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涛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02)

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周海涛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02)

王彝诗学思想中的“节情说”，既缘于适应明初文坛风尚之需要，更乃“北郭诗人”诗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坚持诗歌“缘情”本质的同时，已注意到“节情”的必要性。入明后，他们的诗学思想重心转移到“节情”上，但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应当“缘情”时，他们却关注现实，去“节情”；应当“节情”、干预现实时，他们却坚持“缘情”。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理想一同走向消歇。

王彝；“节情说”；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

在元明之际诗学思想的变迁中，王彝的“节情说”向来被视作吴中文人为了适应明初文坛的需要而进行自我调整的典范。从政治环境、时代风尚对文学思潮影响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是中肯的。王彝的“节情说”，与高启的“法度”、“求全”等诗学思想，以及与其他若干吴中文人对诗学领域的探索与突破，共同构成了吴中文人在明初文坛“大雅”环境中诗学思想的调整与转变。但是，如果仅把这种调整与转变归因于政治环境、文坛风尚的变迁，是不完整的。这种看法过分强调了吴中文人文学思想发展的偶然性，而忽视了连续性与必然性，既不符合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的全貌，也有悖文学的发展规律。

一

最能体现王彝“节情说”观点的是其对杨维桢“文妖”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