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依纹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经历十年沉潜，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冯至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他写下了《十四行集》、《伍子胥》及《山水》中的一部分散文。在四十年代的作品中，冯至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思辨的色彩。在四十年代末，特别是在那艰难的“决断”之后，他却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向新的政权、投入大集体当中。这表面看来似乎充满了矛盾和偶然，然而回溯冯至四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思想和创作，不难发现，其中缠绕着个人与时代和社会、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个人主体的建立

冯至四十年代的创作，表现出了他渐趋成熟的生命哲学。冯至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承继了里尔克、基尔克郭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但他生命哲学的生成并非简单的对西方存在主义的移植，而是有着深刻的中国现实社会背景。实际上，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正是冯至生命观生成的动因，忽略了中国社会现实与冯至思想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也将忽略冯至的生命观及其个人主义倾向的复杂性。

现代中国，特别是1937年后的中国，被战争的阴云笼罩。虽然冯至未直面战场的残酷，但身陷这个弥漫硝烟的世界，战争中的气氛与人被异化的精神在有形无形中影响着冯至，渗透于他生命哲学形成的过程之中。冯至曾提到他所看到的一段记载，记述了中日战争的初期，日本教师把一批小学生率领到战场，并命令他们任意抚摸那些残缺的尸体，以增强胆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