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一、引言

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尽量在翻译中体现出女性的特点，使女性在言语中凸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认为：语言能积极干预意义的创造，译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读者，同时又重写并改写着文本，利用语言来干预文化。“20世纪70年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呼声就是：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1］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也就是在文学翻译领域和语言发展中的作用，鼓励更多女性主义翻译体现女性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改变女性的社会形象。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思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方面对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的女性主义翻译进行了文献综述和分析。

二、女性主义思想之溯源

自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开始，性别概念一直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按照路易丝·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的划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三个方面。［2］在翻译女性主义先锋小说的时候，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如弗洛图、戈达尔德·芭芭拉（Godard Barbara）、苏姗妮·吉尔·莱文（SuzanneJillLevine）、苏姗妮·德·罗特宾尼尔·哈伍德（Suzanne de Lotbiniere-Harwood）等与原作者合作，将原作中激进的写作策略如身体写作和挑战语言的语法性别等，重新在翻译中创造出来，使翻译“扩张并发展原作的女性主义意图”，使翻译同原作一起“削弱、推翻甚至摧毁”控制女性思维和写作的传统父权语言，并“开发新的领地，为女性发展新的思想和语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的女性主义研究在加拿大迅速崛起。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加拿大的谢莉·赛蒙和路易斯·冯·福露窦和美籍印度裔学者伽亚特里·斯皮瓦克。

三、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国内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关注肇始于2000年。在这一年，由廖七一编写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提到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廖七一，2000）。

目前我国国内对于女性主义与翻译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有四类，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内的女性主义翻译进行了文献综述和分析。

1.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研究

穆雷（2003）在《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中记录了她和朱虹教授的访谈，内容主要是朱虹的女性文学研究对其翻译的影响。杨朝燕（2006）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角度，通过回顾其理论与实践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同时，文章对朱虹的翻译进行了个案研究，以检验女性主义理论对研究深受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女性译者的重要性。陈钰（2006）在《女性主义译者的身份——兼分析朱虹的翻译》中研究了朱虹在进行女性主义翻译时所担当的不同身份，并总结了其对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的贡献。

翻译就是以女权主义的方式再改写，而再改写的最本质的原则就是要“重新性化语言”。女性主义思想使我们意识到翻译是文化、政治、历史、意义等各种差异剧烈碰撞和交锋的场所。翻译致力于消除差异，但翻译又造成差异。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体系的形成促使女性翻译的发展与壮大，达到女性翻译的政治要求，经济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社会地位平等，转变女性社会角色，改变女性社会形象。

2.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魏家海（2008.6）在《变译论与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之间的对话》中指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的父权话语权力，颠覆了忠实在翻译中的权威地位。葛校琴（2003）在《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中阐述了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的起源，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的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以及女性主义翻译的解构主义理论来源，最后指出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及对译学和文化批评的贡献。冯文坤（2005）在《舞者，还是舞？——论女性主义翻译观与译者主体性》中通过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女性形象谱系、女性构成性、女性阅读策略等方面来讨论译者的主体性发现，在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的主体性，没有他者的参与，其主体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自身外在性的他者才能辨认出主体的踪迹。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女性主义思想相结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视角这个理论很快成为继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后的另一大翻译思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的贡献在于：以新的视角探索翻译过程、定义译者的身份和翻译地位，并对翻译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如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忠实、对等）进行了新的阐释。

3.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研究

2006年吕晓菲在 《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译者的重写——兼评〈紫颜色〉两个中文译本》中从文化研究视角追溯东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性别隐喻在原作/译作、作者/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回顾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着重分析“重写”、文化挪用。耿强（2005）在《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以〈简·爱〉的中文译文》为例文章中借助夏绿蒂·勃朗特所著《简·爱》的七种不同的中文译本作为个案分析，发掘译者女性意识对译文最后面貌产生的影响，并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可能开拓的新疆界予以展望，以丰富我们当前的翻译研究多元化趋势。

在描写女性的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大多数男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无意表现出了对目标女性的歧视。一些女性译者甚至也潜意识地带着男性视角。其次，一些女性译者在翻译中无意识地表现出了对女主人公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父权社会的谴责。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译者仍然使用带有歧视意味的身份称呼。

4.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研究

张景华（2004）在其代表作《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中指出：“由于女性主义流派众多，观点过于激进，并且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目的，把非理性作为理性，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过于强调翻译中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也就不可避免地为各种各样的批评留下了口实。”蒋骁华（2004）认为，针对英语中没有男女兼指的“通性人称代词”（epicenepronoun）的问题，许多语法学家、修辞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几十种解决方案，但至今未有定论，这一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中国女性主义译者的个性和风格相对温和，为了让自己“可见”，她们有时也会采用一些反传统的策略，尽管这依然不能掩盖她们的谨慎和含蓄。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的激进态度和推翻父权的强烈意识相比，中国女性主义译者倾向于采用相对温和与保守的翻译态度和策略。

四、结语

女性主义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改变在翻译中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和现状，让女性身影在文体中得以显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女性主义译者在文学翻译领域和语言发展中的作用，以鼓励更多女性主义翻译，体现女性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

到目前为止国内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主要还处在介绍、梳理阶段，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运用于中国语境的研究还很少。有许多问题，如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一批女译者的整体情况如何，中国女译者同男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如何，中国的身体写作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时出现了哪些问题、西方的身体写作被译为中文时又出现了哪些问题，中国有性别意识的女译者的翻译有何特点，等等，都有待中国译学研究者进一步地探讨。

［1］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e 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2］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M］.Man Chester：UniversityofOttawaPress，1997.

［3］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成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

［4］穆雷.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外国语言文学，2003.

［5］陈钰、陈琳.话语的女性主义重写［J］.山西师大学报，2005，6.

［6］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35-38.

［7］冯文坤.舞者，还是舞？——论女性主义翻译观与译者主体性.四川师范大学报，2005.

［8］吕晓菲.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译者的重写兼评《紫颜色》两个中文译本.硕士论文，2006，6.

［9］耿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9：89-93.

［10］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4，4：20-25.

［11］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