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明春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一、引言

中国新诗进入1930年代后期，“现实”与“现代”之间的龃龉越来越深，对于现代诗歌艺术的种种探索与实验被日渐排拒在主流之外。1920年代后期以来由梁宗岱、戴望舒、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人发起和初步发展的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建构从此被局限在一个不断缩小的范围之内。诚然，在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这样一个内乱与外患交困的特殊时代，诗人以他们的创作介入现实是无可厚非的。这既与诗人们内心的责任感相关，也和中国社会的特点分不开：“中国社会不允许这种诗脱离社会的‘纯化’。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诗只能不纯化。因为社会从来要求诗为它分担忧患与追求。传统儒家的入世诗观也潜入了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是中国诗人一厢情愿地为社会代言，并对之做出承诺。”[1](P188)此论是针对1930年代进行的诗的纯化运动——唯美的和形式主义的诗建设而发的。它既道出了中现实社会问题对本土诗歌创作隐潜的暧昧规定性，又揭示了中国诗人身处的一种不无无奈的表达困境。进入1930年代后半期以后，这种规定性和表达困境显得更为突出。因此，当我们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时，不可忽略这些因素对延宕现代汉诗成熟的影响。

事实上，抗战开始以后，由于时代语境的强大整合力的作用，七月诗派一度成为中国诗坛的主角。这是一个创作上以艾青、田间为精神领袖，诗歌美学追求上与胡风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的诗歌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