学史写作兴起是现代科学趋于知识谱系分化的结果，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知识，对文学状况进行整体把握不仅变得非常必要，而且和新文学发展关系密切。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沈雁冰就希望通过引入对西方近代文学思潮的完整介绍来促进新文学的创作：“此外紧要的事情，就是要一部近代西洋文学思潮史，待这些阶段都已走完，然后我们创造自己的新文艺才有了基础。”①在沈雁冰看来，新的知识谱系对于文学创作的提高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新文学史知识谱系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新文学积累的文学史料，二是对这些史料的叙述。后者反映出叙述主体的识见，思想观念和个人趣味又会决定叙述者对于史料的处理方式。由于从新文学发生到30年代也就10年左右，大部分著作将新文学当成“附骥式”的部分来书写，这种布局既考虑到新文学成为一种文学事实已经完成替代旧文学的使命，也是文学进化观追求更替变化结果的产物。②除了个别对新文学本身带有成见的著作(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之外，通常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视为一个比传统文学更高级的阶段，在新文学这一整体性历史中又表现出逐渐“进化”的思路，因此新诗史描述也遵循“进化/进步”的模式。

已有史料表明，“中国文学史”写作并不是中国人最早尝试的。1898年日本的笹川临风、古城贞吉分别编写出版教学用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编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据说林传甲受到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1903)的直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