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 人文教研室，安徽 合肥 230031)

《愧郯录》史料价值探微

朱 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 人文教研室，安徽 合肥 230031)

《愧郯录》是南宋学者岳珂的一部考证笔记，书中所记内容都是宋朝自建立起至宁宗时的史实，阐发先贤和朝廷所制定的典章制度。该书考证内容十分广博，涉及职官、舆服、礼仪、宗室、科举等制度，此外还保存了地理、宗教、经济、儒学、科技等方面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征引的文献亦相当丰富，除前代正史、杂史和笔记外，还有宋代官修史书和官方认可的私修史书以及大量私人撰述，有些文献今已散佚，《愧郯录》所记的内容则保存了这些文献的局部面貌。

《愧郯录》；岳珂；笔记；考证；史料价值

《愧郯录》(15卷)是南宋学者岳珂的一部考证笔记，共117则。岳珂(1183～1243?年)，字肃之、了山，号亦斋、东几、倦翁、棠湖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侨居九江；抗金名将岳飞之孙，敷文阁待制岳霖之子，是岳飞后裔中名声较著的一位。岳珂在嘉定六年(1213)丁母忧之前曾于朝内任职，担任光禄丞，期间广泛涉猎礼仪和典章制度的典籍，参与相关礼仪事务，其自序所言“凡其廷绅之所绪闻，牒记之所肤受”即指此；序中亦称“凡书皆祖宗若当世事，名前哲所以尊朝廷”[1]1，可见书中所记内容都是宋朝自建立起至宁宗时的史实，能够阐发先贤和朝廷所制定的典章制度。《愧郯录》和岳珂另一笔记《桯史》对于元人修宋史影响极大，此书问世以后，晚清以前征引此作的书籍较多，涉及史部和子部，如《汴京遗迹志》①、《四库全书总目》②、《钦定历代职官表》③和《格致镜原》④等；到近年来反而几乎无人提及，只有北京大学余莎米硕士论文⑤简略介绍其内容构成，未做详细考证。

《愧郯录》在考证史实时征引的文献相当丰富，《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多记宋代制度，参证旧典。如记鱼袋颁赐及章饰之始末，公主之改称帝姬，辨论甚确。同三品之起于五代，金带之有六种，金涂之有九种，皆史志所未备。至叙尚书之名，引战国时已有尚冠、尚衣之属，皆杜氏《通典·职官门》所未及者。其征引可谓博洽。”[2]卷121除征引前代正史、杂史和笔记外，还有宋代《会要》、《实录》、《国史》等官修史书和官方认可的《续通鉴长编》、《系年要录》、《北盟会编》等私修史书，以及《净德集》、《苏东坡集》、《朱文公文集》、《中兴小纪》、《容斋随笔》、《挥麈录》、《玉堂杂记》、《官制旧典》等大量私人撰述[3]160-161。该书考证内容亦十分广博，《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于史家、礼家均为有禆焉”，“其间偶尔舛讹，如论金太祖建元始于天辅，而以收国为辽帝年号，及《通考》所摘误以九品中正为官品之类，亦间有之。然大致考据典赡，于史家、礼家均为有裨，不可谓非中原文献之遗也。”[2]卷121著名藏书家周越然称此书“记宋代之制度，多为史志所未备者”[4]47，可见此书史料价值很高。本文依据现有史料，兹考述如下。

一 职官制度史料

宋初承五代动荡之后，官制极为混乱，至元丰改制才得以厘正。宋太宗以后，扩大科举名额，又有恩荫制度，导致官僚机构庞大。《愧郯录》中有《淳熙南衙》、《馆学轻重》、《阶官避家讳》、《执政阶官封爵》、《尚书之名》、《百官转对》、《任子分授》、《寺监簿职守》、《官年实年》、《官品名意之讹》、《散阶勋官寄禄功臣检校试衔》、《宣总公移》、《书记支使》、《枢密称呼》、《官品不分别》、《改易职事官名称》、《同二品》、《李文简奏稿》、《天章阁侍讲班次》、《天章阁官名》、《直省官》等二十余条笔记涉及职官制度。如卷四《尚书之名》在考证“尚书”读音之余还考证了“尚书”源流：“尚书，古官也。舜摄帝位，命龙作纳言，即其任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卷七《散阶勋官寄禄功臣检校试衔》提到散勋官的分合过程，“按阶、散、勋官在前世合于一，至唐则析而为二；阶勋功臣检校在唐析于四，而本朝则合于一”；同时还指出元丰官制的重点，乃是“归阶官于寄禄，还职守于百司”。卷七《官品名意之讹》则详考“九品官人之法”⑥，岳珂认为这一制度“本魏延康元年二月，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而岳珂的观点也是自曹魏至两宋间学者中代表性的观点，至梁代则演变为“班品法”，经过隋唐而逐渐衰落，最终被废除。卷九《书记支使》则对宋初幕职官的沿革记述颇详。

二 舆服制度史料

宋代舆服制度极为复杂，用以体现等级和名份。《愧郯录》中有《鱼袋》、《服章入衔》、《牙鱼不可服用》、《文武服带之别》、《非宰执赐笏头带》、《金银牌》、《指南车》等七条笔记涉及舆服制度。

如卷一二《金银牌》对于金银牌的起源、规格、制度等考证详细。岳珂引《三朝国史·舆服志》曰：“银牌唐制，差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传符，以通天下之信。皇朝符劵，皆枢密院主之。旧有银牌以给乘驿者，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实以韦带，其后罢之。枢密院给劵，谓之‘头子’。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诈乘驿谋乱，伏诛，罢枢密院劵。别制新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易以分书，上钑二飞凤，下钑二麒麟，两边年月，贯以红丝绦。端拱中，使臣护边兵多遗失之者，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头子。”《三朝国史》今已亡佚⑦，但是这段文字保存了宋代银牌的规格、适用场合、兴废等史料。另外，唐代没有银牌，宋代的银牌从何而来？对此岳珂亦有疑问，“历考其事(指唐制)，皆无以银为牌之制。岂沿袭至季世，不复分左右符，以从简便耶。”[1]卷12

三 礼仪制度史料

《愧郯录》涉及礼仪内容较多。据笔者统计，有《祖宗徽称》、《五字定制》、《后谥因革》、《崇政改谥》、《号谥之异》、《永崇陵》、《追改陵名》、《诸陵复名》、《思陵近误》、《南北郊》、《先庙后郊》、《五斋三酒》、《牲牢均胙》、《永固更号》、《斋酒废革》、《百官转对》、《闽中伪传兆域》、《国忌日断刑》、《告谥祖庙》、《刊进书载表卷首》、《荐饷太庙》、《国忌设斋》等二十二则笔记涉及到吉礼、凶礼、嘉礼、宾礼等礼仪制度，很多条目详实记载其原委。如卷一《祖宗徽称》开头：

国初亲庙谥皆二字。艺祖上宾，李文正昉上初谥以六字，而后列圣皆遵用之。大中祥符初，符贶洊臻，登封降禅，弥文具举，于是始用开元增谥之制；是年十一月甲申，躬谒太庙二室，各增八字为十四字。五年十月戊午，圣祖降延恩殿，告以长发之祥；闰月乙亥，复加二字，亲庙亦衍而四焉。真宗既谥，仁皇以澶渊之功不著，诏益以武定，为八字始用。天圣二年，初郊奉册，因郊增谥，盖昉于此。庆历七年十一月，又郊，遂再增八字，于是十六字之制，定为不刊，弗复可增益矣。

岳珂对于宋代帝王庙谥及十六字之制的记载非常详细，提供了较完备的研究宋代帝王庙谥的资料。又如卷三《南北郊》和卷四《先庙后郊》、卷一一《告谥祖庙》、卷一三《荐饷太庙》四则笔记对于宋代郊庙制度的考证，对于郊庙的时间先后、郊庙的步骤、拜祭祖庙的时间等考述都非常详实完备，而这四则笔记也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宋代郊庙制度的完整表述。卷一一《后陵名乐舞》中则记录了真宗章怀皇后的陵名、乐舞名及上名时间，还记录了太祖三后、太宗二后及真宗章穆皇后奉安时的乐名，特别指明章怀皇后与其它皇后陵名乐舞的不同。

又如卷五《五齐三酒》，岳珂先记自己的亲历，“珂之仕中朝，屡摄官莅祠祭，每见罇彝之设，五齐三酒，皆有其名而实无之。惟将事则取具天府，盖止一色公酝耳。闻之容台吏，罇羃之下率多空，惟一罇仅寘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摄光禄丞，得先祭赞阅视酒馔；又摄太官令，躬酌酒实爵，得窥其中，盖皆如言。则其初点馔之际，执事者徒再唱酒齐之目而已。于以验其名殊而实一也。”然后又引《续通鉴长编》卷三五九所记，“元丰六年十月甲申，光禄卿吕嘉问言光禄掌酒醴”之事，最后记下当时的“醅酒”之法，堪称北宋和南宋施行“五齐三酒”这一吉礼的完备史料。

四 宗室制度史料

北宋九朝，宗室人数众多，然靖康之变中，赵氏皇族多被俘虏北去。总而言之，由于朝内士大夫力量强大，两宋对宗室的管理较为得当，从而有效消除了皇室内争；而在后宫方面，虽有太后垂帘听政，但并未导致外戚擅权，朝内士大夫力量强大。《愧郯录》有十七条笔记是关于皇族的典故和考证的，诸如《隆祐寿康宫》、《申福殿》、《宗室联名》、《近属名制》、《宗庙旧讳》、《旧讳训名》、《御名不联字》、《宗族之别》、《圣旨教令之别》、《《熙宁崇宁年号》、《泰安宫》、《升建府镇》、《昇定建府》、《词科宗室二制》、《慈德宫》、《潜藩节镇》、《国初宫禁节料钱》等，对于皇族宗室的记录，也正基于此。如卷二《近属名制》条记载皇室命名的描述，保存了太祖、太宗两系宗室及宗室近支命名的资料：

国朝宗属，本未定联名之制。艺祖友悌因心，凡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徳字，赐名授爵，俱无等差。熙陵继序，初更用元字，以别大统。自是而后，真皇之子从衣，扵艺祖、魏王诸孙赐名惟字、承字者，亦不联。神庙之子从人，于英宗诸孙吴、益二邸之赐名孝字者，亦不联。徽祖之子从木，于神祖诸孙吴、楚二邸之赐名有字者，又不联；不惟不联，且无用一字者。是皆亲堂兄弟从侄以降从可知也。绍兴、乾道以来，孝支三邸鼎立，孙枝出合，始皆用一名。光宗、今上敬叙天彝，务从其厚，庄文、魏王之后俱联所从，以示无间。蕚楼环邸，雍怡之风，盖视艺祖为有光矣。然宗庙至重，贵于有别，恩义之称，岂圣心固自有所轻重欤。

五 科举制度史料

宋代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宋太祖曾对亲信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5]卷13因而大力推行文治，重视并发展科举制度。《宋史·选举志》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6]卷155。《愧郯录》中有《馆学轻重》、《词科宗室二制》、《场屋编类之书》、《制举科目》等四条有关科举的笔记。姑举卷一一《制举科目》为例，岳珂从汉代察举科目谈起，次及唐代科举状况，然后记叙宋初的科目情况：

国初置三科：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曰经学优深，可为师法；三曰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并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取成文理优长、人物爽秀者中选。而设科之后竟无试者。

所列三科为宋代制举的主要科目。岳珂详细罗列自宋初以来229年间13次制举的制举科目、开考时间、应试条件、应试名单、答题要点及中举名单，考证尤为详尽。从这则笔记可以看出，与科举考试相比，制科考试的次数很少；应试者多为当时已有一定成绩的学者或官员，如真宗咸平四年参试的査道、陈越、王晓等，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参试的吴育、张方平等人，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落榜；每科中试的人数很少，两百多年的时间只有颖贽、査道、陈越、王晓、何亮、孙暨、孙僅、丁逊、陈绛、夏竦、何詠、富弼、吴育、张方平、谢悰、汪辅之等十余人考中，考中的人也大多是第四等；大多数参加考试的人都被黜落，如皇祐五年只有赵彦若一人参加考试，“及对策，又黜之”；可见宋代制举考试难度之大。

科举为宋代选官之正途，取士名额也比唐代大大增加；为防止考试的种种弊端，宋代对科举程式严格规范，对试卷进行糊名、誊录，并实行殿试，但并不能禁绝舞弊行为。卷九《场屋编类之书》中记载了专门印刷科举考试范文的书坊，他们“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这种时文活套好比现在的高考试题解答之类，以致“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懐挟，视为故常。”而这种作弊的风气“特先朝盛时，多士辐集，而此风已见于议者之口，驯至今日，固无怪也。今此等书遍天下，百倍经史著录，盖有不胜其禁毁者，要亦何能混才学之浅深”， 可见作弊在北宋即已盛行。

六 地理考订史料

宋朝的疆域较唐代要缩小很多。明人汪士性《广志绎》云：“宋北失燕、云、山前、山后十五城于辽；西北失银、夏、灵、盐四城，甘、凉、鄯、廓七城于元昊；西失松、叠十一城于羌；西南失滇云全省于段氏。”[7]卷1尽管如此，宋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取消藩镇支郡，改“道”为路，设置监司分地方之权，又编纂地理总志和区域方志。如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罗泌《路史》、罗愿《新安志》、周淙《乾道临安志》等。《愧郯录》中也有关于地理的记录，如卷六《真徽沔三州》，岳珂先叙“大中祥符六年五月，诏升建安军为真州。宣和三年五月，改歙州为徽州。开禧三年四月，改兴州为沔州；六月，改顺正县为略阳县。”然后据《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太平寰宇记》、《新唐书》等史料详考三州之名的演变和区划。

七 宗教史料

度牒是封建国家发给佛教僧侣的身份文书。其目的是加强对佛教管理，防止私度僧尼和寺院势力的扩张。持有度牒的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取得政府保护，而且获得免除租税徭役的特权。宋代度僧之数由政府严格控制，每年的定额根据各州现有僧尼数字确定，且须考试，僧尼去世或还俗，应将度牒交还祠部，私度及买伪滥文书为僧者，也要受到重罚。但在实施过程中，宋代度僧因度牒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度牒买卖的泛滥。卷九《岁降度牒》云：

道释给牒之制，必先以资佐大农，而后得缁褐如其教，其佐邦用至矣。开禧边衅之启，帑用不继，给牒颇多，不惟下得轻视，壅积弗售，而不耕之夫，骤增数十万，最为今日深蠹。珂尝读赵挺之《崇宁边略》，曰：“上每谕蔡京，令近边多蓄军粮，又以累岁登稔，欲乘时加籴，京但肆为诈欺，每奏某处已有若干万数籴本。其实乃是度牒及东北盐钞等，度牒每岁当出一万，而今自正月至四月终，已出二万六千，而边人买者絶少。”珂按，崇宁开边，费用无艺，而当时给僧牒尚岁有成数，特京不能守耳。今稍仿此意以节之，则亦庶乎其可也。

政府出卖度牒最初只是用于筹款赈济，如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给陕西转运使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6]卷13。宋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通过大量出售空名度牒，更重要的是应付边防军费、筹集军饷、军士装备等方面的急需，如高宗绍兴十一年，张浚进鬻田及出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以助军用[6]卷29。由“度牒每岁当出一万，而今自正月至四月终，已出二万六千，而边人买者绝少”，可见宋王朝为摆脱财政困境而滥发度牒，其结果却只能应一时之急，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弱局面。由“不耕之夫，骤增数十万”可见因度牒持有者数目的激增，大量课税户口消失，反而进一步导致财政恶化。加上豪富们操纵度牒市场，“壅积弗售”，从中渔利，致使宋王朝经济日趋疲弊。岳珂所云“崇宁开边，用费无艺，而当时给僧牒尚岁有成数，特京不能守耳。今稍仿此意以节之，则亦庶乎其可也”，明确表示反对大量出卖度牒。

卷一〇《寺观敕差住持》则记载了南宋寺院敕差住持制度，南宋常见的是“降敕札差主首”，即以尚书省牒发布的敕札住持，行政含义即相当于中书堂除，“大刹如径山、净慈、灵隐、天竺，宫观如太乙、开元、佑圣”皆是“降敕札差主首”；还有的寺院“如雪峰、南华之属，亦用黄牒选补”，黄牒选补亦即中书堂除，可见南宋时用这种形式任命寺院住持也较多见。

八 经济史料

宋代经济发展较快，技术方面也有提高。《愧郯录》保存不少反映农业经济的资料。由卷一五《祖宗朝田米直》可见宋代粮食价格的演变和江南亩产的数据。太宗前期，“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在苏州一带，“一贯钱典得一亩田，岁收米四五六斗”，“斗五十钱”；南宋宁宗嘉定七年时，“江乡田上色可收谷四石”。同时又有租佃关系的材料，如宁宗嘉定七年时田租情况，“苏湖间上田每岁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计，亦止得八斗”；“江乡田上色”“可得主租二石”。此外还记载，神宗熙宁年间苏州修筑堤岸等农业水利工程时，每亩出二百钱；然到宁宗时，“寻常一县丞下乡点视陂塘，已不翅亩费二百”。由此可见宋代农民的赋役负担是越来越重。

宋代印刷业已有相当成就，文化发达也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除一般经史诗文印刷外，科举取士数量大增，提供士子应试著作也成为印刷的对象。《愧郯录》也记载了这方面的史料。卷九《场屋编类之书》云：“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摄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可见为了迎合一般士子的急需，分类摘录古代文献的书应时而起，还出现专门印刷这类参考书的作坊。这类书坊兼具编辑、印刷和书籍销售等项职能，亦有以售书为主的书坊，岳珂所记的“建阳书肆”就是这类书坊。这些书坊“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

唐代官属手工业规模大，劳动者包括长役无番(官奴婢)、轮番工匠(番户、杂户、丁匠)以及募雇而来的和雇匠等三类工匠。宋代则主要为“募雇”而来，但传统的“工役”仍然存在，只是已经具有宋代的特色，《愧郯录》中有这方面的记载，卷一三《京师木工》云：

今世郡县官府营缮创缔，募匠庀役，凡木工率计在市之朴斲规矩者，虽扂楔之技无能逃。平时皆籍其姓名，鳞差以俟命，谓之“当行”。间有幸而脱，则其侪辈相与讼，挽之不置，差不出不止也，谓之“纠差”。其入役也，苟简纯拙，务闷其技术，使人之不己知。务夸其工料，使人之不愿用，而极其斥且毕，谓之“官作”。

“官作”、“当行”、“纠差”，均为“工役”的存留，其形式是“募役”，而非“征集”，这就是具有宋代特色的“工役”。

九 儒学史料

鉴于五代因武将而导致朝代更迭频繁，为了防止武将再生变端，自宋初就施行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也导致宋代重儒之风的勃兴，对孔子等儒家先贤推崇备至，甚至连孔子塑像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愧郯录》卷九《礼殿坐像》载，“今世国学、郡县学，礼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颜孟而下列侍。所措设与前不殊，私窃疑之。庆元己未，朱文公熹始作《白鹿礼殿塑像说》，其文曰：‘古人之坐者，两膝着地，因反其跖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为肃拜，则又拱两手而下之至地也；其为顿首，则又以头顿手上也；其为稽首，则又郄其手而以头着地。亦如今之礼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岳珂接着记其“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塑像席地而坐，则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塑像则当仿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之讥。”，而当时他还“闻成都府学有汉室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他还嘱同僚杨玉休在四川帮他“并得先圣三师三像，木刻精巧，视其坐后两跖，隐然见于帷裳下，然后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无疑也。”对于礼殿里孔子坐像的情形描述得非常清楚。

十 科技史料

宋代科技发展较快，四大发明中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都在宋代得到巨大发展，并传播到国外。《愧郯录》中也有科技方面的记载。如前引卷九《场屋编类之书》就涉及印刷术，正是当时印刷技术的革新才推动科举“时文”这种书籍的大量印行。卷一三《指南记里鼓车》则记述了宋燕肃指南车和吴德仁指南车的结构，对燕肃指南车的内部构造、部件尺寸和制造方法，有较详细的记载，为后人复原指南车提供了具体的文献依据。卷五《五齐三酒》中则记载宋代宫廷酿酒之法：“今醅酒，其齐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拨醅瓮而浮蚁涌于面，今谓之拨醅”，“接取拨醅，其下齐汁与滓相将，今谓之醅芽”，“既取醅芽，置篘其中，其齐葱白色入焉，今谓之带醅酒”，“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醅色变而微赤”，“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拨开醅面观之，上清下沉”。而酒名亦有不同，“朝廷因事而酝造者”称作“事酒”, “踰岁成熟蒸酝者”称作“昔酒”，而“同天节上寿燕所供腊醅酒者”则称为“清酒”。

余 论

《愧郯录》征引文献多达60余种，涉及宋以前的文献如《公羊传》、《独断》、《文选》、《晋书》、《宋书》、《南史》、《旧唐书》、《朝野佥载》、《酉阳杂俎》、《通典》、《唐六典》等，宋朝所修的记录前朝历史的文献如《新唐书》、《新五代史》、《唐会要》、《五代会要》、《唐职林》等，还有不少宋代文献资料如《国朝会要》、《续会要》、《中兴会要》、《太祖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三朝国史》、《四朝国史》、《小史》、《建炎中兴日历》、《官制旧典》、《符子》、《崇宁边略》、《江都集礼》等作品，不少文献到今天多已散佚，而《愧郯录》所记的内容则保存了这些文献的局部面貌，亦可证明《愧郯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愧郯录》有些引文和现存的这些文献的来源史料有一定差别，还有些征引文献在别的史料中又被二次征引，也可能是因传抄失误导致这些文献和《愧郯录》略有不同，这就使得《愧郯录》还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姑举卷三《思陵近误》为例，文中录“金人追葬东昏王亶”的诏文：

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孙，受文烈顾命，昨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蔵祸心，觊觎神器，诱煽奸党，遂成簒逆。而又厚诬盛徳，降从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凶残，不道之极，至于杀母。人怨神怒，自底诛灭。惟皇天眷佑于我家，肆予一人，纉承先绪，暴其悖恶，贬为庶人，仍黜其殡于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号宜正，是以间者稽之礼文，升祔大宝，复加美谥，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盖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还梓宫。已扵十月初八日，备礼改葬于思陵，庶几有以慰在天之灵焉。

岳珂自述这段诏文引自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三：

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孙，受文烈顾命，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郡庶人亮，包藏祸心，觊觎神器，除煽奸党，遂成簒逆。而又厚诬成帝，降从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凶残，不道之极，至于杀母。人怨神怒，自底诛灭。惟皇眷佑于我家，肆予一人，缵承先绪，暴其悖恶，贬为庶人，仍出其殡于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号宜正，是以间者稽之礼文，升祔大寳，复加美谥，尊而宗之。惟是塟非其所，盖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还梓宫。已于十月初八日，备礼改葬于思陵，庶几有以安慰在天之灵。[8]卷223

《三朝北盟会编》中明言这则诏文引自張棣《正隆事迹》，岳珂引文和徐梦莘引文有一些差别：清人在修四库时还能看到这两部作品宋、元、明时期的版本，所抄内容应当接近原来面貌，但是从上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这两段文章本是记载同一份诏文，文字却共有七处不同。今人在重新校勘这两部作品时，就有了参照物。另外宋人周必大《文忠集·思陵录(下)》也引了这份诏文，与岳珂和徐梦莘所记也稍有不同，对校勘上述两书也有参考价值。

注释：

① 明代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三“开封府”条分别征引了《愧郯録》卷一三《京师木工》和卷二《淳熙南衙》。

②清代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演繁露》十六卷，《续演繁露》六卷”条征引《愧郯录》卷一〇《打子》。

③清代永瑢、纪昀《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五《吏部》征引了《愧郯录》卷四《尚书之名》，卷一九“都察院下”征引了《愧郯录》卷八《给舍论驳》，卷六五“世爵世职”条征引了《愧郯录》卷七《散阶勋官寄禄功臣检校试衔》。

④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两处征引《愧郯录》，卷一九“位板”条征引《愧郯录》卷一三《金版》，卷三〇“鱼袋”则征引了《愧郯录》卷四“鱼袋”。

⑤参见余莎米《岳珂生平著述考》，北京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26页。

⑥从元朝开始至今，七百余年间，学者多称其为“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源自苏轼《东坡志林》：“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⑦据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景德四年，诏王钦若、陈尧佐、赵安仁、晁迥、杨亿等修太祖、太宗正史，王旦监修。祥符九年，书成。凡为纪六、志五十五、列传五十九、目录一，共一百一十卷。天圣四年，吕夷简、夏竦、陈尧佐修真宗正史，王曾提举，八年上之，増纪为十、志为六十、传为八十。”《愧郯录》中两处引用《三朝国史》，保存了此书的部分内容，由此亦可见《愧郯录》的史料价值。

[1](宋)岳珂.愧郯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朱寅.岳珂著述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0.

[4]周越然.言言斋古籍丛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元)脱脱，等.宋史[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汪士性.广志绎[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校对：刘英玲)

HistoryDataValueofKuiTanLu

ZHUYin

(Artillery Academy of PLA, Hefei 230031, China)

KuiTanLuis a research note by Yue Ke, a schola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records the history from establish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Emperor Ning and discusses system of politics and etiquette established by forerunners and the Dynasty. This books covers a variety of contents, including official, clothing, etiquette, royal cla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tc. In addition, it includes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geography, religion, economy, Confucianism, technology and so on. It boast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value. This book is also very rich in literature citations, including official history, unofficial history and note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ficial history compiled by the Song Dynasty Government, unofficial history approved by the So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great quantity of personal works. The original of some literature citations in theKuiTanLuare lost, butKuiTanLupreserves some contents of them.

KuiTanLu; Yue Ke; note; research; historical value

K05

A

1674-9014(2011)03-0063-06

2011-03-02

朱 寅(1974-)，男，安徽六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人文教研室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传世文献与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田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