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军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探析韦伯的官僚制思想
——兼与马克思官僚制思想比较

唐爱军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与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与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官僚制；韦伯；马克思

官僚制（又称为科层制）的术语起源于法国哲学家德·格里姆写的一封信中［1］（p．1）。莫斯卡、米歇尔斯等人曾经研究过官僚制，但真正使官僚制成为学术上争论焦点的人是马克斯·韦伯。

一、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

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官僚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韦伯认为中国官僚制是建立在儒教式的、适应现世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儒家理性主义强调对传统的恭顺和对统治者的个人忠孝义务。儒家式的官僚制支配“本质上并非奠基于官员对某一即事化、非人格性之‘目的’的认同，亦非奠基于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pietat）关系”［2］（p．90）。传统官僚制依靠人格性的权威和传统的威严。在选拔官员之时，考察的不是其特殊专门知识和技术技能，而是他的文化教养和伦理道德修养，判定他“是否是一个君子，而不在判定他是否具有专家的资格”［2］（p．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