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计划或规划。种种迹象也表明，地方政府已经领会了这一变化的政治意图，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但是，这一转向能否顺利完成，需要实践检验。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发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发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超常规增长。但是，超常规经济增长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

过分地追求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的结构必然发生扭曲，政府会偏离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经济学界熱衷议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就是增长主义的产物，而这种竞争展开的前提就是官员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后果，在拆迁、征地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这个时候，高速经济增长就变成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游戏。不错，经济在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GDP总量逐个超越各个大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在制造紧张、冲突，由此形成的增长结果，也引发人们的质疑、不满。

可以说，单纯追求增长的增长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十二五规划建议》不再设定GDP量化指标，表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增长主义的危害，而试图改弦更张，引导各级政府关注民生，关注民众的幸福。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实际上，执政者很早就意识到了增长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于2005初年提出了“和谐社会”纲领。人们也曾热烈地期待治国理念和政府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型。但过去几年，这一纲领很少被人提及。增长主义依然凭其巨大惯性，支配着整个政府与社会。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一种制度架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因为，这样的制度架构会创造出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从现有的制度中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当然会拒绝改革。最为典型的就是拆迁、征地制度。

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过分地追求增长速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在现有体制下，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中国的政府体系大体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负责。在这样的体制中，上级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下级，下级就会在这方面努力。调整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比如，加大民生类型的考核指标，当会引导各级官员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民生。

不过，光是调整这样的考核体系，还是不够的。事实上，从考核增长业绩转向考核民生业绩，考核民众的幸福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难题。增长业绩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长率、财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资总额，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统计的。但是，民生、民众的幸福感，却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很难量化统计。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须借助量化指标。这样，即便建立民生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很可能出现民生投资的空心化，政府关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设，而不关心民众是否从中真正获得了好处。

当然，如果真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也并不困难。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因此，一个以民众幸福为导向的治理体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须是一个民众可以方便参与公共治理决策、尤其是预算决策的民主的治理体系。比如，就从今年两会开始，人大代表更为细致地讨论预算，民众的幸福感必然会有实质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