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吉田薰

(日本女子大学)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
——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日)吉田薰

(日本女子大学)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新民;死生观;佛教;墨子;宗教;精神文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这时的明治日本正在向“文明国”迈进。但抵达日本后,梁启超针对“新民”读者创办的《清议报》(1898年 12月),则开始对列强诸国所提倡的“文明”提出疑问。《清议报》介绍国外新闻时,颇关注日本媒体以及日本国内对“文明”的批评。根据《清议报》新闻的介绍,日本媒体很坦率地指出西方的矛盾,认为西方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