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注宋诗的文献价值

2011-03-18何泽棠吴晓蔓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1年5期

●何泽棠，吴晓蔓

（1．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广州 510642；2．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广州 510006）

宋代的诗歌注释较之前代空前兴盛。宋代出现的众多诗歌笺注本，除注释杜甫、李白、陶潜等前代诗人作品外，还出现了“宋人注宋诗”的这一值得关注的现象，重要的作品有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后山诗注》，题名王十朋编撰的《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李壁《王荆公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等。宋人注宋诗，除解释诗意外，还有一大特点，即注者同时也对注释的对象——诗歌别集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在别集的编纂、校勘、辨伪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使上述宋人注宋诗的优秀注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1 宋人注宋诗的版本价值

1.1 别集的最初版本已失传，注本为现存最早版本

这以任渊的《后山诗注》与胡穉的《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为代表。

任渊在《后山诗注目录》前的一篇引言中说到：“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此诗注所以作也。近时刊本，参错谬误。政和中，王云子飞，得后山门人魏衍亲授本，编次有序，岁月可考。今悉依据，略加绪正，诗止六卷，益以注，卷各釐为上下。作之有谓，而存之可传，无怪乎诗之少也。衍字昌世，作《后山集记》，颇能道其出处。今置之篇首，后有学者，得以览观焉。天社任渊。”［1］1

魏衍为陈师道编定文集并作《彭城陈先生集记》，事在政和五年（1115年）。而王云为之作序在政和丙申，即政和六年（1116年）。那么任渊作这篇序言的时间，则最早当在政和六年之后。他以魏衍编定的陈师道文集作为注释的依据，对原来的初稿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修订，今天所见的《后山诗注》十二卷，便是在这个时候基本成型的。

在这段序言中任渊称魏衍本“编次有序，岁月可考。今悉依据，略加绪正。”可见他对于魏衍本并没有作多大的改动与增删。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云：“得古律诗四百六十五篇”，［1］17今《后山诗注》录诗461首，与魏衍本基本相合。而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初年眉山刻本《后山先生文集》（蜀大字本）录诗660首，与魏衍本不合，多出的所谓“三分之一弱”，明显是因为后人增补所致。因此，任渊注本才真正保留了魏衍本的原来面貌，在魏衍编本早已失传的今天，它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最早刊行陈与义诗集的是周葵。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云：“绍兴壬戌（1142年），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吴兴郡，剸裁丰暇，取公诗离为若干卷，委僚属校仇，而命工刻版，且见属为序。”［2］540但葛胜仲没有说明陈诗具体的卷数与篇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陈参政《简斋集》二十卷。……周葵得其家所藏五百余篇刊行之，号《简斋集》。”［3］卷十九可见周葵所刊之本，分为二十卷，共五百余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所著录《简斋集》则为十卷。但周葵刊本早已失传。现存最早的陈与诗集版本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楼钥《简斋诗笺序》云：“胡君用心既专，数年之间，朝夕从事。而简斋之作，不过六百篇，故注释精详，几无余蕴。”［2］1可见胡穉在周葵刊本的基础上又搜集了一些篇目，总数多于周刊本。胡注本成书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刊刻年代不晚于绍熙三年（1192年）。

葛胜仲、晁公武均未说明周葵刊本的编排体例。胡注本为编年体，编年者正是胡穉本人。胡穉《自序》云：“余因暇日，网断义擿，所得逾十八九，乃编纪岁月而悉笺之，将使览者目击心谕，可抚而玩焉。”［2］2胡注本采用了当时较流行的编年排列方式。综上所述，胡注本的文献价值较高。

1.2 改动别集的编排方式，使注本成为更佳本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学术现象中，许多注释者并非被动地利用现有的诗人别集进行注释，而是主动参与编集工作，因而这些注本成为该别集的重要版本。任渊的《山谷内集诗注》、史容的《山谷外集诗注》就是典型的例子。

清《武英殿聚珍丛书》所收《山谷诗注》本与清乾隆间翁方纲校、树经堂刊《黄诗全集》本《山谷内集诗注原目》标题次行的任渊《引言》：“近世所编《豫章集》，诗凡七百余篇，大抵山谷入馆后所作。山谷尝仿《庄子》，分其诗为内、外篇。此盖内篇也，晚年精妙之极，具于此矣。然诠次不伦，离合失当。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从旧次，或以类相从。诗各有注，离为二十卷云。”［4］

这段序言中提及的《豫章集》，即黄庭坚的外甥洪炎编定的《豫章黄先生集》（又称为《内集》）。按洪炎编定《内集》，事在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则任渊作此序的时间，最早当在建炎二年之后。此时党禁已除，他以《内集》作为注释的依据，同样对初稿进行了增订，今天所见的《山谷诗集注》二十卷便成型于此时。

在以上这段序言中，任渊认为洪炎本《豫章集》“诠次不伦，离合失当。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可见他对洪炎本的体例作了很大的变动。按洪炎在《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中叙述编撰体例云：“分别部类，各以伦类”，［5］卷首可知洪炎本是一个分体的本子。陈鹄也在《耆旧续闻》中表达了对这种体例的不满：“而洪炎玉父专其事，遂以退听为断，以前好诗皆不收，而不用吕汲老杜编年为法，前后参错，殊牴牾也。”［6］

任渊则用以事系年的方式，将它改造成了一个编年的本子。

《山谷外集》的编者原为李彤，分体排列。到了南宋，史容续任渊注黄庭坚诗，撰《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任渊编集的传统，将诗歌由分体转为编年排列。《山谷外集诗注》，先后有十四卷本和十七卷本两个系统。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十四卷本初刊于蜀，故称蜀本。这个版本的面貌至今保留在《四部丛刊续编》的影印元刊本之中。史容在这个版本的引言中说：“因以少游语冠篇首，其作诗岁月，往往附见，有不可考者，不强为之说也。诗有古、律，悉从旧次；旧多舛误，略加是正，余且从疑，以俟博识。”［7］卷首

由此可知这个版本依照的是李彤所编黄诗《外集》的旧有次序，也就是说按照古、律诗的分体来编排。从现存的影印元刊本看来，情况也的确与史容所述一致。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山谷外集诗注》修订重刊于闽，共十七卷，故称闽本。十七卷本比十四卷本的流传更为广泛，上海古籍出版社黄宝华点校的《山谷诗集注》与中华书局刘尚荣校点的《黄庭坚诗集注》，采用的都是这个版本。与十四卷本相比，十七卷本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与《黄陈诗集注》极其相似的编年体例。史容亦在这个版本的引言中说：“因以少游语冠于篇首，其作诗岁月，别行诠次，有不可考者，悉皆附见，旧多舛误，略加是正，余且从疑，以俟博识。”［8］501

这明显是由《山谷内集诗注》中“校其篇目，各如本第”以及“从其旧次”“以类相从”的体例继承而来。史容之孙史季温也在《闽宪刊山谷外集诗注跋》中叙述这一体例的变化云：“其后大父优游林泉者近十年，复参诸书，为之增注，且细考山谷出处岁月，别行诠次，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考订之精，十已七八，其间不可尽知者附之本年。”［9］

此外，近人张元济亦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元本山谷外集诗注跋》中叙述这两种版本的区别云：“（十四卷本）悉依李彤原编古律分体之旧。……世行十七卷，出自季温重刻闽本，即以此本分年改编，全失李彤分体旧第。”［7］卷首

虽然张元济对这一体例的变化颇有微词，认为改变了李彤编本的原来面貌，然而继承《山谷内集诗注》的编年体例，却无疑是一个进步。

从“知人论世”、阐发诗旨的角度来看，编年排列比分体排列更具学术价值，因而任渊、史容将《山谷内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再加以注释，其文献价值更高。

1.3 为别集提供重要的版本

这以苏轼诗的分类注本为代表。苏轼诗集最早刊行是以编年排列，早期的苏诗注本，如四注、五注、八注、十注本，都是在原集基础上进行注释的编年注本。至南宋中叶，坊间出现了一部名为《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苏诗注本，影响也很大。据题名王十朋的序称，这部书是在八注、十注的基础上形成的。①（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印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19年）。关于百家注本的编者，存在重大争议。本书题名为《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在署名王十朋的序中也以作者的身份介绍了编书的主旨及过程，但《四库总目》认为此书的两篇序都系伪托，编者另有其人。冯应榴与王文诰皆驳斥了这种论点。真相究竟如何，目前难以考辨，姑依旧说，以王十朋为编者。王十朋集百家注文之后，诗歌仍按编年排列，后来著名学者吕祖谦将全书按诗歌的主题分为七十八类。宋代类书编撰风气甚盛，将诗歌按主题分类，也受到了这种学风的影响。分类注对文坛后辈学习苏诗，根据不同的题材，揣摩、学习苏轼的创作思路来说，亦是重要的读本。因此，虽然分类注这种体例劣于编年注，但该注本仍从南宋流传至今，在历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宋人注宋诗的校勘价值

宋人注宋诗的校勘有两大特点：

第一，用以参校的材料可信度高。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中包含了一些校勘内容。任渊在校勘时所采用的黄诗校本，搜罗详备，类别多样，今列举如下：

（1）山谷诗文集。① 洪州本。按：洪州为今江西南昌，这个洪州本很可能就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在江南西路安抚使、知洪州胡直孺的支持下洪炎编定的《豫章黄先生集》。② 张方回家本。按：张渊字方回，这个本子有可能是张渊的家刻或家藏本。③ 蜀中旧本。这是一个在四川刊刻的本子。④《修水集》。按：南宋郑樵《通志》中著录黄庭坚《修水集》二十六卷，②（宋）郑樵《通志》卷七十，82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因此有可能是一个南宋刻本。

（2）山谷手迹。① 彭山黄氏本。② 什邡张氏本。③ 文氏真本。按：文抗字少激，临邛人。④ 杨明叔家真本。按：杨皓字明叔，眉州丹稜人。⑤ 赵子湜家本。

（3）石刻本。任渊所用的黄诗校本，现在大都已经失传，因此这部分内容的文献价值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是另一重要的苏诗注本。其中施宿所作题下注，除了注释人物及史实之外，还包括少量的校勘。施宿本人在金石书法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任余姚县令时，还将部分苏诗的墨迹刻石于县治。施宿赖以校勘的材料有两大来源：一是他所藏或所见的苏轼书写本人诗作的墨迹；二是各地苏诗手迹的石刻。

无独有偶，李壁《王荆公诗注》中的校勘也很注重使用石刻一类的材料。李壁曾贬官至王安石故乡抚州3年，接触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常常能见到王诗在故乡的石刻本。如《送陈谔》《试茗泉》《书陈祈兄弟屋壁》等诗，李壁都在抚州见过石本。

第二，态度严谨，慎于改动。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中的校勘有时仅仅列出黄诗的异文，例如《演雅》云：“螳蜋当辙恃长臂”，任校云：“‘恃’一作‘怒’。”［8］23有时也对异文的取舍加以判断。如《赠送张叔和》云：“自觉两踵生光辉”，任校云：一本“踵”作“种”，或引乾峰示众云：法身有三种病，二种光，须是一一透得，始解稳坐。殊失此诗本意。［8］110则说明了自己取“踵”字而舍“种”字的理由。

施宿一般不改动苏诗原文。在施宿的校勘中，《次韵周开祖长官》依吴兴向氏所藏墨迹，《定惠院寓居夜月出偶出》依临川黄掞所藏墨迹，《次韵钱穆父》依乐道槃所藏墨迹，《次韵答完全夫穆父》依吴兴秦氏所藏墨迹，《次韵胡完夫》《送杨孟容》依成都府石刻。在这些篇目中，用以参校的材料与底本都有差异。一般来说，墨迹与石刻的可信度更高，施宿仍然没有擅自改动底本，而是两存其说。

只有少数证据确凿的地方，施宿才作了改动，例如：

《别子由三首兼别迟》施宿注云：“宿守都梁，得东平康师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苏公所与九帖于洛阳，坡书《别子由》第二诗，而题其后云：元丰七年，余自黄迁汝，往别子由于筠，作数诗留别，此其一也。其后虽不过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归洛，书以赠之。元祐元年三月十日，轼书。“水南卜筑吾岂敢”，集本作“卜宅”；“想见茆簷照水开”，集本作“遥想茆轩”。今皆从石刻。师孟医士，能刻两公简札，托名不朽，有足嘉者，遂得以正集本三字之误云。”［10］1169

《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施宿注云：“集本云：‘仙山灵雨湿行云’，‘试作小诗君一笑’。吴兴向氏有毕良史旧藏墨迹，‘灵雨’作‘灵草’，‘一笑’作‘勿笑’，今从墨迹。”［10］1611

可见施宿从事校勘的态度较为严谨慎重，即使在掌握了东坡手书这种有力材料的前提下，也不轻易改动集本，仅在个别地方依靠墨迹作了改动。

李壁亦慎于改动。如《陈君式大夫恭轩》，抚州有石本。诗句有“肯构会须门阀大”，李壁指出：“真迹‘阀’字作‘更’字。”［11］587却没有改动原文。

3 宋人注宋诗的辨伪

这以李壁《王荆公诗注》为代表。上述宋人注宋诗的许多注本，注者都参与了编集工作，在编集的同时已经进行了辨伪，故在注文中未涉及辨伪。李壁的《王荆公诗注》是在原有《临川文集》的基础上加以注释，但李壁也对一些可疑之作进行了辨析。李壁辨伪的依据有三：

一是词气不类。李壁对王安石诗的风格十分了解。宋人真德秀《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称：“其所自作，知诗者谓不减文公。”［12］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四云：“其绝句有绝似半山者，已采入《诗选》矣。如‘平生阅世朦胧眼，偏向白鸥飞处明’、如‘鸦健触翻红簌簌、鸥闲占断碧粼粼’，皆可讽味。”［13］由此可见，李壁自己的诗作风格酷似王安石，因而，他对风格不类王安石的作品，如《送春》《马上转韵》《寄程给事》《送王詹叔》等，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有一定的根据。

二是当时有关作者的其他说法。如《寄慎伯筠》，李壁注：“或云王逢原（王令）作。”［11］366《勿去草》，李壁注：“或云是杨次公（杨杰）作。”［11］371李壁引用时人的说法，以上两首都得到了刘辰翁的肯定。

三是见于他集。《汝瘿和王仲仪》《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等作品，也出现在《梅宛陵集》中，李壁并未擅下判断，只是说明该诗两出，未知果是谁作，但仍据词气推测应为梅尧臣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李壁怀疑的伪作，往往为后代学者所证实。如《春江》一首，李壁注：“或言此方子通诗，荆公爱之，书于册，后人误谓公作。”［11］861清代补注王安石诗文的沈钦韩引《中吴纪闻》云：“方子通一日谒荆公，未见，有诗云云。荆公亲书方册间，因误载《临川集》。”［11］861这说明，李壁的辨伪，并非妄引他说随意猜测，而是有一定的根据。

4 宋人注宋诗所引佚书的文献价值

在宋人注宋诗各注本中，注者所引用的文献，有一些到如今已经失传，成为佚书。这些佚书的部分篇章片断赖宋人注宋诗得以流传。

这些佚书中，有一些是宋代著名文献，如官修的《国史》《实录》等。

北宋九朝《国史》，见于著录者凡六：① 太祖、太宗两朝《国史》。②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③ 仁宗、英宗两朝《国史》。④ 神宗《国史》。⑤ 哲宗《国史》。⑥ 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宋人注宋诗的主要注释对象是生活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朝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因此而保存下来的《国史》，主要是上述四朝《国史》。

李壁《王荆公诗注》对《国史》的引用最多，达12条。如《答扬州刘原甫》一首，李壁详细引用《国史》中刘敞（原甫）的传记介绍其生平事迹。

任渊《山谷诗集注》对《国史》的征引也有3条。如黄诗《谢送碾壑源拣牙》云：“春风饱识太官羊”，任注云：“《国史·职官志》：太官令属光禄寺，掌膳羞割烹之事。”［8］48

施宿《注东坡先生诗》的题下注也常引用《国史》。施宿在《东坡先生年谱序》称：“而又采之《国史》以谱其年。”［14］在一些具体的作品注释中，如《孔长源挽词二首》题下注：“文仲、武仲仕至侍从，与平仲皆有传《国史》。”［10］611可以说明，施宿常常参考《国史》。

值得注意的是，施宿题下注中引用的《国史》材料，还可与现存的《宋史》互相参证。施注的大部分人物事迹与《宋史》的该人本传文字重合，即便有时语句不尽相同，但明显可以看出施宿注与《宋史》是根据同一蓝本写成的。《四库总目提要·〈宋史〉提要》称：“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15］这一蓝本，显然就是《国史》。国此，施宿注可与《宋史》相参看。

《实录》也是宋代注释者常引用的对象。与《国史》一样，宋人注宋诗所保存的《实录》文字，主要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各朝《实录》。以任渊《山谷诗集注》为例，所引《仁宗实录》1条、《神宗实录》4条、《哲宗实录》64条、《徽宗实录》2条。

历代实录，史学家多归入编年体裁。然而从宋人注宋诗所引部分来考察，未必如此。以任渊《山谷诗集注》为例：

黄诗《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云：“斯文吕与张，泉下亦苏醒。”任注云：按《实录·王安石传》，吕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范纯仁、吕公著、孙觉、李常、胡宗愈、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列变法非是，以次罢去。［8］55

又黄诗《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云：“先皇元丰末，极厌士浅闻。”任注云：《实录·吕公著传》曰：时科举专用王安石经义，士无自得学，而朝廷文词之官，渐艰其选。神宗以答高丽书不称旨，盖尝以为言。［8］93

除此之外，《山谷诗集注》相似例证尚有数条。可见宋代实录于编年体大纲之下，又多有大臣附传的纪传体内容。

在宋人注宋诗之外，大量的宋代文献也为支持这一观点提供了丰富的旁证。例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便征引了《仁宗实录》寇准及王钦若本传、《神宗实录》刘永年传、《哲宗实录》郭远旧传与《徽宗实录》吕大忠附传等实录中的大臣附传19条。此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一些笔记、别集都引用了类似内容。可见，宋人注宋诗所保存的《实录》，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除上述《国史》《实录》外，宋人注宋诗所引的佚书遍布史、子、集各部，如史部杂史类钱惟寅《金坡遗事》，地理类宋敏求《东京记》、钱绅《同安志》、张舜民《南迁录》，子部医家类苏颂《图经本草》，道家类曾慥《集仙传》，杂家类张师正《倦游录》，小说家类杨亿《杨文公谈苑》、张君房《脞说》，集部诗文评类《王直方诗话》、李颀《古今诗话》、曾慥《高斋诗话》等，都是宋人注宋诗各注本共同征引的对象。至于单个注本所引佚书，数目更多，难以枚举。由宋人注宋诗保存下来的这些佚书的篇章词句，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1］（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后山诗注补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宋）胡穉注．陈与义集［M］．2版．中华书局，2007.

［3］（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清武英殿聚珍本.

［4］（宋）黄庭坚撰．黄庭坚诗集注［M］．（宋）任渊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46.

［5］（宋）洪炎．黄诗全集［C］．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树经堂本.

［6］（宋）陈鹄．耆旧续闻［Z］//文渊阁四库全书10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99.

［7］（宋）史容．山谷外集诗注［Z］//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8］（宋）黄庭坚撰．山谷诗集注［M］．（宋）任渊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宋）史季温．闽宪刊山谷外集诗注跋［C］//山谷外集诗注．清武英殿聚珍本.

［10］（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清）沈钦韩补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2］（宋）真德秀．西山文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