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霞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062）

1 油印本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886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发明了油印技术[1]。光绪十八年（1892年），此项技术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介传入中国[2]。此后，油印技术在中国活跃了100多年，其发展始终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紧密相关。

清朝末年，油印技术开始出现于中国，但由于在传统观念中雕版印刷的正统地位，加之油印技术自身发展的不成熟和不适合商业性规模运作，并不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普及程度很低。这时的油印本往往是财力匮乏情形下的一种临时或无奈选择，一旦条件允许，这些油印作品往往会采用雕版、石印或铅印的形式另行出版。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孙雄将清代阮元以下94家诗人的作品汇编为《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因限于日力，且窘于资斧”[3]，采用钢板手写油印的方式出版。他在光绪三十四年为诗史补遗目录前作的题记中说：“异日付梓，须重排目录。此次以钢笔版印百余份，聊代钞写之劳耳。幸勿责其体例之杂糅也。”[4]油印本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可见一斑。由孙雄编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油印本[2]。

民国至新中国建国初期（1912至1970年代末），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的双重作用下，油印技术由于对操作与环境的要求较低且方便、快捷，在当时所有印刷技术中所需人力、物力最小，获得了社会的空前重视，得到了广泛普及，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扮演起重要角色。油印技术不仅成为各社会团体、政党宣传自己主张、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成为文化传播、延续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的许多政治宣传资料、机构文件、学校师生所用的讲义和试卷、图书馆目录等，几乎都以油印的形式出现。甚至世界第一份藏文报纸《西藏日报》也采用了油印本形式。同时，油印技术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在誊写刻板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打字刻板开始在单位、社会团体的印刷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全民族再一次出现了追求知识的热潮，同时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发展，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引入中国，出版印刷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促使油印技术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逐渐逝去，油印本的黄金时代无以为继，这都迫使油印技术仅仅局限于单位、个人的内部交流材料印刷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全球范围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排版、激光打印等新型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于出版印刷行业，加之出版文化领域进一步改革开放，文字出版对于普通民众不再是一种奢望，这使油印本的生存环境完全丧失，而油印技术与质量提高的局限也显出与时代审美要求的格格不入，油印本的历史使命终于完成，遂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今天，油印本虽然已经完全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广泛使用及传播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传播，积极地推广了革命理论，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作用注定了油印本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今散落在图书馆和个人手中的油印本依然无声地述说着它曾经的辉煌。然而，在目前问世的各类版本学著作中，对于这一曾活跃百年并一度普遍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版本类型大都弃若敝履，这不能不说是版本学的一个缺憾。

2 油印本的版式

油印本是近现代印刷技术的产物，虽然它不像传统的刻本那样能在开本大小、版式规制、纸张种类、墨色优劣、字体风格、刀法精拙、装帧形式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但也透露出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审美风尚。

2.1 形式

不同刻写方式决定了油印本的不同形态。油印本一般有两种形式：

（1）誊写本 誊写本的制作方法是将蜡纸置于特制的钢板上，用专用铁笔在钢板上刻写，将刻成的蜡纸装在油印机上，用油墨一张张刷印或装在滚动式油印机上摇印，然后将印有字画的纸张装订成册。这种方法曾经在我国最为盛行，民国时期孙黻铨先生主编的《誊写印刷工作法》就是一部全面介绍蜡纸刻写油印技术的图书。

（2）打印本 用打字机将字打在蜡纸上，然后采用上述方法制作成册。这种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开始成为油印本印刷的主要方法。

2.2 版式

（1）清末到民国前期 这一时期的油印本在版式方面多模仿刻本，四周有版框，版心下书页码，竖行书写，一般无界栏，有些油印本甚至还有牌记，却多不如刻本精细；一般采用所谓“洋纸”，线装，多为蓝印，亦有墨、绿油墨者。例如，《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的版式为半页12行、行22字、小字双行同、白口、上下双边，完全模仿雕版样式，其中一到七、十到十四编牌记蓝印，八、九两编牌记绿印，十五编开始全为墨印，各编牌记题写格式固定，如第一编牌记为：“光绪戊申五月以钢笔版试印初稿续编嗣出翻印必究。”[5]其所编内容除年月及嗣出外，文字全部相同。

（2）民国后期 受西方出版印刷技术发展的影响及中国社会发展对文化传播速度和传播方式需求的增加，油印本版式逐渐多样并开始向现代图书版式过渡。油印本开本除了采用传统书本样式外，散页形式、单页折叠形式亦开始普及。这一时期的油印本一般无版框，书写自由，开始与书法、绘画相结合，出现了不少刻写、印刷精美的本子。此时在装帧方面，油印本除了有线装的，还有顶端或侧端简单装订的，亦有现代图书的装订方式，而且墨色更加多样。

（3）新中国成立至 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的油印本版式与民国后期基本相同，但多数采用横行书写。同时，随着相关技术要素（如油墨、蜡纸、纸张）的改进及实践经验的不断累积，版本类型更加多样，举凡图书、传单、报纸、卡片等人们日常所见形式无所不包，色彩也更丰富。

总体而言，由于油印基本为单位或个人行为，是在其他印刷方式不能满足需要之下的选择，加之刻印仅为小范围内的交流或单纯的信息传播而用，因此其版式的设计、纸张的选用及装帧与其他印刷版本相比显得粗糙。

3 油印本的价值

文史作家郑逸梅老人曾说：“油印本也是一种版本。”[6]除了自身蕴涵的文献价值逐渐被认识外，油印本由于个体印刷数量有限及整体版本的不可再生性，在收藏家眼中已日益显示出其特殊的价值。

3.1 版本价值

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不少油印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如上个世纪初我国各大学学者、教授的讲义和内部刊物。很多学术著作的出版是由最初的油印本修订本而来，这些油印本就是其最早的一个版本。在这些著作的铅印本印出后，“初版本”就不再受人们甚至包括作者本人的重视，大多散失了。但此类油印本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是研究该著作及其作者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例如，王世襄先生的《刻竹小言》，该书油印本大约在大陆解放前后面世，1978年4月《美术家》杂志第一次采用铅印全文发表，1980年被收入王氏著《竹刻艺术》一书，1997年又被收入台湾版王氏所撰《竹刻鉴赏》中，其油印本为该书之初印本，价值不言而喻。

3.2 艺术价值

油印是一个综合了诸如刻板、印刷技术及书法、绘画艺术的过程，有很大的个人创作空间。油印本的刻写者中有很多是书法、绘画高手，甚至是书法家、画家，所以部分油印本艺术水平很高。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营造系油印的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字迹端庄优雅，插图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阅之使人得到莫大的精神享受。

3.3 文物价值

由于蜡纸等油印设备所限，1张蜡纸一般只能印300～500份，即使是刻印技术高超者也难愈千份，所以每种油印本印量有限。油印本与其他印刷品相比不易于保存，加上人们观念上的忽视，因而留存于今的油印本已不多，但其中却不乏具有文物价值的油印本。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油印本、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油印本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这些油印本当时印量就有限，加之持有者南征北战导致现存的已是凤毛麟角。目前，这些油印本大部分已被各地博物馆或革命纪念馆征集收藏，民间流传的很少，故收藏价值极高。国家图书馆将其作为新善本收藏。

4 油印本的收藏

4.1 油印本收藏的现状

藏书家收藏都讲究版本。版本的含义很丰富，有版刻方式之别，有刊印年代之差，有校勘优劣之分，还有学术价值、收藏源流之异等，是值得藏书家们毕生研究的一门学问。越是名贵的版本越为藏书家们所追求，“当然，名贵的版本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价值，值得重视、收藏，但它的价值往往是千百年来历史积淀所形成的，是由当时无数的‘今’而积淀成为‘古’的。我们今日的收藏家却往往只注重了它的‘古’而忽视了‘今’的潜在价值，忽视了今日之‘今’会成为将来之‘古’。今日看来平凡的版本、甚至不成版本的书，随着时日的消逝，未尝不会成为珍贵的图书”[6]。油印技术虽然一百多年前就进入中国，但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提到油印本，意识中所保留的只剩下一些零星影像：红军长征中的宣传书、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挺进报》、“文革”时期漫天飞舞的批判书及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师生手中的讲义。油印技术似乎是低级印刷技术的代名词，油印本也是粗糙、简陋、入不了大多数藏家的眼睛的，因此长期以来被排斥于藏书界之外，不能进入收藏行列。

目前传世的油印本大部分保存于各级图书馆、档案馆中，极少为个人所收藏。但就是在图书馆、档案馆中，这些仅存的油印本也长期得不到重视，基本没有被创建专门目录。由于时间、空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笔者无法对这些油印本逐一探求，因此，现仅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古籍特藏部的收藏为基点，以点带面，对目前油印本的收藏现状作出粗略概括。目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收藏油印本的情况如表1、表2和表3。

表1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藏油印本分类表（依据该馆目录分类）

表2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藏油印本出版时间表

表3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藏油印本出版者表

就所藏文献类型而言，以目录、方志和文集三者最多；以出版时间看，五六十年代最为辉煌；出版者方面，则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和个人出版居多。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油印本的收藏具有以下特点：

（1）藏本来源以自印和赠送为主 由表1可以看出，藏量最多的3个类型是：①目录类645种，其中541种由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出版；②方志类231种，其中151种由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出版；③文集124种，其中110种为个人自印。出版者的非商业身份决定了这些油印本的出版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在来源方面，除了自己刻印的部分之外，基本为编著者或刻印者赠送。

（2）主要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入藏 这种状况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及油印技术在中国发展的历程相呼应。

（3）无明确收藏原则 我馆馆藏油印本1 108种，内容涵盖16个门类，出版时间跨越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近百年之久，出版者涉及社会众多行业和个人，由此可见，收藏并无明确原则。藏量最多的3个门类由于来源多为非收购，并不能体现出藏者的收藏意图。出版时间最为集中的两个时期正是油印技术在中国最为辉煌的时期，亦不足以表明收藏者的收藏目的。我馆馆藏主要是一种被动状况下的接受，而不是目标明确的主动选择。

（4）没有专门书目 这些藏本没有专门目录，依据古籍或《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分散于古籍书目和其他现代图书目录中。

这种现状表明，虽然目前一些机构或个人收藏有数量不等的油印本，但往往是被动或不自觉的保存行为，并不能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行为，从中可以看出油印本一直被收藏界忽视。

4.2 油印本的收藏原则

油印技术曾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教育、政治、科学乃至工业、农业等方面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油印本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与文化成果，如果我们现在不予以重视，必将使许多珍贵的材料逐渐消失，给后人的研究或认知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然而，由于油印本的产生时代并不遥远，又有刻印动机、刻印条件和刻印者自身素质的差异，各种油印本鱼目混杂，其辨别和收藏并不完全同于古籍收藏。笔者依据多年图书编目的经验，结合前代藏书家关于古籍收藏的经验，认为油印本收藏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出版时间 这是所有收藏都适用的原则，即出现年代越早越值得收藏。就油印本而言，清末是中国油印本的开始，这一时期刻印的油印本都可列入收藏范围。

（2）版次 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原因，许多学者的著作都开始以油印本的方式面世，后来才有铅印本乃至现在的电脑排版印刷本。油印本作为该著作的第一个版本，理应列入收藏范围。至于那些仅以油印本见诸世人的著作，后来未见以其他形式出版，如复旦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的油印讲义（其中不少是钟鼎文等古文字的讲解），油印版就是绝版，更要重点收藏。

（3）文献价值 作为图书，文献价值是其存在的根本。藏书如果只讲究版本与品相而忽视了它的史料价值与学术内涵，就极易使一些好书失之交臂。例如，“文革”期间的大量油印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状况，特别是刊载抵制、反对当时错误思潮的言论、文艺作品的油印本，都具有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以及较高的收藏价值。

（4）艺术价值 随着油印技术在中国社会影响的扩大，不少艺术家或书法家也参与其中。不少油印本不仅字体优美，还有生动的插图。这种油印本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不容忽视。

（5）刻印者身份 古籍收藏中，那些由名家刊刻或校勘的文献一直都是收藏家们的追求。这一点也适用于油印本收藏。

当然，在具体收藏中我们会发现，这些要素往往并不明晰，需要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才能披沙拣金，从中获得珍贵的本子。而收藏者鉴别能力的获得，除了要培养自身的学术修养之外，还须通过不断的实践。

5 油印本与文献征引

油印本受歧视，不仅反映在藏书界，也反映在学术界。随着国际间交流合作的逐步扩展，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得到普遍认同，学术规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规范化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文献征引的规范化。而文献征引规范的核心条目之一就是征引文献必须出自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例如，2003年9月5日发布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关于加强学术道德自律严格学术规范的决定》指出：“尊重他人学术成果，严格核实资料来源、引文出处，不管直接引用、间接引用还是全部引用、局部引用，必须加以注释或标明出处页码（不得出现无出处页码的引文）。”[7]这个原则在其所附《浙江大学古籍所学位论文写作格式》中具体体现为：“论文中每条引文均须引用原文，尽量不使用转引的方式。若确实无法找到原书，必须注明所转引之书名。所有引文必须核对无误（根据电子文本复制的引文更须逐字核对原典，电子文本不能直接作为引文依据）。引用古籍必须标明卷数或回数、部目。引用论文时须交代作者、论文名、刊物名及期刊、页码，引用著作时直接在引文后用方括弧‘[]’标注文献及具体页码（用上标），以便稽核。”[7]在“脚注书写格式”一项下则将征引文献明确为引用图书（古籍原刻本、古籍影印本、古籍丛书本、现代排印本）和引用论文（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学位论文、报纸论文、西文论文）两大类。这两大类文献无一不属于正式公开出版物的范围。以此规范，油印本显然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佐证。朱崇阶先生更是撰写了《谈“油印资料”之不足征引为文献》一文，他认为油印资料存在“学术资料性不强、信息传递面不广、检索利用率不高”[8]3个方面的弱点，在学术研究中不可征引为文献。

诚然，油印本受自身技术和印刷者身份的限制，其中也不免充斥着大量编撰粗劣、临时应景的制品，确实存在着信息传递面不广的局限，相应地影响到其检索利用率。然而，仅就这些缺点就将油印本一概排除于学术研究之外，却似不公。首先，“正式公开出版物”这一概念因时代、环境的不同其界定有所不同。现代我们将获得国家出版管理机构允许、具备法定营业执照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书刊称为公开出版物。而在出版印刷事业还没有高速发展和完善的古代，这一概念的内涵就完全不同了。在古代，凡是以文本形式出现并在社会公开传播的出版物都可称为公开出版物。古代出版物中的很大一部分文献也存在“学术资料性不强、信息传递面不广、检索利用率不高”[8]3个方面的弱点，但并不影响其在今天学术研究中发挥文献征引的作用。其次，油印本中也有珍贵的文献资料。油印本是物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的产物，而这些成果（如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政府的报刊、文件及知识分子的一些创作）后来又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以其他形式出版发行，但其文献价值绝不会因为其油印的外观而降低。第三，油印本在许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文史馆等人类文化、文献收藏机构占有一地之席，虽然比例不高，却表明了学界在某种程度对其作为文献载体可靠身份的认同。

毋庸置疑，油印本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同时又不可否认其中也充斥着大量毫无价值的粗制滥造之品，因此，我们既不应该将其拒之于学术研究的大门之外，引用时又要慎之又慎。笔者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对于油印本，我们应该借鉴古籍文献征引的原则，但又要有所区别。具体如下：第一，油印本为唯一版本者，可以作为征引文献，刻印或编撰者身份不明的油印本除外。第二，学者自印、名家刻印或由各级单位、出版机构公开刻印的油印本由于出版者的身份原因，其所载文献的真实性已获得肯定，完全可以作为征引文献。第三，油印本与其他版本并存者，以其他版本为征引对象。

笔者认为，只要把握以上原则，油印本就可以不再只作为印刷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出现，而是作为承载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继续为未来的学术文化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图书版本的一个类型，油印本曾发挥过与其他版本同样重要的作用，承载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记录着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理应获得我们的尊重，并在中国版本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184.

[2]苏晓君. 油印嚆矢: 记孙雄清末的一套油印本书[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2):99-102.

[3]孙 雄. 叙[G]//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第三编.油印本. 1908(清光绪34年).

[4]孙 雄. 题记[G]//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补遗.油印本. 1908(清光绪34年).

[5]孙 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 第一编[M].油印本. 1908(清光绪34年).

[6]顾关元. 藏书与版本: 油印本也是一种版本[J].出版广角,1999(11):74.

[7]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关于加强学术道德自律严格学术规范的决定[EB/OL]. (2003-09-05)[2010-07-07]. http://www.ch.zju.edu.cn/rwxy/gjs/jgjj/index3.htm.

[8]朱崇阶. 谈“油印资料”之不足征引为文献[J].图书馆学研究,1987(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