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梅,郝锦花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1949至 1978年间以逆向为主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以山东省为例

王凤梅,郝锦花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1949至 1978年间,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呈现由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为主的特点。30年中,国家确定一系列制度,堵住了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路;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向农村的疏散与流动极为频繁。这使农村承受过多压力,成为一个被封闭的区域,农民改变命运的机会极度稀缺。这种人口流动特点是城市化进程缓慢的表现,它使农村成为缓解城市压力的一个缓冲区,加重了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承载力,延缓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逆向;人口流动;农村现代化;山东省

1949至 1957年,中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下降近 5个百分点,而 1958至 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20年仅下降 2.5个百分点①马洪:《现代中国经济事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 571页。。这说明,1949至 1978年间,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建国至 1978年,除一五计划执行期间国家曾在农村招收一些工人,导致人口出现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外, 1958至 1978年,为减少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压力,人口一直是由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这种人口流动特点既使农村人口无力外出接受新的信息、观念、就业机会,同时也使农村承受过多压力。这使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遭到强化,妨碍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一、国家颁布系列指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许多农村青年为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所吸引,纷纷涌入城市和工矿区,这不仅加剧了城市失业问题,也使农副产品的供给更加紧张。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限制农民入城就业。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城市就业和食品供应紧张,特别是 1960年以后,城乡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基本上被严密的户籍制度和粮票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严格隔绝。与此同时,农村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因实行单一的集体所有制而受到严厉限制,除了特殊情况和计划招工外,农民被束缚在限定的那块土地和社区内②武力:《中国共产党与 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中国现代史》2006年第 1期。。

(一)20世纪 50年代国家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刚刚开始的 1953年 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针对当时农民流入城市的现象发布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一年后的 1954年 3月 1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劳动部再次指示各地继续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同时要求对已流入城市的农民,由民政、劳动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动员返乡。所以,即便在搞工业建设需招收大批工人之际,农村人口也处于受限之列。1956年,山东省共调配长期工 86543人,其中从城市调配 54427人,从城镇和农村调配 32116人 (约占总数的 37%),城镇人口占绝大多数。除长期工外,对临时工的调配,政府也坚持“先城市,后农村”的原则①山东省劳动局:《山东省劳动力调配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57年 6月 12日),A104-02-6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确需补充的临时工,基本上应从城市失业、无业人员中解决,除个别特殊工种城市无法调配之外,不得向农村招收。对那些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主要应申请当地人民委员会采取插社、并社、移民等办法在农业和农村副业方面设法安置,如人数较多无法安置时,用地单位可根据需要吸收其为临时工。”②山东省劳动局:《山东省劳动力调配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1957年 6月 12日),A104-02-64卷,山东省档案馆藏。可见,即便是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也很少有荣升为市民的可能。

1954年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大批灾民涌入城市,致使从 1955年春开始,城市粮食销量月月突破计划,影响到了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国家开始动员那些没有城市正式户籍的农民回乡,这就包括那些农村来的临时工。此外,国家还对要流出的灾民进行限制,对流入城市的灾民进行遣返。在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浮夸风”引起高征购,导致农村粮食非常紧张。为寻找生存机会,农民大批外流,有的涌入城市,有的流动到其他地区。据报告,1958年山东局部地区劳动力外流情况连续不断,自 1958年下半年起更趋严重。青岛市据 1958年底不完全统计,外流约 3800至 4600人,个别乡、村、公社外流更严重,即墨段坡岚公社 6000多户走了 2400多人。据烟台火车站、轮船公司统计,春节期间由烟台外流达 1.4万余人③《人口外流情况》,(1959年 2月 20日),A001-02-776卷,山东省档案馆藏。。针对这种状况,195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确定通过以下措施来制止这种现象:(1)各企业、事业、机关一律不得再招用流入城市的农民,已经使用的,应立即进行一次清理,已有固定工作确实不能离开的,必须补订包括企业、人民公社和劳动者本人三方统一的劳动合同。其余的应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以后一律遣送回乡。(2)各企业、事业、机关应教育职工立即停止串连亲友进城找事做。(3)在城市和工矿区必须严格执行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和户口管理制度,没有迁移证件不准报户口,没有户口不供应粮食。各人民公社也不得随便开证明信件,转移外流人员的粮食和户口关系④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1959年 2月 4日),A001-02-678卷,山东省档案馆藏。。1959年 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该《通知》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些制止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方法:凡是发现农民“盲目流动”的地区,当地政府机关立即在铁路沿线及其他交通要道(汽车站、港口等)派专门人员进行检查,对“盲目流动”的农民进行说服教育,就地动员他们返回原籍;凡是有农民“盲目流入”的城市和工矿区,当地政府机关都应根据情况设置机构或者指定有关部门进行收容和遣返;对城市存在的劳动力自由市场严加取缔;人民公社不许给外流人员随便开证明信件及转移粮食和户口关系⑤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1959年 3月 11日),A001-02-678卷,山东省档案馆藏。。国家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一为减轻城市压力,二为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便为工业建设提供足够的粮食、原材料及农业剩余。

(二)一系列制度导致森严城乡壁垒的确立

在国家采取各种方法制止农村人口进城的过程中,防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制度日益完善,城乡壁垒日益森严。这包括粮食计划供应制度、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及专门针对城市人口的系列福利制度等。

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由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市场管理和中央统一管理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它的推行使国家在当时粮食产不应需、供不应求状况下保证了粮价乃至物价的平稳,保证了居民低水平的粮食消费,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制度,尤其是通过建立将农业人口排除在外的严格的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将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城乡差距扩大了,并由此开始逐步把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⑥汤水清:《论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视角》,《中国现代史》2007年第 1期。。粮食计划供应制度是为保障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城镇居民的粮食消费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前提是将过去自由流动的、宽松的户籍登记制转向严格的户籍管理制。而以城乡户籍分离为前提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又促进了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诞生。1955年 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对人口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等情况进行详细登记,以便掌握实有人口和人口变动情况。为减轻工业建设迅速发展给城市粮食供应和市政、生活设施等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建立健全户籍管理制度,1958年 1月 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 3日以上的,由暂住地的户主或者本人在 3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销。”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 18页。这就对人口的流动、迁移从法律上作出了严格限制。《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正式形成。从此,人粮合一,粮食计划供应制度与户籍管理制度就像两把坚固的大锁锁住了城市的大门,使人员的自然流动尤其是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几无可能②④汤水清:《论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视角》,《中国现代史》2007年第 1期。。

在强化户籍登记制度及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同时,国家还确立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福利制度。城市人口除了能获得政府计划供应的粮、油之外,还能获得公费医疗及政府提供的公房等优惠待遇。这一系列优厚待遇都与农业人口无缘,即便他们冲破重重阻力进入城市,也无力在这块根本就不想容纳他们的区域里生存下去。除卡死农业人口进城外,即便是按国家规定转正的临时工、教师等的子女和家属,转为非农业人口也受到严格限制。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于 1972年 4月 18日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增加职工节约使用劳动力的通知》,对控制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不久,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和山东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又联合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联合通知》,对那些按国家规定转正的临时工、教师等的子女及家属转为非农业人口作出严格限制③山 东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山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联合通知》(1972年 6月 9日),A157-02-449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他们转变身份成为工人、市民、商人等的每一条路都被堵死。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转移不出去而滞留农村,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致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和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④。

二、人口由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

1949至 1978年,在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的路被堵死的同时,国家比较频繁地将城市人口往农村疏散,以减轻政府财政和城市就业压力,其中转移人口量较大的是 20世纪 60年代初的精简职工、城镇人口及贯穿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些人口的流入给人口压力本来就很沉重的农村增加了更大负荷。

(一)调整时期将大批城镇人口精简到农村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工业规模过大加重了国家财政压力。另外,城市就业乏力,导致大批剩余劳动力产生。这一系列问题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政府被迫采取将部分城镇人口精简到农村去的做法。当时一些文件即直接披露说:“为了正确地调整和安排城乡、工农、轻重工业、财贸、文教等各方面的关系,压缩战线,节约劳力,发展农业经济;同时,压低城镇粮食供应,缓和当前的粮食紧张状况,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压缩和疏散一部分非农业人口到农业战线上去。”⑤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压缩和疏散 50-70万非农业人口的通知》(1961年 6月 7日),A001-02-989卷,山东省档案馆藏。国家希望通过将部分城镇人口精简到农村去而减少城镇粮食销量,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化解日益紧张的工农关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自 1960年下半年起,各地开始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压缩劳动力以加强农业战线的工作。据统计,截至1960年底,山东全省从各方面精简、压缩和调整了 247.6万个劳动力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⑥中 共山东省委:《将一切可以压缩的劳动力,坚决彻底、迅速地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中共山东省委批转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报告》(1961年 4月 4日),A001-02-989卷,山东省档案馆藏。。1961年中央提出全国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 2000万,占城镇人口的 15.5%,其中国家职工占 70%,即 1400万人⑦中央对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界限、范围也作了具体规定:凡是离开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作岗位,不再由国家支付工资的,算作精简职工;凡不再是城镇常住人口,也不再由国家供应口粮的,算作减少城镇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计划,山东对原来减少非农业人口的计划作了调整。1960年,山东本计划精简总人数为 80万,1961年改为 105万。对 1962年的精简计划,中央提出 1962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 700万人,下半年再减少 600万人。根据此精神,山东省对 1962年的精简计划作了安排:(1)减少城镇人口 48.8万人,加上1961年已减的 58.3万,共 107.1万人。山东省城镇人口 1960年为 569.7万人,比 1957年 480.4万人增加89.3万人,减 107.1万人,即扣除自然增长后比 1957年还减少 17.8万人。(2)精简职工 45.8万人,加上上年减的 44.2万共 90万人。山东省国家职工 1960年是 246.1万人 (不包括武装民警 1.2万人),比 1957年126.9万增加 119.2万人,减 90万人,比 1967年还增加 29.2万人 (主要分布在煤炭、冶金、交通和农林水利部门)。(3)减少常年吃商品粮人口 49.2万人,加上 1961年减的 104.8万人,共 154万人。山东省常年吃商品粮人口 1960年为 562.3万人,比 1957年末 407.4万增加 154.9万人,减去 154万人,即将 1958年以后增加的人数全部压缩下去①山东省计划委员会:《1962年全年减少城镇人口计划》(1962年 4月 24日),A102-01-20卷,山东省档案馆藏。。而据《关于 1963年精简工作的意见》:山东省 1962年减少城镇人口 52.7万人,占两年计划减64万人的82.4%,加上1961年减的,共100万人,占三年计划减122.3万人的90%;1962年净减国家职工 50.7万人,占两年计划减 55.9万人的 90.7%,加上 1961年减的,共 94.9万人,占三年计划减100.1万人的 94.8%;1962年减少吃商品粮人口 66.8万人,已超额完成两年减 55.2万人的计划,加上 1961年减少的,共已减少 171.6万人,两年内超额完成原定三年减 160万人的任务。经过两年精简,山东共压缩粮食销量 6亿多斤,减少工资开支 3.5亿余元②中共中央:《关于 1963年精简工作的意见》)(1963年 2月),A001-01-836卷,山东省档案馆藏。。对城市而言,减少这么多人,就减少了他们的粮食销量和工资开支。但这些人被转移到农村后也要吃饭,他们的口粮便只能直接从农村的土地产出中获得,从社员应分的口粮中分配,这既加重了农村社队的负担,也减少了社员收入。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0年之前,有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劳动,也有零星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1960至 1963年,知识青年被作为精简城镇人口的一部分精简到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一个运动到 1963年才算真正开始。政府之所以通过政治宣传将之演化成一个运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就业能力不足,产生大批剩余劳动力,他们既影响社会治安,也给城市粮食供应造成压力。从中共山东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中,我们也可读出当时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衷:“目前我省城镇人口仍然过多,需要安排就业的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共 14万多人,如加上今年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需要安排的人数就更多。而且今后每年都有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需要安排。今年可以在城镇安排的约 10万人,尚有 4万多人需另作安排。因此,必须大力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力下乡参加农业生产。”③中 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1964年 6月 2日),A001-01-906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人口由城市流向农村的一股较大的洪流,数量相当可观,且持续时间较长,直至1979年。1964年,至 12月上旬,山东省已动员下乡、回乡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力 35921名,占当年任务 4.3万人的 83.5%。其中下乡插队的 28275人,回乡的 7646人④中 共山东省委:《关于动员、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4年 12月 12日),A001-01-906卷,山东省档案馆藏。。“文革”十年,除了 70年代初山东因“两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两个会战”(黄、淮、海水利大会战和钢铁、化肥、农机大会战)导致基建规模增大,由此带来职工人数大突破并使知青上山下乡人数有所减少外,1973至 197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数量都很大。1973年,全省有城镇非农业人口中学毕业生 8.7万人,连同 1972年前的 4.4万人,共计13.1万人。除直接升学和不动员下乡的几种人及不满 17周岁的外,需动员上山下乡 9.1万人⑤中 共山东省委:《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1973年 11月 10日),A001-07-061卷,山东省档案馆藏。。由此可见因学校升学及城市就业容纳能力缺乏,需通过上山下乡来安排的人数众多。1974年,山东省知青下乡人数达6.42万人,1975年达 12.2万人。1976年至 1979年,尽管运动已近尾声,仍有 13.8万人陆续下乡⑥王国良:《“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山东党史》2006年第 5期。。

除 20世纪60年代精简回乡的职工及贯穿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外,由城市向农村流动的人口还包括:1969年前后各地在战备疏散中迁往农村的城市居民;“文革”初期戴“黑五类”帽子下放农村的人员;历次运动中下放农村的人员及其随同家属子女等。总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路被堵死,而城市人口向农村的流动却很频繁。名义上,这是对农村的支援和帮助,但实际并非如此,此不仅未能给农村提供有力支援,反而加重了农村的负担。

三、人口的逆向流动妨碍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一)精简职工、城镇人口对农村负荷的加重

国家精简职工,主要目的是减少国家发工资人数,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精简城镇人口及吃商品粮人口,主要是为减轻政府供应粮食、征购粮食的负担,从形式上缓和因高征购而引发的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将城镇职工及吃商品粮人口精简到农村的做法并没减轻农民负担,那些减征的粮食,被那些精简下乡的人就地消耗了。这加剧了土地压力过重的矛盾。

这些被精简到农村城镇人口,原本是去支援农业生产的,但他们大多既没农业专业技术,对农业生产也缺乏热情,甚至有抵触情绪,不愿到农村去。1962年,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共有居民 7110户,30430口人,其中 15至 28岁的无职业闲散青年 407名,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共 298人①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关于济南市大观园街道无职业闲散青年的情况调查报告》(1962年 9月 25日),A001-02-1123卷,山东省档案馆藏。。这些等待精简的闲散劳动力都非熟练农业劳动力,即便有些人有一定专业技术,但农村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使用这些技术的平台而不久便会生疏淡忘了。另外,被精简的人口大都不愿去农村。据各地调查摸底发现:新职工中坚决要求回农村的一般占 20%,主要是家中缺劳力、生产生活上有实际困难或家乡生产生活好的;坚决不走的占 30%至 40%,主要是掌握了一定技术,或者无家可归和家在灾区的;动摇不定的占 40%—50%。其中,女工普遍不愿到农村去②中共山东省委劳动力领导小组:《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情况报告》(1961年 8月 23日),A001-02-989卷,山东省档案馆藏。。所以,除了那些刚到城市还没有熟悉技术,同时又被组织一再动员愿意回去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回去③山东省计划委员会:《1962年全年减少城镇人口计划》(1962年 4月 24日),A102-01-20卷,山东省档案馆藏。。有些家在城市的青年干脆表现出激烈的抵触情绪。还以 1962年济南市大观园街道的闲散劳动力为例,他们普遍地迫切要求就业就学,既不愿去农村又不愿到煤矿去。他们认为:“农业并不是一项社会职业,干农业就是失业”;“到农村去没有人投靠,没人照顾,困难很多”;“到了农村一辈子出不来,毫无出息”。如王培英(高中毕业生,团员)在学习讨论团中央给走向农业战线团员、青年的一封信时说:“俺不愿到那个广阔的天地去,俺愿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多留几天。”有些人干脆拒绝谈论下乡的问题,如范长寿(高中毕业生),当干部动员他下乡时,他立刻说:“你想让我参加农业生产,比登天还难!”④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关于济南市大观园街道无职业闲散青年的情况调查报告》(1962年 9月 25日),A001-02-1123卷,山东省档案馆藏。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农村负荷的加重

1964年一份动员和组织青年下乡的资料这样描述需动员下乡的对象:“应是家居城镇、不能升学和没有安排就业的知识青年、退伍军人、精简下来的职工和其他闲散劳动力,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多余的人员,以及职工家属。凡农村有家的尽量动员回原籍;农村有亲友可投的,尽量动员他们到亲友生产队进行安置;无亲可投的,要有计划地下乡插队。”⑤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1964年 6月 2日),A001-01-906卷,山东省档案馆藏。可见,被动员下乡的并非是农村需要的帮他们实现农业“四化”的职业技术人员,而是在城市无法就业又不能升学的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他们给农村发展提供不了多少帮助,但其口粮却要从给农村的统销粮中获取,或在生产队统一领取。《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规定:“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在参加分配以前,每人每月供应成品粮 45斤,食油半斤。按上述标准,下乡时带足本月和下月的粮、油票,从第三个月起,由当地粮食部门从农村统销粮中供应。按党的政策,分给下乡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同等数量、质量的自留地、饲料地。”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1973年 11月 10日),A001-07-061卷,山东省档案馆藏。为照顾知青,同时也因他们不擅长过“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知青口粮高于当地社员,其生活也明显强于当地农民。曾当过知青的《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曾这样回忆他在内蒙古插队时的生活:“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①定宜庄:《中国知青史 -初澜》(1953-196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422-423页,第 228页。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接加重了土地的压力,也加重了农村社队的压力。所以,当这些知青们到达农村时,并没受到农民的欢迎。当时周恩来也承认,在农村就业,并不那么容易。他说,“从条件来看,中国有两大弱点,第一是耕地少,不到 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 12%。第二,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0%。所以每年要有那么多人在农村就业,也不是很容易的”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224页。。在当时尚未完全摆脱灾荒所造成的饥饿阴影的中国农村,每年再添上几十万人,“多人多筷不多菜”,为农民造成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他们比起 1957年的农业社时期更不欢迎这批学生,甚至称他们为“蛀米虫”③定宜庄:《中国知青史 -初澜》(1953-196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422-423页,第 228页。。

另外,知青们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并未能在农村获得应用。中国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是对苏联模式的模仿,不过中国却不具备使苏联相对成功的两个条件:农业机械和一部分下放青年的农业知识。事实上,这些城市青年只不过被要求做一些体力活,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得跟那些从小干惯农活的农村青年一样好;他们也没受过关于农业的教育。无论如何,在整个转移过程中,有些城市知青能够运用自己的基础知识担任教师、会计、赤脚医生(极少数情况下)或干部,他们也能为农村发展做出某些有益贡献。但在很多地方,回乡的农村知识青年就足以填补这些职位,故仅有极少数城市知青能获得这类工作,大多数人只能干农活④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中国现代史》2006年第 2期。。这些知青并未能成为现代农民,却被农村给同化了。《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一书作者火木经过精确计算得出一个结论:“文革”以来下乡的 1700万知青中,至少有 1500万人没有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没有发挥文化知识作用的知青,也就是到了农村基本上无所作为的知青⑤叶辛:《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科学》2006年第 5期。。虽然知青们曾非常努力地去适应农村,但在广阔天地无所作为,原因在于除了一般所谓的要领导重视以外,还必须具备几个前提:首先,必须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文化,使知识青年能够用先进的文明去影响和改造农民;其次,在农村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农村感到有学习文化、引进人才的需要;第三,即便如此,也仍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培养人才、保证他们发挥作用的制度。可惜的是,这三点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都是不具备的⑥定宜庄:《中国知青史 -初澜》(1953-1968),第 306页。。

利用严格的户籍制度、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及将农民排除在外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将农村严密封锁起来,使农民无法实现自由流动被固守在那块土地上,被隔离在狭小的传统社区里,农民们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也就异常艰难。城镇人口向农村的逆向流动,并没给农村带来可用的现代技术和文化,他们原来所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术并没派上多少用场,他们不仅没能改变农村,反而被农村同化,和农民一样从事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他们不再消费城市计划供应粮,而是通过在农村“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这又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则农业劳动力的剧增使农业机械化等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更加没必要;二则流入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多加重了土地的压力,使农村经济的发展更为艰难。总之,以逆向流动为特点的人口流动是城市化进程缓慢的直接表现,它使农村成为缓解城市压力的一个缓冲区,加重了农村发展的负荷,延缓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11)04-0029-06

本文为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200827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7JC880022)。

王凤梅,女,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后,齐鲁师范学院讲师;郝锦花,女,历史学博士,中国民航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