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慧 袁古洁

卡尔·拉伦茨曾言:“法律的体系,实际上包括两个体系,一个是法律的内在精神体系,也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另一个是它的外在体系即它的制度体系。”①孙宪忠《:争议与思考——物权法立法笔记》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换言之,若一法律于外在体系逻辑严密、结构严整、契合无间,同时于内在精神方面符合人类之进步精神,保护个体之正当权利,于此吾人方可言其为发达之法律。拉氏此言,颇有见地,于此,我们亦可以此为评判私法体系之标准。

私法滥觞于简单商品经济极度繁荣的古罗马社会,罗马社会因其独特的个性形成了完全有异于东方文化的权利文化,其相当重视私权利,强调个体作为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蕴,并且由于希腊哲学的缘故,理性即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制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详尽完备,其所确立的概念和原则具有措辞确切、严格、简明和结论清晰的特点。”②何勤华《: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7页。然遂诸社会之发展,因法渊各异而生之法律间的冲突亦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有效整合法律间的冲突,将其系统化,以利于法律的适用,遂变得颇为必要。尤士丁尼帝对此问题的解决功莫大焉,其在试图恢复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之荣光的诸多努力中,对罗马法情有独钟,其以为“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而且须用法律来巩固,这样,无论在战时或平时,总是可以将国家治理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