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强

(湖南人民出版社湖湘文化编辑部，湖南 长沙 410005)

著名史学家蔡尚思先生曾概略论及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清代诗人中，从“异于前代”的角度出发，独推于今声名黯黯的两个人——清初的李柏和清末的易顺鼎，可见蔡先生去取标准的不同流俗。一个文学家的文学史定位，固不能以他的“异”于前代或者“同”于前代的若干因素来确定，也不能仅以其技术操作的“巧”或“拙”来定高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第二自然的“文学史”，毕竟是“人造”的历史，文学家声名的显隐、文学地位的高低，不完全取定于他本身的作品。好在易顺鼎去今未远，文献大抵可征，因而下述事实便无法视而不见：易氏在晚清诗坛，尽管毁誉不一，却声名藉藉，文评家与选家不曾冷落他。比如，吴闿生的《晚清四十家诗钞》，收录晚清诗人41家，诗作646首，其中选录易顺鼎诗25首，与只录公认的大文豪王闿运的诗1首相比，足可见从选家的桐城派的眼光与宋诗派的偏好来看，王、易二人是不可等量齐观的。1949年以后，在文学批评的庸俗政治化、社会化的喧嚣中，像易顺鼎这样的作家，尽管为民时极其爱国，为官时极其爱民，然而由于他既不像遗老那样死抱“上国天朝”的情结，也未对革命倾心赞誉，总之，不属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官方文学史所肯定的系属，所以在1949年之后近40年里，被人选择性遗忘，自在情理之中。假若长此以往，易顺鼎的诗名，大抵会湮没在浩瀚的近代文学文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