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辽宁大学 文学院，沈阳 110036)

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与沙汀、何其芳等从成都出发，奔赴延安。在途中，卞之琳“一路目击”许多青年“背着行李，徒步跋涉”，“络绎不绝，意气风发”。这一“盛况”使卞之琳沉醉于“歌声笑语”，但“心中有愧”，[1]另一方面也同先前在国统区的所见、所闻形成鲜明的对比。卞之琳抵达延安，很快受到毛泽东和延安文艺界领导等人的接见。“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怀着“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2]渴望的卞之琳，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卞之琳于是年11月12日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向晋东南出发，几经辗转，再次回到延安。至1939年8月，卞之琳在周扬的安排下离开延安，这一年的生活可以视为卞之琳的延安时期，而其在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创作是《慰劳信集》。

一、诗集的成因与概况

按照《〈十年诗草〉重印弁言》的说法：“‘慰劳’一词已是历史性的说法。现在有不同的‘慰劳’与‘致敬’两说。当时只说‘慰劳’，也没有这类区分。1938年秋后，文艺界发起写‘慰劳信’活动。11月初，正在为就要过黄河到太行山内外访问和随军以前几天，在延安客居中，响应号召，用诗体写了两封交出了，实际上也不是寄到什么人手里，只是在报刊上发表给大家读而已。”[3]卞之琳这段对“慰劳”的回顾与解释，可以视为《慰劳信集》出现的原因。初到延安，卞之琳就为“多少青年男女进进出出，不拘形迹，自由自在，边走边唱”而“感奋雀跃”。在这里，诗人可以和只闻名而未曾谋面的丁玲、田间等“无拘无束地随意畅谈”，“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的局面就实在令人心醉，使我也飘飘然好像置身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