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阳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老子其人之身世，甚至其人之有无，在民国以还的“疑古”风气盛行之际，曾经是一大公案。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简本《老子》的发现，在史料上确证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其内容与今本的吻合、全书行文风格的统一，也都为今本《老子》为老子所著提供了进一步证明。学界绕了一个疑古的大圈，又回到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起点上。为便讨论，这里先略引《史记》老子本传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原文：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脩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隐君子也。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史记》本传记载的老子生平事迹大体可靠，但颇有语焉不详之憾。其他见于先秦典籍的资料也都过于零散且互有龃龉，因此许多细节至今学界仍聚讼纷纭。本文只就其生平中关系《老子》一书写作的文化背景与心态的三个关键性问题试作探讨。

一、贵族家世

《史记》本传寥寥五百余字，与老子生平直接相关者，只有上文所引一百二十余字；尤其对老子先世，无一字提及，而这一点对了解老子著述五千言的心态与动机至关重要。幸好后世的李唐王朝追认李耳为先祖，对李姓之由来、老子家世的研究就较为详尽。我们先引出《新唐书·宗室世系》所述的老子世系：

李氏出自嬴姓，帝颛顼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生益，益生恩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改理为李氏。利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为陈大夫，家于苦县。生彤德，彤德曾孙硕宗，周康王赐采邑于苦县。五世孙乾，字元果，为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寿氏女婴敷，生耳，字伯阳，一字聃，周平王时为太史。……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把老子以前的世系列出如下：

帝颛顼—大业—女华—皋陶—益—恩成……理征—利贞—昌祖—彤德—硕宗……乾—李耳。

这一谱系虽只是大略轮廓，但已可见老子家世的渊源和背景。

李姓源出大理之官，以官命族，这一点与世典周史的司马氏家族相同。后来因故（逃难）改为“李”姓。古“理”与“李”通用，狱官“司理”，亦名“司李”。 《管子·法法》：“皋陶为李。”《左传·昭公十三年》曰：“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李氏商代时家世中衰，至周则又受赐采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氏家族，到老子之时仍保有世袭贵族的传统，老子出身贵族世家，此点至关重要。

《新唐书》中的一些记载，容或可商。如说老子“字伯阳”，清代学者考证是后人“取神仙家书改窜之”，不可从（见王念孙，《史记杂志》）。另外一些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说法，如老子的父亲名李乾，居周任上御史大夫，娶婴敷而生李耳，等等，可能有传说附会的成分，但不宜轻易否定。至少，说老子的父亲在周任上御史大夫应有一定的依据。揆诸周史，老子之父的职位即使不是御史大夫，也不会相差太远。理由很显然：老子能够精通三代典章，出任东周朝廷的守藏史，掌管国家的图书、典仪，证明其出身绝非普通士人，更非平民。在春秋时期，要执掌史官之职，高贵的血统和渊博的知识，二者缺一不可。而要精通典礼制度，掌握三代以来的文献典章，只能通过贵族的家学传承，普通士人根本无法受到这方面教育。

宗周时期，贵族的家学传统，与公学相对，可称为私学。贵族往往世袭其职，关于职事的知识专业均得自家学。张尔田认为，王官之学的传承，主要依靠贵族的世袭：“政教之书，六艺为最大。六艺之外，官司之职掌、百官曲技之授受，其有别识心传，非书契所能具，则治其学者，相与口耳讲习而世守之，此天下所以无私家之著述”（《史微》）。

诸史是王官体制的中坚，其办事及档案纪录都有一套规则，世袭相承，作风极为谨严保守，“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荀子·荣辱》）。延至战国，礼崩乐坏，王官之制业已瓦解，但世传旧法之史仍然所在多有，诗书礼乐典籍及一套相关的学问，也仍有士人传习。《庄子·天下》篇云：“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这里的“邹鲁之士”，大抵是以六艺为教的儒家。“缙绅先生”则指保持学术传统的世族。《庄子》此段文是叙述春秋战国时的景象，所谓“旧法世传之史”，正是指王官世传之学。史官世袭的体制及其保守而坚忍的作风，从现存文献还可窥见一斑。如晋之“董史”，即是历代相传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又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杜预注谓董狐为董史之后，盖董史在晋，历数百年，均为史官。又春秋时齐之太史，有兄弟相承者，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此是兄弟四人，相继为太史。依此大体可知“世传之史”的家学是怎么回事了。

宗周史职既出于世袭，史官之学为“别识心传，非书契所能具，则治其学者，相与口耳讲习而世守之”（张尔田，《史微》）。老子之学，应得自其祖父相传的家学。所以《新唐书》的记载，虽只是孤证，却合乎情理，在未发现更准确的资料之前，可以为据。

二、史官职分

《史记》本传载老子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守藏室之史”是怎样的身份，历来学者有不少讨论，大体可归纳为五说：

征藏史。《庄子·天道》篇：“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

守藏室史。汉代学者多持此说，如《史记》、《老子铭》，等等。

柱下史。 《史记·张丞相列传》之《索隐》、《列仙传》及《汉官仪》作此说。

太史。 《礼记·曾子问》《正义》引《论语》郑注云：“老聃，周之太史”。

小史。马叙伦《老子校诂·老考》云：“老子盖为小

史。 ”［1］(P8-9)

考校以上五说，马叙伦“小史”说不见于他书，是其从老聃“掌邦国之志”与“读礼法”（《周礼·春官》）的职责作出的推断。郑玄的“太史说”也是如此，有史实依据，虽无史料做旁证，却不能轻易否定。“征藏史”与“守藏史”所指相同，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管理藏书的专职。但此二名皆不见于《周礼》，非正式的官职名。但《周礼》很明确地记载，“执礼”与“典藏”皆为史官之职，所以此二职应在周官之列。“柱下史”，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言：“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可见“柱下史”是因其主管柱下方书而得名，非正式称谓，其真实身份是御史。征藏史与守藏史的称谓，大致也是因其主管藏书而名之。司马贞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因其“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又称“柱下史”（司马贞，《史记·张丞相列传》索隐）。据《汉官仪》：“柱下史，老聃为之，秦改为御史”，“老子为周柱下史，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侍御史之任也。”则秦汉以降的御史，即源自周代老聃出任过的守藏、柱下之职。《世本·帝系》宋衷注：“彭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则柱下之史，其源又可远溯至商之守藏史。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这里的老、彭，或许就是指历任史职，传述旧典的彭祖与老聃二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是史官典理文献应秉承的职业精神。如此看来，史书中记载老子的官职，不特别指出属于《周礼》五史中的专名，而以渊源甚深的世袭史职“守藏史”称之，似有尊崇之义。另外，老子时代毕竟已属衰周之世，史官职分可能已不如周公初制礼时那样严谨分明，身居史官之位的老子，事实上兼掌各职，这也是史书无法以《周礼》中太史、小史、御史、内史、外史这五史之名称述老子的原因。由此看来，老子在东周朝廷的地位极为崇高，但只是名誉的虚职，并不享有周官制作之初赋予史官的那些显赫权力。

三、归隐何为

老子晚年归隐，直接的现实原因是周王室的动荡。本传说他“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五千言成于其归隐之时，此后即不知所终。以此而论，《老子》书所作的动机，应以其归隐前的历史现实为参照背景。那么老子归隐于何时？东周之衰非一朝一夕之事，是什么事件促使老子最终决定归隐呢？查对历史，我们认为导致老子归隐的直接原因，是著名的王子朝之乱。

老子生平活动的时段，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只能推定一个大体的上下限。从《庄子》、《礼记》、《史记》等诸家文献记载来看，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说明老子应长于孔子，思想比孔子成熟早。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则大致说来，“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570年”。［2］(P39)此说较合情理，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至于老子卒年，《史记》本传只约略提及：“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脩道而养寿也。”在《庄子·寓言》中有老子晚年“西游于秦”的记载；《庄子·养生主》：“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则老子享年甚高，后西游，客死于秦地。《水经注》卷十九“渭水”载：“水出南山就谷，北经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其地属槐里，即今陕西兴平县。

老子一生，见证了东周时期贵族文化由盛而衰的历史。贵族的典雅文化在春秋时期曾经达到一个高峰，其最盛期是在襄昭年间，以赵文子（赵武）为晋执政之八年为标志。赵氏执政始于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周灵王二十四年），至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周景王四年）［3］(P140-160)。这一时期，老聃正当弱冠至而立的人生盛年阶段。以风华正茂之年，值遇贵族历史上最后的辉煌，可以想见，老聃既有源于感性生命的热烈认同，而洞察历史的理性之眼中，必定也隐藏着深深的忧患和悲悯之情。

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景王去世，景王之长庶子王子朝先后与继位的长子猛、敬王匄争夺王位，发动叛乱。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左传》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闵马父评子朝：“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这一场内乱持续了五年之久，周王朝大伤元气。宗周王室的衰败，即是以王子朝五年之乱为一转折点。世袭贵族为主导的文化自此渡过最后的黄金时代，从高峰跌落下来。潘岳《西征赋》有云：“咨景悼以迄丐，政凌迟而弥季。”他所深致慨叹的，就是这段历史。

由于王室动乱，朝廷的礼乐制度被完全破坏，这对于司礼乐的官员是很大的打击。《论语》记录了当时周王室乐官集体逃亡的史实：“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微子》）纪录孔门师弟言行的《论语》不同寻常地记下了这段历史，其原因我们不难想见。当时孔子才过而立之年，亲身经历事变，怀抱着振兴周礼的理想，却不得不面对王室衰微的现实，在孔子内心深处，必定留下了惨刻的创痛。直到晚年讲学，孔子仍然不能忘怀周王室的崩坏和重振周代礼乐文明的理想，所以，他常常于弟子前谈起这段历史；而诸弟子在记录这段历史之时，眼前浮现的，应是先师孔子的戚颜。在野的孔子尚有如此强烈的触动，则在朝的老聃的心态也不难想见。这一事件与老聃最为切身相关的，就是周王室典籍的流失。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汉书·艺文志》），守藏史已经名存而实亡。此时的老聃已过知天命之年，色力衰颓，加上对贵族阶层的没落深感厌倦和失望，于是决定退隐，这就是《史记》本传所说：“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本传中的“见周之衰”，是实有所指的。

老子其人在历史上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仅就典籍中偶尔显露的一麟半爪，试置于历史大背景下，对老子的家世、职分与归隐的历史原因进行还原探讨，希望这一还原工作成为进一步研究《老子》成书的文化背景与内在动机的前提。

［1］李泰棻.老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3］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