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军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文选》诸本中,广都裴氏本一直是令人困惑的一个本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广都裴氏本今已罕见,仅在台湾尚存残卷;二是在明代嘉靖二十八年(1549)袁褧以“匡郭字体,未稍改易”的方式进行过复刻,后之书贾多以之进行作伪,且伪造年代不一,因此对辨别广都本的刊刻时间尤其是初刊时间增加了困难。但是,在《文选》的版刻史上,广都裴氏本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本子。在当下的《文选》版本研究中,大多将其置于北宋末年的刊刻序列,这很可能不符合历史的实情。

诸种目录、题跋等文献著录对广都本《文选》的判定众说纷纭,先详列于下。

朱彝尊《曝书亭集》云:

《六家注文选》六十卷,宋崇宁五年镂板,至政和元年毕工,墨光如漆,纸坚致,全书完好。序尾识云“见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盖宋时蜀笺若是也。每本有吴门徐贲私印,又有太仓王氏赐书堂印记,是书袁氏袠①按:袠当作褧。曾仿宋本雕刻以行,故传世特多,然无镂板毕工年月,以此可辨伪真也。[1](卷五十二)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云:

予所见宋本伙矣。细校字画、款式、题识,确然无疑者凡四:……其一有识云“此集精加校正,绝无舛误,见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又识云“河东裴氏考订诸大家善本,命工锲于宋开庆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工毕,把总锲手曹仁”,是为广都本,汇记之以资识别。今坊间间有大字白纸阙宋讳本,乃明袁褧尚之影广都本,重雕始嘉靖甲午,成于己酉,计十有六年之工力,自识云“匡郭字体,未稍改易”,尤足乱真也。[2](P554-557)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记载一广都本,记云“丁卯七月初四日清点故宫藏书,见之于昭仁殿”:

《六家文选》六十卷唐五臣并李善注,存二十六卷……计缺三十四卷,用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刊本配补。宋刊大字本,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注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阑……按:是书字体古茂疏劲,版式阔大与眉山刊苏文忠、苏文定、秦淮海诸集相类,盖即蜀中刊本。考其行格与明袁褧嘉趣堂翻宋广都裴氏本同,当为裴氏原刊本。余生平未见二帙,洵罕秘矣。[3](P1473)

此本今藏台湾,游志诚《论广都本〈文选〉》有介绍:

今存广都本乃昭仁殿旧藏本无误,惟非全帙,其所缺者,用袁褧刻本补配之。昔者故宫著录此本,误题开庆、咸淳间刻,今已改为绍熙、庆元间刊本,盖台北故宫藏此本缺昭明原序。《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记云此序后有“命工锲于宋开庆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工毕”云云,故宫此本未见。故而当非《后编》所见本。[4](P11)

游氏所云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文选》,其实在《天禄琳琅书目》卷十亦已著录[5](P359)。此外,《天禄琳琅书目》尚著录五种所谓的裴氏本《文选》:

此书亦存《挥麈录》一条,而六十卷之末伪刊“奉议郎、充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臣朱奎奉圣旨广都县镂版,起工于嘉定二年岁次己巳,毕工于九年壬子腊月”,并标“督工把总惠清”……[5](P360)

此书于萧统序后复标“绍圣三年丙子岁腊月十六日,秘阁发刊”,又于吕延祚表后列曾布、蔡卞等校正衔名,卷六十后复标“绍圣四年十月十五日,太学博士主管文字陈瓘督镌匠孙和二等工完”。[5](P362)

此书……卷五十二末叶所有“戊申孟夏十三日,李宗信雕”……乃版心上方复以“熙宁四年刊”五字别刻木记,逐幅钤印 ……书中有“吴宽”印记。[5](P363)

其于卷二十四后乃伪标“嘉佑改元,澄心堂刊”八字,而“佑”字误作“祜”,“改”字己旁伪作“”。[5](P364)

此书于萧统序后伪刊“淳佑二年庚午岁,上蔡刘氏刊”隶书木记,字体杜撰,漫无准绳。[5](P365)

综合诸家著录的宋代广都本《文选》前后至少有八次刊刻,按照著录所说的刊刻时间序列如下:

1.嘉佑元年 (1056)

2.熙宁四年刊 (1071)

3.绍圣三年丙子岁腊月十六日至绍圣四年十月十五日(1096-1097)

4.崇宁五年镂版,政和元年毕工 (1106-1111)

5.绍熙庆元间刊刻 (1190-1200)

6.起工于嘉定二年岁次己巳,毕工于九年壬子腊月(1209-1216)

7.淳佑二年庚午岁(1242)

8.起于开庆辛酉季夏,咸淳甲戌仲春毕工(1259-1274)

上述诸本著录的年代,从北宋嘉佑至南宋咸淳,贯穿两宋。似乎广都本在宋代有多次刊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列诸本中,比较容易确定为伪本者至少有 6种,均以明代袁褧本进行作伪,且手法并不高明。下面结合《天禄琳琅书目》之考证一一叙述。

第一种,将袁褧识语、木记删除,伪造刊刻年代为宋代“嘉祐”,且讹作“嘉祜”,作伪低劣。第二种,于敏中考证云:“此书亦将袁氏识语、木记妄为割补。其卷五十二末叶所有‘戊申孟夏十三日,李宗信雕’一行,虽于橅印之时以别纸掩盖其上,然‘十三’两字墨痕尤隐透行间,依稀可辨。乃版心上方复以‘熙宁四年刊’五字别刻木记,逐幅钤印,抑何其心劳日拙耶?[5](P363)”此书钤有“吴宽”印记,吴宽早于袁褧,加钤此印,亦其作伪之一手段。第三种,于敏中考证其刊刻年代云:“皆系别刊半幅粘接,而袁氏识语、木记,尽为割补”[5](P362),而且此伪造刊刻时段前后不足一年,要之,此时为《文选》合并本出现早期,袁褧本复刊尚需十有六年,故此本绝不足信。第六种作伪手段同此,而且伪造年代有误,嘉定九年系丙子年,非壬子。第八种伪造年代亦有误,开庆仅一年(1259.1-1259.12),岁次己未,非其所云辛酉。图书刊刻年代一般不会出现误刊,此六种伪本作伪手段亦颇低劣。挖改识语,刊去木记,增补刊刻年代,钤加袁褧之前收藏者印记,手段大略如此。于敏中总结道:“其间变易之计狡狯多端,或假为汴京所传,或讬之南渡之末,虽由书贾谋利欺人,亦足见袁氏此书橅印精良”[5](P365),然作伪之迹宛然可识,历历在目,何况作伪者根本无暇顾虑宋代的《文选》刊刻与传播一直与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策论、经义之争息息相关,诗赋、经义地位在科举考试的中的排序变化,直接左右着《文选》的刊刻与传播,如熙宁、绍圣等时段就绝对不会存在刊刻《文选》的社会环境。其余第四、五两种,情况稍显复杂,而且,现在《文选》学界一致承认崇宁本的真实性。

范志新对朱彝尊著录的刊本考证后认为:后人对此本怀疑,源于后世少有见者,不过,朱彝尊著录非常肯定,并且对袁本与此本的区别有明确的认识,即有无刊刻年月,此本云崇宁五年镂版,政和元年毕工,此当为裴氏本的初刻本。此本曹溶亦有藏本,冯柳东曾目及,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补遗》“五臣注文选条”。竹垞言之凿凿,自当是裴氏本的初刻本。[4](P6)但是,此本颇值得怀疑。理由如次:

首先,有明确刊刻时间并不代表此本的真实存在,有时反而是作伪的一种主要手段。上列的几种伪本都明确标明了刊刻时间从何时至何时,朱彝尊言之凿凿,不排除是其误认。

其次,已知的此本的刻工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参与刊刻此书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详见下面的分析。

第三,崇宁至政和年间没有刊刻《文选》的社会文化环境,此点前人一直没有注意。宋代科举考试科目的变更直接影响了《文选》的编纂、刊刻以及传播。至徽宗朝,诗赋被认定为“元祐学术”,并颁发了禁习元祐学术的禁令。葛立方《韵语阳秋》对此过程有所描述:“熙宁四年,(荆公)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刘挚等谓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诸儒传记之学,为文者惟务训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词,遂复用诗赋。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6](P67)这道禁令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据《宋史·选举志》载:“自绍圣后,举人不习诗赋,至是始复,遂除《政和令》命官私相传习诗赋之禁”,[7](P3626)时为建炎二年(1128)。由此可知,随着绍圣元年哲宗的亲政,科举中考试罢黜诗赋,政和元年以后,又下令禁习诗赋,并以法的形式进行强制约束。不仅在科举考试中,而且在日常的活动中,诗赋都成为不允许的事情。《文选》在宋代的传播受科举考试中诗赋科地位的影响最为密切,当一种选本社会公认的功能被消解,或者说失去了发挥这种功能的纽带与形式,社会上也就没有了这方面的需求。广都本是私家刻书,以商业盈利为目的,这在其刊刻中的“见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之类的广告用语亦可见一斑。在社会需求大环境已经变换的氛围中,广都本自然不会出现。

第四,此本虽有吴门徐贲私印,很可能亦是作伪手段之一。徐贲,《明史》有传:“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诗,善画山水。张士诚辟为属,已谢去。吴平,谪徙临濠。洪武七年被荐至京。九年春,奉使晋、冀,有所廉访。暨还,检其橐,惟纪行诗数首,太祖悦,授给事中。改御史,巡按广东。又改刑部主事,迁广西参议。以政绩卓异,擢河南左布政使。大军征洮、岷,道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8](P7330)徐贲乃明代洪武年间人,下距袁刻《文选》的嘉靖二十八年近二百年。作伪者钤加此印,目的在于暗示此本非由袁本而来,手段似乎高明了一些,然不免欲盖弥彰。此种花招在上列的熙宁刊本中亦存在。

既然所谓的崇宁本有作伪之嫌,那么,广都本的刊刻时间到底在何时?

上引傅增湘与游志诚著录的是同一书,此为现知的唯一的广都本,傅氏认为裴氏原刊本,游氏云此书为绍熙、庆元间刊本。可以肯定的是,此书非袁褧本作伪,因为二家均言,此书非完帙,缺者用袁褧本补之,傅氏并记录了配补的卷数凡三十六卷。能够区分出与袁本的差别,说明确为裴氏本,至少说明不是用最能以假乱真的袁褧本作伪,问题是是否刊刻于绍熙、庆元间。据《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云“此本避南宋帝讳至孝宗止”,从避讳上看,既然至孝宗为止,或刻于孝宗朝,绍熙、庆元间即已太晚。初,台湾故宫著录为开淳本,上已考证,开淳本《文选》是以袁褧本作伪,后台湾故宫更改著录为绍熙庆元间本,不知何据,假设果真若此,避讳就不仅仅止于孝宗,光宗、宁宗名讳均须避,但此本难见,无法详检。范志新先生从刻工方面研究,得出此本非原刊本,又言之凿凿认为是开咸间所刻本,忽又认为绍熙、庆元间刻本,似为得之。①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首两篇就是详细考论广都本及其重刻本的问题。在《广都裴氏原刊本》一文中,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以及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著录的《文选》本子或是开咸间重刻本,其主要是从刻工方面入手来考察的。在《再论广都裴氏本及其重刻本》一文中,又赞同台湾游志诚的观点,以为“绍熙庆元间刊本”似为得之。其实,游志诚已经交代的比较清楚,此所谓的两本,实为一本,乃昭仁殿旧藏本,即傅增湘经眼者,亦即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著录者。范氏可能误此一本为两本,故有如此之说。既然范志新先生是从刻工方面考察得出的结论,我们不妨亦从刻工入手。根据范志新先生所列图表覆检重列增补如下,范氏全列刻工 27人,李二以下,只单刻此本《文选》者,故不列。

序号 刻工姓名 与刻高宗孝宗时书 与刻南宋中叶书 与刻南宋末叶书1 宋彦 类编(南宋初)苏文忠公文集(乾道间)魏书(监本) 2 王元汉书 (湖北庾司本庆元初年重修)梁书 (监本)楚辞集注刘梦得文集(严州本)东都事略(五峰阁本)类编 (同上)程氏遗书 (黄州本) 3 王召(诏) 刘梦得文集(同上) 4 张千 刘梦得文集(同上) 5 秦元① 苏文忠公文集(乾道间) 6 王万 苏文忠公文集(同上) 7 王庚 宋书(监本) 太平御览(蒲叔献本庆元五年 1199蒲序) 8 王定古史(孝宗朝②)荀子 (淳熙八年 1181台州军唐仲友刊本)扬子法言 (唐本)资治通鉴纲目③辑古算经(嘉定六年 1213福建汀州军刊本)《五曹算经》(皆鲍浣之本)春秋左传正义 (庆元六年 1200绍兴府刊递修本) 9 袁次④ 苏文定公文集(乾道间) 太平御览(蒲叔献本) 10 张龟 宋书(监本) 太平御览(蒲叔献本)太平御览(蒲叔献本)礼记要义 (魏克愚本刊于宋淳佑十二年1252)补版:礼记正义宋书、南齐书等 11 王桂 12 李二《说苑》(李士龙本)《六家文选》(进修堂本)

在《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秦元、王万、王庚、王定、张龟四人皆著录为两人,一为上述所列刻书,另一则为参与开庆间《六家文选》刻书。在上表著录中,王庚为绍兴间人,秦元、王万为乾道间刻字工人,王定为淳熙间人,张龟为庆元间人,即以最晚的庆元间算,至开庆间已有 60年左右,所以《版刻辞典》著录为两人。古代刻工中重名的人不是没有,问题是参加刻板重名的这五个人都参加过所谓的开庆间《文选》的刊刻,这绝对不单是一个巧合。范志新先生也发现了此点,但他的意图是证明开庆本绝对不是初刻本,而我们的意思是既然出现了如此多的巧合,那么傅氏与游氏著录的所谓的昭仁殿本绝对不是开庆本。其实,所谓的开庆本,根本就是伪造之本。

假定开庆本存在,在上表所列 12名刻工中,从时间上看,李二是最有可能参加开庆本的刊刻的。但是,古代刻工之所以在版刻上雕刻自己姓名,主要目的是明确责任与计算工钱,因此有很多单字名字的出现,只要能在同刻的刻工中区别清楚就可以了。像以排行记名的古代刻工很多,几乎每个姓氏都有某二之称,所以上表所列的李二以及参与的刻书与我们探讨的刊刻《文选》的李二不一定是同一人,故而李二暂不讨论。在其馀 11名刻工中,宋彦、秦元、王万、袁次都参加过乾道年间 (1165-1173)《三苏文集》的刻板,距朱彝尊所云裴氏本始刊的崇宁五年(1105)已有 60余年,他们自然不会那时就从业,王元、王召、张千三人都参加过严州本《刘梦得文集》的刊刻,时间约在绍兴二十七年(1158),亦不会在崇宁至政和或者开庆至咸淳间从业,王庚、袁次、张龟、王桂都参加过庆元五年 (1199)蒲叔献本《太平御览》的刊刻,亦不是崇宁、政和间的刻工。若考察这些刻工共有的刊刻时间,则可能为《文选》真正的刊刻时间。综合上述刻工共同的空闲时间,约在 1181 -1189年间,与此本避讳至孝宗朝相合,则此段时间当为刊刻时间。又尤延之刻本亦未尝提到此本,则当晚于尤本。若《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记载避讳不误的话,裴氏本初刊当在尤本刊刻毕工淳熙八年(1181)至淳熙十六年 (1189)二月之间的某个时间。

总之,从所能知道的刻工的从业时间,从当时社会上《文选》的刊刻环境、避讳至孝宗朝、尤延之淳熙本未提及等几个方面,基本可以推测,广都本的刊刻时间在淳熙年间,粗略言之,当在孝宗朝末期。

考清广都裴氏本《文选》的刊刻年代尤其是初刊年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以往的《文选》版本研究中,一般认为最早的六家本是秀州本,次则广都本,次则明州本,并以此从时间上建立了六家本《文选》的刊刻序列与版本变迁。然而,正如我们所描述的,广都裴氏本《文选》的初刊年代当在南宋孝宗朝,从时间序列而言在明州本之后。基于此,在《文选》版本研究中,需要对版本的变迁进行重新的梳理与定位,从而进一步推进当代《文选》学的研究。

[1]朱彝尊.曝书亭集[M].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M].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3]傅增湘撰,傅熹年整理.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4]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5]于敏中,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葛立方.韵语阳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