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终于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过分严厉的货币政策，效果可能是有限的，且有伤及无辜的副作用，出现宏观吃药、民企生病状况。上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始于1998年。到2003年下半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过热”的争论。“过热”派方面指出，“中国经济就像一辆下坡的高速大巴”；主张未过热的方面则认为，中国经济怕冷不拍热。

争论虽然仍在继续，但货币当局开始实施反“过热”政策。2004年4月，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此后至2008年6月，央行共1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利率也开始上调。银根步步收紧，企业声声叫苦，地方频频怨言。

不过，宏观调控并未奏效，中国快车仍在加速。2005年全国GDP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2006年又加快1.4个百分点。2007年更为夸张，GDP增速比2006年加快1.5个百分点，达到了14.2%的高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货币政策以及行政手段能管得住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有着非常强的客观因素。

就分配角度讲，存在着一个我所谓的三大红利的支撑。人口红利导致国内劳动成本较低，后发红利进一步提高了国内资本产出率，政府红利则提升了全社会要素资源组织化程度。实际数据方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资产利润率持续上升，1998年为1.3%，2010年高达8.9%；资本所得占GDP比重自1984年以来扶摇直上，政府所得占GDP比重自1995年以来加快上升，劳动所得比重持续降低。

如果一个家庭只给自己的家人少量的日常消费，多数用于投资，且投资回报率由于邻居们的整体技术进步及其技术溢出而长期较高，财富增长显然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