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军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文秘专业，浙江 金华 321017）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具有现代个性意识的人的胚胎正在孕育成形。许多接受“人的文学”思想熏陶的男性或女性作家以社会革命的姿态力图在小说创作中找寻缺失已久的女性主体性意识。施蛰存擅长个体叙事，其女性意识可说是自然流露在他的具体文本之中，也明显体现在文中的女性人物身上。他以细腻、丰富的感知抒写出独特的女性心理体验和妇女命运。

一

施蛰存的创作从一开始便显出擅长描写女性内心的倾向。他总愿选取女性为描写对象，从作者、叙述人视角和人物内心视角去感知女性不可捉摸的内心世界。纵观他的小说创作集，女性人物众多且一直贯穿其创作始终。不同于刘呐鸥、穆时英的是，女性人物在施蛰存笔下非但不是批判、厌弃的对象，而且形成作者或者依恋、赞美的理想女性或者同情、理解的现实女性这两种类型。

前者多出现在《上元灯》集中，施蜇存甜蜜地回忆起自己童年时期的女性玩伴，如《上元灯》中那个赠“我”上元灯做定情信物的邻家少女，《扇子》中的同学珍官，还有《梅雨之夕》中那个避雨的姑娘。这些女性在作品中作为一种理想的化身存在着，寄托了作者对纯真异性情感的追求和对女性审美标准的评判。譬如《梅雨之夕》中那位姑娘的姣好的容颜、温雅的风仪、匀称的肢体、不俗的谈吐正与“我”对美丽女性的理想相吻合，使“我”一开始便注意她的美丽了。她的形体特征和气质正好体现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异性的一种审美构型。《上元灯》和《扇子》更突出了女性的美好品质。邻家少女心灵手巧自制各式花灯，不愿听从母亲的安排，坚决拒绝富家表兄的追求，将定情信物二青纱彩画灯送给家贫的“我”。这无疑显示出对爱情的大胆、倔强和浪漫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反抗，追求爱情的自由和婚姻的自主。这是作者最为欣赏的地方。同样能干、美丽、善良的同学珍官却让作者惆怅，这不只是因为小时候那段浪漫故事，更多的是围绕她的爱物一团扇所表现的宽容和大度。正是这使“我”至今佩服和感激着她。

到了《善女人行品》，作者从青春追忆拉回到人到中年的现实生活。女性形象开始转为人生伴侣——“妻子”。《残秋的下弦月》、《妻之生辰》和《莼羹》等都是讲述年轻的夫妻在困窘的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文中的妻子温婉可亲，不乏感人的力量。《妻之生辰》中丈夫本想在婚后妻子第一次过生日时给她买个小礼物，可由于囊中羞涩无法实现自己的诺言，妻子却并未因此不满，她反而安慰丈夫不要自责，吃碗寿面就算过了生日。她的和善、体谅、安闲使“我”感动万分。《残秋的下弦月》中卧病在床的妻子同样闪烁着中国传统女性温柔贤淑的光辉。她只是希望丈夫能在病床前陪她聊天，熄灯后看看月亮。在这里作者并不像其他追求妇女解放的作家那样鄙弃依恋家庭，甘愿平凡的中国传统女性，而是正面去肯定和赞美女性身上这些闪光的品质，并为此而怜惜、感动，因为这些女性合乎他的美学理想规范。

后者集中在《善女人行品》中那些平凡、弱势的都市女性身上（包括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保守女性）。施蛰存凭着自己都市人和乡下人的双重身份而了解和熟悉她们的心理和行为，正如他在该小说集序言中所言：“本书各篇中所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是他的“一组女体习作绘”。作者在作品中让这些女性人物作为感觉主体而出现，叙述自身的精神苦闷和不幸命运。

这当中有为爱欲和性欲所困扰而挣扎着的。如 《春阳》中的婵阿姨和《周夫人》中的周夫人。她们都是居住在大都会的边缘，城乡的结合部的寡妇，长期受着封建礼教的影响，都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然而婵阿姨在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到上海银行去取钱，五光十色的都市风情勃发了她心底的潜流，触动了长年遭受压抑的本能欲望。她开始 “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他在马路上走，手挽着手”。她期待那年轻的银行职员充满热情地凝看着她。对男人的欲望和对家庭的渴求充溢了她孤寂的内心。一方面是外界的诱惑和自身情欲的骚动，另一方面是传统宗法力量对自我的囚禁。因而她内心深处涌动的情欲并未付诸现实行动，仅有的是一股蠢动着的欲念，一些渴望与幻想。这是女性自我对传统礼教的精神反叛，也是对人性生活的合理企求。

还有对婚姻、家庭生活的衷怨和不满的。《雾》中的主人公素贞小姐确信自己有才有貌，因而在婚姻问题上坚持要嫁一个如意郎君。但是符合她理想和标准的丈夫在她所住的小卫城中是寻不到的，为此蹉跎到28岁。然而她并不伤心，坚信“与其遇人不淑，毋宁不出嫁的”。直到有一天她在去上海参加表妹的婚礼的火车上，突然发现“一位完全吻合的实体”，于是她那压抑已久的情感和欲望瞬间萌动了。但最后当她从表妹那儿得知那陌生男子是电影演员即所谓“戏子”时，不禁失望之极。这样一位曾感受世风的变化和时尚的诱惑的乡镇女性在自己强烈的婚姻自主意识下依旧挣脱不了封建传统文化的羁绊。《狮子座流星》中的卓佩珊夫人一心想要怀孕生育，不育似乎是她的苦恼所在。然而，从电车上因拥挤而碰她膝盖的青年男子的文雅、体贴和丈夫日常生活中的粗鲁、无聊相比，正是丈夫、家庭生活的灰暗，导致其精神的苦闷。这种苦闷反映了向往浪漫婚姻的女性对婚后家庭生活的不满及对情感慰藉的渴望。

上面这些“善女人”都是遵守礼法、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也是偶尔试图越轨而最终回归的保守女性。施蛰存按照日常生活本来的逻辑规律叙述“她们”的故事，感知并解释她们的行为和心理特点。她们作为自我意识和生活的主体，有着自己的生活路线和行为方式，体验和感受着自身的情感反应和欲望需求。这有别于其他海派作家笔下的摩登女性形象，仅仅作为男性话语叙述中被赏玩的客体对象。施蛰存给予她们女性日常生活主体的地位，并从普通市民的角度叙述了关于城市良家女性的合乎人性的欲望。这种叙述是温婉、含蓄的，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揭示她们的内心世界中分散而舒缓的欲望冲动，表现她们自我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心理叛逆。

二

虽说这样解构了传统社会赋予她们的崇高和神圣，但施蛰存并未沿袭“五四”时期那些表现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颠覆性、反叛性作品风格，而是依照自身对女性现实生存状况的认识进行忠实反映，表现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冷静的平衡。《薄暮的舞女》和《特吕姑娘》这两篇刻画都市现代女性作品正是如此。作者并未将舞女素雯写成一个情欲泛滥、游戏人生的都市摩登女郎，反而极力写出她在肉欲横流的都市中向善向美，不甘沉沦的一面。她身处社会底层，混迹龌龊洋场，但仍保持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她厌倦舞女的生活，希望过平静而安稳的家常生活；她要求生活和情感自由不受拘束；她对爱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相信所谓“永久”；她并不因情人的破产而疏淡对方，也并不打算依靠男人过生活……作者似乎比较欣赏她的这些现代意识。确实她用西洋先进文化思想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迥异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世界，成为一位都市文化背景下的前卫女性。她有着鲜明的个性、理性、不屈从世俗并竭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追求有爱的家庭归宿。但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往往残酷地击碎了她美好的愿望。施蛰存在作品中表现了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和无奈。《特吕姑娘》中的秦贞娥也是如此。她是一位在现代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影响下的职业女性。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获得了快于男职员的加薪速度。面对各种骚扰和毁誉，她虽处之泰然，不予理睬，可最终还是在男职员的集体打压下归于平庸。显然这种“女不如男”的东方式嫉妒心理使都市女性仍无法摆脱现代商业人际关系中浓重的封建文化氛围。

可见，施蛰存小说的女性视点大都聚焦在城市的家庭日常区间，在一个封建传统规范约束和现代都市生活诱惑相交汇的混杂领域，展现家常女性在新旧生活中徘徊艰难的心路历程。这些女性的那种复杂多元化的心理真实正是外部压抑和内部挣扎两种力量对抗的结果，也是城市转型期间人性遭遇的展示。应该说，这些女性形象比乡镇女性或时尚女性更能代表当时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冲突下的女性的生存现实。她们已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一种陪衬或装饰，更不是有些海派作家笔下的色情对象，而是城市生活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作为生存主体而存在着。她们的内心状况得到了作者极大的关注和表现。

三

对于这些女性，施蛰存的叙述笔触都是同情的，甚至是袒护、赞美的。尽管他们最终无法走出生存困境，但始终让人觉得这些女性的内心涌动着一股向善向美的力量，反而男性人物大部分是粗俗、丑恶和污浊的。作者似乎有意在文本中让女性人物与相关的男性人物形成某种对照。如《特吕姑娘》秦贞娥的单纯、坦荡与男同事的卑劣、狭隘；《在巴黎大戏院》中“我”的变态、猥琐和女友的自然、大方；《狮子座流星》中卓佩珊夫人的康健、风雅和丈夫的慵懒、无聊。通过这种对比描写，突出了女性人物具有一定的独立主体性，使文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得到凸显。

施蛰存如此专注于女子心理分析，首先跟他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染有关。古典文学中的唐诗宋词的意境和情调培养了他多愁善感的性格，使他在小说创作中敏感于异性交往的心理表现。除此之外，还与他的经历和气质有关。施蛰存早年生活在一个充满女性温情气氛的环境里。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上有母亲和年老的女佣张妈，下有四个妹妹，他像贾宝玉一样享尽女性的呵护。父亲也性情温和，对他极为疼爱。这种环境就决定了他对女性氛围的熟悉和对男性世界的陌生。此外，他从小就表现出孤独内向的性格，与外界现实落落寡合，保持距离，常常独自体味内心的寂寞和哀愁。这些都造成了他细腻温敏的女性气质和沉静多思的心理意向。当他投入个性化创作之后，这些因素就影响到他对女性价值的判断和女性心态的认识，也糅合到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

四

需要说明的是，施蛰存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并非具有完整意义的女性主体性，她们当中除了像舞女素雯在行动语言上具有主体性以外，其他的只呈现出一定的女性主体自觉——意识上、身份上的主体性。如婵阿姨在经济上拥有主体身份，但在精神上并没有彻底觉悟而无奈地屈服于命运。作者站在新旧文化的交叉路口冷静地观察着这些旧时代普通的女人们，一方面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女性在社会生存中无法回避的痛苦。

可以这样说，施蛰存是以自我在那个时代之中的真实记忆给予周围现实一个启示。这其中，作者以蕴含人文关怀的笔触对她们的生命体验进行独特而真实的书写，合理的显现女性人物的主体形象及作者女性意识的自我存在。这种书写不仅有真实的，历史的美学内涵，而且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也有独特的价值。

［1］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陈子善.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3］余志平.论施蛰存小说创作道路及主导心态［J］.孝感师专学报，1999，（2）.

［4］洪永春.“五四”以来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衍变、发展略论［J］.通化师院学报，1996，（3）.

［5］徐丽萍.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