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霞

（徐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扭曲的个体生存意志力的悲歌
——论《品彻·马丁》中的现代伦理困境

肖 霞

（徐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阅读威廉·戈尔丁的《品彻·马丁》，感受马丁虚拟的生命体验，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灵魂的垂死挣扎，也是一个扭曲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个体的悲剧性抗争。如果辩证地看待马丁的英雄意志力和邪恶自私的行为，运用舍勒的相关理论来分析马丁的怨恨和恐惧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产生根源，我们就可以透过表象了解他那扭曲的自我保护意志的本质，更加深入地理解现代人的伦理道德困境，为今后更好地应对这种困境作出些许努力。

伦理困境；个体生存意志；邪恶

一、引言

生命哲学“源於生命的丰富体验”（舍勒，1997： 125），“生命在体验本身之中直接展示为一种深刻的创造性行动，每当我们瞥视已活过的生命那死的‘体验’,这种行动就已捕捉到另一新的内容”（同上：126）。阅读 《品彻·马丁》（Pincher Martin,1956）,感受马丁虚拟的生命体验，所获得的正是“一种深刻的创造性活动”带来的某种“新内容”。

198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因其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而著称（王佐良、周良玉，1994： 125）。从创作主题意义上看，他的第三部小说《品彻·马丁》记录的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灵魂的垂死挣扎，一个扭曲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个体的悲剧性抗争，是作者摹写人类状况，探索人类灵魂困境的一个延续。小说以主要人物克里斯托弗·马丁命名，但又在姓氏之前加了一个谑称：钳子(pincher)。这个词经常被水手们用作名叫马丁的人的绰号，但对小说里的马丁来说，这个称呼有着特别的意义，它略带夸张却又准确地标记了人物钳子般攫取一切利益的特性。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以马丁为主体，详细记述了他如何落海求生，奋力反击死亡，俨然一个炼狱一般的逆境中不言放弃的英雄。但是，从马丁记忆里不断浮现的往事片段中，展示的却是一个贪婪自私的邪恶人物。最后，通过作者小说末尾的一个机巧逆转，读者意外得知：原来，之前读到的一切都是马丁的幻觉，人物落水后当即毙命，孤岩上的磨难不过是求生意志臆想出的假象而已。

由于结尾出人意料，小说所触发的研究自然会探讨马丁两次死亡的合理性。众人褒贬不一：有人从叙述学、心理学等角度予以阐释；也有人则斥之为不必要的伎俩，要求作者修改结尾的机巧逆转，以符合读者的阅读预期。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小说标题就被改作《克里斯托弗·马丁的两次死亡》（The Two Deaths of Christopher Martin）， 以 此 部分地消解阅读意外。针对小说的另一个研究的重点是马丁所体现的人性恶，讨论涉及戈尔丁创作主题的延续，基本认同作者自己对马丁品行的阐释：“他是个堕落的人。…… 我想方设法地诅咒马丁，把他描写成最可恶、最可鄙的一类人。”（Hodson,1969：70）但是，人们的议论大多停留在分辨马丁之恶的表现，留意的是类似蛆吃蛆这种目的颇为明显的意象，忽略了叙述者反复描述马丁的焦虑恐惧和孤独寂寞的用意，忘记思考马丁提出的那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我把周围人都吃掉了，“那么，是谁给了我嘴巴的呢？”（戈尔丁,2000：178）因此，本文将运用舍勒的理论透过恶之表象分析马丁那扭曲的自我保护意志的本质，辩证看待他的英雄意志和邪恶自私，希望可以由此更加深入地理解现代人的伦理道德困境，为更好地应对这种困境，最终走向人类社会和谐美好的未来作出些许努力。

二、马丁邪恶的根源：恐惧和怨恨

随着马丁的意识流动，我们潜向个体体验的深渊：马丁恶行累累，罪孽深重，让人无法不厌恶痛恨；但是，换一个层面看，他的“pincher”精神充塞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对抗死亡的段落甚至还能诗意抽象地传达出几分希腊悲剧英雄的气概。这种力量扭曲之后用来伤害他人的同时，并不放过人物自身，竟然可以让施害者也恐惧焦虑，苦不堪言。

马丁的种种恶意侵害行为可以由他那无法控制的恐惧和怨恨来解释，而他的恐惧在小说里反复表现在一个男孩面对幽黯地窖的战栗中，表现在他感受到的盘踞体内的蛇身上，也表现在他自知死亡将至的绝望情绪里。一个男孩子为了从地窖喻示的黑暗绝望里解救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一个成年男人为了安慰自己的安全自利意识，可以横扫任何障碍。所有这一切应急情感的表现当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怨恨。

按照舍勒（1999：401）的说法，“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的自我毒害。…… 这种自我毒害产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在此，首先应加以考虑的情感波动和激动情绪是：报复感和报复冲动、仇恨、恶意、羡慕、忌妒、阴毒”。这里列举的各种心情，在马丁的回忆片段中都有体现，恶人马丁害人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戕害着自我。小说中没有描述他发泄怨恨之后舒心酣畅的文字。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人物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怨恨焦虑的感觉。小说中多次提到一个男孩在黑暗地窖里的恐惧心态，成年之后，马丁未能从那种恐惧中走出来，他不信任任何人，没有真正的朋友。他对纳特的友谊已经是他对人最友好的情感，但他经常私下里嘲讽痛恨纳特，在谋杀纳特之前，并没有犹豫愧疚，只是在心里默念：“纳特，我是爱你的，但我天生不会怎么爱人。”（p.164）

马丁了解自己的本性，回忆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冷酷阴险，每次实施报复计划之前，他都要经历羡慕、仇恨、厌恶、妒忌等根源莫名的情感折磨。他没有爱的能力，对他而言，周围的一切都是敌对势力，他时刻遭受着各种负面情绪和感情的困扰，他那独特的理解角度和坚韧的意志力给他的情感世界涂抹了浓重的悲观色调。我们就以与马丁关系最近的纳特和玛丽为例来说明马丁如何害人害己，不得解脱。纳特这个人，“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内心的感情，对别人总是真诚相待，不计报酬的爱着别人，因此尽管不追求，总是获得人们的好感”（p. 87）。他对纳特的友谊更像是基于对方品质的一种变相扭曲的嫉妒，他不但时常幸灾乐祸，心怀恶意，而且，一旦他感觉对方妨碍了他的利益，他就要除之而后快。玛丽是他心仪的女孩，他对玛丽的感情似乎是接近通常意义上的男女之爱。马丁发现，“我见到了她，我完全不遵守人生法则那种随意的模式被她打断了，她的存在成为我无法解决而且难以忍受的问题，从此以后，这种强酸样的仇恨就在咬噬我的五脏六腑”（p. 88）。如果读者把最后一句描写理解成“从此以后，强烈的爱就令我寝食难安”，并且期望人物陷入情网历经坎坷之后，获得某种爱异性的幸福，或者为了这种爱作出一定的牺牲，产生一种高尚的痛苦，是很自然的。但是马丁不会让故事正常起来，他是一个只能爱自己的人，不能忍受内心对他人存有任何善意。他把在乎别人理解成被别人控制不得不改变自己，而改变自己就等同于损害自己，是他那“黝黑的中心”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畸形错误的价值观使得马丁对于这种情感的价值判断是“着迷，不是爱。或者，如果算是爱的话，那其中愚蠢地搀和了对她这个人的嫉妒”（同上），并且自己都困惑：“我对她的真正感情只是痛恨，她怎么还会占据了我的黝黑的中心的呢？”（p. 131）于是，马丁用极端的方式处理这种异常感受，干脆消灭玛丽的纯洁。然而，即使玷污了玛丽，他也没有获得长久的平静。让他不得安宁的事情就像泉水般不断涌出，总能让他感觉自己有可能或者已经受到了伤害。

马丁对纳特和玛丽以及他人由来已久的怨恨“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舍勒, 1997：170）。在比较中被衡量的生存价值和伦理价值必然经常存在差异，但比较者与被比较者之间无法消除的差异将导致比较者或者否认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或者提出一种不同于被比较者的价值观念，从而在心理上补偿因比较中处于劣势而产生的无能尴尬的负面情绪。“欠缺美德的实际价值的人承受不了与美德充溢者之间的品质差距”（刘小枫,1998：375）,马丁无法与周围人和谐共处的根源是比较带来的落差：他因差异而不满，却又对差异无能为力；他无法获得皮特的权力，不可能像玛丽一样循规蹈矩，温雅娴静，更不可能像纳特一样善良朴实如赤子般纯洁，他用来掩盖自己软弱无能的方式只能是以各种负面情感的形式积聚起来的怨恨；他与皮特的妻子关系暧昧，他故意制造貌似自然的事故，他暗自嘲弄纳特的外貌和笨拙，最终杀害纳特，宣泄怨恨，造成伤害与同时也“自我毒害”。他那扭曲的心态与《捕蝶者》中人物的扭曲心态可以一比：“自身被恐惧、无知和憎恨所囚禁的人必然寻求对他人进行自然而然的遏制和羁绊；正如那些僵死地感知现实的人必将表现出视他人皆为物体的倾向。”（Pifer,1986：93）物化他人，拒绝承认他人的价值，甚至抹杀他人的价值，正是安慰自己怨恨失衡心态的一种常规手段。

“怨恨形成的最主要出发点是报复的冲动。”（舍勒,1999：401）马丁的怨恨郁积于心，爆发的形式是各式各样伤害他人的行动：他可以与同事的未婚妻有染，被发现也满不在乎，甚至可以说有点暗自得意；他逢场作戏利用海伦的感情，为的是从海伦丈夫皮特那里获得各种好处；他还巧妙地借着过弯道的机会故意突然减速，致使皮特的车前轮碰撞他的车后轮，不幸摔伤；因为好友纳特与玛丽订婚，触动了他对玛丽隐忍已久的莫名其妙的欲望，激发了他对纳特同样莫名其妙的恶意，他便强奸了玛丽；落难后，在假想的斗争中，他与毁灭一切的黑色闪电的斗争更像是与命运的抗衡，即使幻化成鲜红的虾螯他也有力地撕咬，绝不放弃，但他的抗争，与其说是坚韧不拔，还不如说是发泄了一股绵延不绝的生命怨气，其中的报复冲动可以强烈之极，无所顾忌，而报复的目的似乎就是他人的痛苦，根本不牵涉物质的利益。小说夸大马丁的恶意，节略马丁作恶中的得益，凸显的是人物自身伦理平衡失常的困境。

马丁的恐惧和怨恨生成一种扭曲的生存意志力，制造了种种邪恶事态，尽管对抗死亡的时候，并不显得那么乖戾，甚至会有几分英雄气，但整个故事仍然可以只是被看作戈尔丁关于人性恶的又一个例证。如果不让关于邪恶的思考就停止在例证层次上，我们就要寻找更深的根源。

三、马丁之恶的本质：生命本体的困境

戈尔丁评述小说人物时曾提到：“令我感到十分有趣的是，到处都有批评家说：‘噢，不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Hodson,1969：70）我们为什么会或多或少同情马丁的邪恶，甚至认为“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呢？”

“读戈尔丁的小说就像读长诗一样，需要对所有的语言资源作出能动的反应。”（Page，1985： 16）戈尔丁塑造马丁这个形象，并未追求写实，他在刻画了一个具体个人的同时，也描摹了一个抽象的个体存在，结果是，整部小说更像是一首扭曲的个体生存意志力的悲歌，情节因素远远逊于情感诗意记述，小说家戈尔丁实际上已经走向诗人戈尔丁，故事情节已经退居其次，诗意书写普遍的人类存在的情状成为首要任务。马丁的困境实际上喻示着“我们的样子”。

旁观马丁的种种具体的恶行，我们可以愤怒地谴责他、厌恶他，却无法回答马丁这个问题：如果我把周围人都吃掉了，“那么，是谁给了我嘴巴的呢？”（p. 178）人们也无法信心十足地确定自己会给马丁另一问题一个肯定的回复：互相咬噬的蛆虫中“最后那条蛆虫发现还有一个同伴时怎么办呢？失去他自己吗？”（p. 164）最终，大家只好无奈软弱地说：“嗨，我们就是像那样子。”细读之下，人们发现，命定的自利本能让作为生命体的人无计逃避或多或少的恶行，无法舍弃一切利益去追求崇高，只能看着马丁一类人把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力用来损人不利己而心生感慨。

品彻·马丁的怨恨心态是一种生存性质的伦理情绪。在生活中，他缺乏安全感，怨恨不已，抓住一切机会损害他人、攫取私利来平复自己的报复冲动。所以，他被贴上“贪婪”这样的标签，但他的贪婪“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他保存自我世界的唯一价值——他的天性的一种手段”（Hynes,1985：129）。先知般的好人纳特断言：尽管你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可是你并不快乐”（p. 57）。马丁的贪婪怨恨没有给他本人带来利益，却要他承担惩罚“不快乐”的后果，使他成了个“孤零零的局外人”（p.161）。正如有论者探讨笛福小说《摩尔·弗兰德斯》中女主人公的自利精神时所说：“强烈的生存意志使她陷入自然状态下的无理性状态，她在所有行为中很少先思考其道德影响而后为之的，她没有选择。”（姜礼福，2009：49-50）我们把这句话里的“她”换为“他”来描述马丁的状态也一样适用，而马丁的情况显得更为极端。他生而自私自利，根本没有道德顾忌，甚至自己也无法解释害人也害己的原因何在，只能在其中痛苦不堪。马丁的邪恶可以被看作人追求动物性满足而不得不陷入的困境，那是现代人类在伦理价值扭曲的世界中面对自身原始生命驱动力的整体困境，是悲剧人物不可逃脱的命运判决。马丁的生命力，马丁的邪恶，负载了人类亘古难解的伦理难题。如果社会永远处于金字塔的格局之中，如果由生产而消费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如果占有权力的多寡被很多人推崇为至高的衡量标准，那么，马丁的“pincher”精神又何恶之有呢？难道人们不是或多或少都有点“那样子”吗？

反思现代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和道德生活，是当代伦理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由于两千年的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在西方人的神学著作、哲学论述里，常常读到关于人性恶的批评与告诫。近代，在叔本华等人那里这个命题直接演变为存在本身就是恶，而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击碎了无数人对人性的美好信念。麦金太尔 （1995：45）在他的伦理学名著《追寻美德》中认为，现代社会逐渐“丧失了由社会身份和把人生视为被安排好的，朝向既定目标的观点所提供的那些传统的规定”，德性伦理被逐渐消解，只能退居道德生活的边缘。但是，也有很多人比较乐观有信心，麦特·里德雷（2003：281）就认为：“我们的思想是由自私自利的基因构成的，但是我们的思想确实朝着社会的，相互信任的和彼此合作的方向建构。”无论建构还是解构，哲学之所以关怀人类的命运都是为了理解人类，为人类文明寻求一个更有价值、更加理想化的未来。在我们的社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角斗场，每个人都感到惶恐难以自保之前，思考马丁的伦理困境，思考理性伦理观念所设置的种种法则和规范，为扭曲的个体生存意志力悲伤，并引以为戒，也算是向理想化的和谐美好的未来社会迈出的小小一步了。

反思现代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和道德生活，也是众多作家尤其是具有哲理倾向的作家的探索主题之一。血腥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了人性的黑暗面，使得战后的英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像威廉·戈尔丁这样侧重于剖析人性之恶的作家。戈尔丁见证了二战的暴行，早年盲目乐观的伦理观念与无数的生命同归于尽了，只留了入骨的悲观，叹息“人作恶如同蜜蜂酿蜜”（Golding, 1965：87），后果是“悲恸，全然的悲恸、悲恸、悲恸、悲恸”（Golding, 1982：163）。戈尔丁深深地怀疑任何现有的理性主义结论并且冷静、含蓄地以小说为载体呈现出来。他写作《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就是为了表达他对儿童经典作品《珊瑚岛》(1857）的怀疑，而《继承者》（The Inheritors, 1955）所要质疑的是H. G. 威尔斯的《历史纲要》里所描绘的尼安德特人被“新人”淘汰的命运所昭示的所谓先进替代落后的规则，两组对比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充分展现了戈尔丁对人类文明书写史、对人性的怀疑态度。而反思之前的阅读，琢磨人物的德行，品味作者的宗教怀疑，理性怀疑精神正是阅读戈尔丁的乐趣之一。作为一个严肃的宗教作家、寓言作家，戈尔丁的小说确实体现了他帮助人们“了解人类自己的本性”（Hodson,1969：164），这样的创作使命，启迪人们思考自身的处境。

尽管戈尔丁（1965：210）曾说：“ 《品彻·马丁》的全部内容只是品彻死后的经历。”但实际上，人死后不会再有马丁这样的精神体验，小说所记录的“死后的经历”之所以有意义，主要原因不在经历，而在人物的价值观。马丁扭曲的价值观念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马丁的损人害己的生命感觉某一刻或许就出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让我们只把伦理当作“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刘小枫,2004：7），马丁的二次死亡所揭示的人类伦理处境是悲剧性的。马丁作为生命体，求生的迫切无可厚非，极端环境中尤显可贵，但是平常坏境中，同样的迫切与肆无忌惮伤及他人，就是可鄙。这是在福及大多数人的社会法则约束之下的价值判断的结果，是人类为了调和个体利益与整体福祉之间的矛盾，更好地延续种族所采取的价值策略。但是，在大力催促人们充分竞争的现代社会制度下，传统道德颓然无力，功利化的工业文明、两次世界大战和攀爬社会阶梯的欲望不断上演种种残酷场面，颠覆人们的价值认知，消解了几乎一切旧有的“规范”和“目标”，使得现代人的伦理生活呈现出种种畸变的形态，深陷困境。

四、结语

戈尔丁在他创造的小世界里用一个演员的表演，撼动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情不自禁地在同情与厌恶之中为扭曲的个体生存意志力悲叹。难怪有人认为《品彻·马丁》是当时（1967）戈尔丁全部出版小说中“最好的作品，似乎是从他内心里写出来的”（Roper,1967：29）。在外部环境压迫下，人的内心构造不得不转变，马丁的困境是现代人的伦理精神品质的困境，是个体生命因内在涌动的强大动力与混乱喧嚣的公共经验之间发生的分裂与紊乱的本体困境。我们或许无法完全超越这种困境，但有信心通过剖析，了解这种困境，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应对它的挑战。

[1] Golding, W.The Hot Gates[M]. New York： Harvest/ HBJ Book,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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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ge, N.William Golding[M]. London： Macmilla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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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9]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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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姜礼福，孟庆粉.“自利”的符号意义——评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3）：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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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M].罗悌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7.

[15] 马克斯·舍勒. 资本主义的未来[M]. 罗悌伦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16] 王佐良,周良玉.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17] 威廉·戈尔丁.品彻·马丁[M].刘凯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Reading William Golding’ sPincher Martin, experiencing the fictitious life of the hero martin, the reader witnesses not only an evil spirit in its death thrust but also a contorted individual, with his exuberant force,persisting in a tragic fight for life. In a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 of martin’ s heroic self-protecting will power and his selfish evil performances, with Max Schelers’ s related theories involved for an anatomy, the presentations of Martin’ s grudge and fear are probed into till the root is revealed. Martin’ s writhed self-protecting will power throws light on the ethic moral predicament of modern man, which may, in turn, urge people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dilemma.

ethic predicament; individual will power for life; evil

I106.4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665X（2011）01-0050-06

2010-07-26

肖霞（1972-），女，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