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谦

（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上海 200000）

“没有抽象的战争，也没有抽象的和平，它们总是反映着某个时代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基本发展趋势和规律性。战争与和平是紧密相联的，两者是一个社会的相互对立的两种状态”。［1］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与和平都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性质，这个基本看法集中地概括在列宁的这段论述中：“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政策。和约也是那一政策的继续，它记下了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一些变化。”［2］总的看来，战争与和平都是政治的继续，不能一般地、抽象地、孤立地看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战争与和平不能视为彼此孤立的两个阶段，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当代世界局势，总结出了更深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与和平思想。其新时期的战争与和平观深化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概念。

一、反对非正义战争，争取世界和平

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也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手段。战争从政治上大体分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两大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邓小平对待战争的态度，“就是在充分吸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的战争性质、分类，以及对待战争科学态度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兵学中的‘非战’、‘止战’的‘和合’思想结合当代人类的现实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3］

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退役厚陆军将领三冈健次郎率领的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历来不相信 ‘缓和’，不相信有什么‘持久和平’，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向欧洲人、日本人讲，也对美国人讲，对战争要有准备。我们对战争的态度，首先是反对……我刚才讲了，一条反对，二条不怕。”［4］在这一论述中，不难看出邓小平对战争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两者之间相互联系、辩证统一。在反对战争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表明，中国是坚决反对战争的，是真诚需要和切实维护世界和平的。他认为，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要反对战争，就要切实地做好战争的准备，尽可能地延缓战争。而反对战争，是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总体斗争，不能单打一。在不怕战争方面，邓小平明确提出：“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地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5］在别国“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6］的时候，邓小平强调：“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任何强权、威胁、侵略、战争都决不低头，坚持斗争，以斗争来制止战争。

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判断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邓小平以战略家、理论家的敏锐思维，深刻洞察世界局势的最新变化，抓住战争与和平这一主要矛盾，对世界战争与和平作出新的战略判断。“正是根据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的科学战略判断，中共中央军委及时实行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一）对时代主题的根本认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是科学处理战争与和平等国际问题的关键。而主题问题也就是基本问题，这是由时代的基本矛盾决定的。随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变化，基本矛盾的变化决定了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不同。邓小平多次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抓住了当代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波黑地区战乱不断，国际局势愈发严峻，然而，邓小平却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凛然气概和运筹帷幄的战略眼光，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不动摇，使我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依然纵横捭阖，岿然挺立于世界东方。

（二）对当代战争与和平的科学预测：世界战争从迫在眉睫到可以推迟或避免，局部战争和地方冲突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形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当代战争与和平发展趋势作出了更加深刻的预测和结论。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研讨会上指出：“国际形势越来越动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多争取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1986年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也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赢得的。”邓小平关于世界战争可以推迟和避免的论断，正确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战略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为遏制战争、争取和平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为中国全面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大战可以避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战事都不会发生。“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意料的。”邓小平肯定了在大战打不起来的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突出危险性。虽然在冷战结束后，国际间的缓和趋势增强，但是由于力量对比仍然失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因此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和领土争端等问题日益激化，地区性的不稳定因素也逐渐增长，特别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小战”呈增多之势。面对这样的局势，各国都由准备全面的“大战”转向对付局部战争和地区性的威胁，邓小平也将此提到了军事战略和防务政策的高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把对付地区性威胁作为军队的主要任务。

（三）对制止战争手段的正确把握：由支持争锋相对的斗争到同时注重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邓小平始终坚持使用针锋相对的斗争手段，以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行为，求得世界和平。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对于霸权主义，邓小平从来都是不信邪、不妥协的。

邓小平在继承和坚持争锋相对的斗争方针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新举措、新政策，概括起来，即“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其基本思想包括：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超越搁置因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引起的差异，建立稳定的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关系；努力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建立国际间公平竞争、平等互利的经济原则；不断缩小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摒弃“‘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把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力争不用武力，而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争锋相对的斗争思想的重大发展，这一主张不仅没有否定原有的斗争手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建立在争锋相对的斗争手段基础上的一种特殊斗争形式。

邓小平战争与和平思想是邓小平战争与政治关系思想的理论基点，是邓小平对当今时代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也是后来中国制定并实施正确政策的理论基础，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王沪宁.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69.

［2］《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157.

［3］寿晓松：《邓小平军事思想新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34.

［4］《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17.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320.

［6］［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