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颉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南非英语文学大致可分为19世纪末开疆辟土、20世纪初至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1948年至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1960年至1976年“索韦托事件”以及当前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等五个时期。

南非早期文学的代表人物有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1856 －1925)、约翰·布钦(John Buchan，1875 －1940)、奥利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1855 －1920)、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Herman Charles Bosman，1905－1951)等。哈格德和布钦着力表现南非莽原的奇异风情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施赖纳热衷于描写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他的《非洲农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1883)，以其开明的人道主义精神，为爱伦·佩顿(Alan Paton，1903－1988)和南丁·戈迪默(Nadin Gordimor，1923－)等白人作家奠定了写作模式。博斯曼的作品关注南非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日益混乱的内心世界。

20世纪初，南非文学中的黑人形象往往是消极负面、甚至是令人恐惧的。1924年萨拉·格特鲁德·米林(Sarah Gertrude Millin，1889－1968)出版《上帝的继子》(God’s Stepchildren)，写的是白人作家非常迷恋的题材:种族通婚。对此，威廉·普洛玛(William Plomer，1903－1973)的《特波特·乌尔夫》(Turbott Wolfe，1924)也有细腻感人的描述。但是，南非白人作家通常把种族通婚看作是对白人主人身份的一种威胁。

在早期黑人作家中，所罗门·T·普拉杰(Solomon T.Plaatje，1875－1932)显得与众不同。他在《南非的本土生活》(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1916)中，大声疾呼黑人选举权。1936年南非通过赫佐格的“本土人法案”，公开歧视黑人。1948年，代表白人种族极端主义的国民党执政，宣布实施种族隔离法，企图扼杀黑人由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彼得·亚伯拉罕斯(Peter Abrahams)1946年出版的《矿山小子》(Mine Boy)，是1930年后第一部黑人小说，引起国际社会对南非黑人境况的关注，也惹恼了许多南非白人。强制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必然引起黑人受害者的强烈抗争，从而产生愤怒文学和反抗文学。种族隔离制度也强烈地震撼了白人作家。作家兼评论家马尔文·范·威克·史密斯(Malvern van Wyk Smith)指出:“与挑战性的黑人话语相比，白人文学越来越是一种畏惧文学。”［1］1948年白人教师爱伦·佩顿出版《哭吧，亲爱的祖国》(Cry，the Beloved Country)。这部著名小说以现实主义笔调，类似《圣经》中的基督登山布道，诉说殖民主义的种种罪恶。他的《瓣蹼鹬来得太迟》(Too Late the Phalarope，1953)描写不同种族之间的性行为，并以英国人的视角考察布尔人的心态，认为他们严格死板，自以为是。希拉·罗伯茨(Sheila Roberts)、彼得·威廉(Peter Wilhelm)、巴尼·西蒙(Barney Simon)等人的短篇小说，可谓是“心灵流放的记录”，描述了开明的南非白人所面临的窘境，批评他们对身边生气勃勃、气象万千的世界视若无睹、麻木不仁。

南丁·戈迪默的创作把她推向了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她的作品探讨许多南非白人作家的共同感受:即逐渐放弃爱伦·佩顿在小说里所表达的期盼:善意的白人和耐心的黑人要共同努力，在改善国内政治环境的同时，维护帝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说谎的日子》(The Lying Days，1953)从一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世道不合的女性视角，讲述一个发生在矿山的故事;《伯格的女儿》(Burger’s Daughter，1979)的主人公也进行类似的自我探索，却发觉自己身处一个道德标准日益混乱的世界，无人知晓这个世界的苦难何时结束。《大自然运动》(A Sport of Nature，1987)传达的信念是，改变现实的方式在于一切重新开始。其实，戈迪默的许多小说都热衷于探究时间观念和人类记忆。1966年出版的《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The Late Bourgeois World)尤其如此。然而，她大部分小说关注的是负罪感的消除、补偿的可能性及以往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等严肃而沉重的话题。

20世纪50年代是黑人作家的丰产时期。他们的作品并不表露明确的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而是充满幻想和企盼，认为多民族之间的对抗很快就会产生一个多民族和平共处的社会。［2］29其实，这只是众多被剥夺选举权的黑人和少数开明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尽管在这十年中，许多亚非国家推翻了殖民统治，但南非白人当权者却牢牢把持手中的权力。白人政府在每个主要的部落群体都划定了“黑人家园”。结果，祖祖辈辈在南非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黑人却在“家园”之外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博洛克·莫迪赛恩(Bloke Modisane)的自传《把我归罪于历史》(Blame Me On History，1963)真实地展现了黑人居住区的无穷魅力。莫迪克·迪考比(Modikwe Dikobe)的小说《玛拉比舞》(Maradi Dance，1973)描绘黑人居住区被强行拆迁的情形，再现其独特的历史风貌和精神气质。著名小说家南丁·戈迪默指出:“黑人居住区起源于白人强加于黑人的保留区，它们再次被精确地命名为‘保留地’，因为是白人选定的地区，用来堆积劳作之余的黑人，如同白人在远离自己生活区选择城市垃圾站一样。”［3］尽管黑人文学对黑人居住区的描绘有些伤感，但从一个侧面揭露和抵制了维沃尔德总理推行城市黑人“重新部落化”的阴谋。

在诗歌方面，莱昂内尔·亚伯拉罕斯(Lionel Abrahams，1928－)的诗集《忍耐之门》(Thresholds of Tolerance，1975)、《新人日记》(Journal of a New Man，1984)和《沙里的作家》(The Writer in the Sand，1988)等，成功地把黑人居住区的精神实质传播到约翰内斯堡等大城市。

流亡是南非文学的重要特征。20世纪20至30年代的重要作家，如波琳·史密斯(Pauline Smith)、罗伊·坎贝尔(Roy Campbell)、威廉·普洛玛 (William Plomer)、劳伦斯·范·德·波斯特(Laurence Van der Post)，都离开了南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丹·雅克布森(Dan Jacobsen)、悉尼·克劳茨(Sydney Clouts)、克里斯托弗·霍普(Christopher Hope)、罗伊·麦克纳布(Roy Macnab)等知名作家流亡海外。这些文人的出走，主要是为了抗议南非国内恶劣的文学艺术环境。最引人注目的是整整一代黑人作家集体流亡国外，比如彼得·亚伯拉罕斯(Peter Abrahams)、丹尼斯·布鲁图(Dennis Brutus)、路易斯·科西(Lewis Nkosi)、博洛克·莫迪赛恩(Bloke Modisane)、阿尔弗雷德·哈钦森(Alfred Hutchinson)、坎·西姆巴(Can Themba)、亚历克斯·拉·古玛(Alex La Guma)、亚瑟·诺杰(Arthur Nortje)、丹尼尔·库尼尼(Daniel Kunene)、马兹斯·库尼尼(Mazizi Kunene)、蒙盖尼·华利·塞若特(Mongane Wally Serote)、贝西·黑德(Bessie Head)、恩贾布罗·恩德比尼(Njabulo Ndebele)等。丹尼斯·布鲁图的《警报器、指节铜套、皮靴》(Sirens，Knuckles，Boots，1963)和《海外思考》(Thoughts Abroad，1970)颇具代表性地宣称，最真诚的南非文学应该是那些不肯向国内出版界妥协的流亡文学。然而，托德·马茨克查(Todd Matshikiza)、艾斯基埃尔·穆法里里(Eskis Mphahlete)、路易斯·科西、博洛克·莫迪赛恩、坎·西姆巴等流亡作家的作品却被认为是无法准确反映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①之后的南非生活，而在国内遭到查禁。南丁·戈迪默曾批评亚历克斯·拉·古玛说:“他无法从海外对国内黑人的政治环境作深入的剖析，这种环境自他出走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

这些流亡国外的作家经常选择自传这种文学形式，来抒发对黑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城市暴力和种族冲突等令人不安的情绪，比如彼得·亚伯拉罕斯的《说出自由》(Tell Freedom，1954)、艾斯基埃尔·穆法里里的《沿着第二大街》(Down Second Avenue，1959)及续篇《流浪汉》(The Wanderers，1971)、托德·马茨克查的《送我太太巧克力》(Chocolates for My Wife，1961)、博洛克·莫迪赛恩的《把我归罪于历史》等。其实，很多作家的流亡生活并不如意:纳特·纳卡萨(Nat Nakasa)自杀身亡，坎·西姆巴酗酒致死，亚瑟·诺杰吸毒丧命。穆法里里用清新流畅的文字描述流亡海外的痛苦和回归故土的心愿。曼甘伊(Manganyi)和库尼尼等人则探讨生活在国内和国外两地之间的种种困惑和苦闷。

1960年沙佩维尔危机之后，表现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文学作品不断出现。彼得·亚伯拉罕斯的小说《属于他们自己的夜晚》(A Night of Their Own，1965)描写印度族群积极参加南非地下抵抗运动的情形。恩维尔·卡里姆(Enver Carim)的《金色之城》(Golden City，1968)也是写南非印度人群体。他的《延期的梦》(A Dream Deferred，1973)探索革命者过激行为的心理动因。亚历克斯·拉·古玛的《在季末的雾中》(In the Fog of the Season’s End，1972)写罢工的故事，认为选择反抗固然危险，却是通向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拉·古玛被认为是南非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他的《夜晚漫步》(A Walk in the Night，1967)便是最好的证明。另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家是理查德·里维(Richard Rive)，他的《非洲之歌》(African Songs，1963)和《紧急状态》(Emergency，1964)确实写得精彩。后者详细描述了主人公从沙佩维尔惨案发生至政府宣布全国首次进入紧急状态三天内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投身革命的过程，被看作是南非最出色的成长小说。南丁·戈迪默的《那儿有事情》(Something Out There，1984)则从进步白人的立场出发，表达了对黑人战斗精神的赞许。

为了逃避政府对文学作品中涉及沙佩维尔惨案等政治内容的查禁，黑人作家越来越喜欢用诗歌抒发情感和表达政见。穆布伊森尼·奥斯瓦德·穆萨里(Mbuyisenni Oswald Mtshali)、蒙盖尼·华利·塞若特、恩贾布罗·恩德比尼、曼德伦科西·郎格(Mandlenkosi Langa)、玛菲卡·帕斯卡·瓜拉(Mafika Pascal Gwala)等都是出名的诗人。许多作家认为，詹姆斯·马修斯(James Matthews)的诗歌和短篇小说最早吹响了黑人抵抗文学的号角，并表达了黑人作家与进步白人不同的意识形态。20世纪70年代，马修斯、唐·玛塔拉(Don Mattera)等人深受美国黑人运动的影响，选择更加直截了当的言说方式，为唤醒和维护黑人的自尊而摇旗呐喊。

继20世纪60年代宣扬逃避现实的音乐喜剧之后，70年代南非出现了颇为激进的戏剧文学。尽管这些戏剧以商业性娱乐演出为主，但其政治内涵不容忽视。最有名的一出戏是描写城市贫民窟生活的《金刚》(King Kong)。《说克瓦语的祖鲁人》(Kwa Zulu)、《伊皮·托普比》(Ipi Tombi)等则嘲讽了因循守旧、精神空虚的白人。皮尼尔·沙瓦(Piniel Shava)指出:《伊皮·托普比》的特色是音乐和舞蹈，但把黑人居住区描绘成黑人劳作之余重返“简朴生活”的温暖家园，这就遮蔽了黑人的政治和经济现状。［2］12870年代最具政治色彩的剧作家是阿索·富嘎德(Athol Fugard)，他的作品有:《波伊斯曼与莉娜》(Boesman and Lena，1969)、《斯兹·班希已经死亡》(Sizwe Bansi is Dead，1972)、《海岛》(The Island，1973)、《以行为不检的名义被捕之后的声明》(Statements after an Arrest under the Immorality Act，1974)、《“哈罗德少爷”和男孩子们》(“Master Harold”and the Boys，1982)等。富嘎德的戏剧创作与南非“蟒蛇剧团”密切相关。“蟒蛇剧团”、“凤凰剧团”和“第71创作室剧团”的演员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这些剧团颂扬黑人文化，常在闹市区演出，故称“城市戏剧”。

黑人居住区也有自己的“另类戏剧”，每年都在格雷厄姆斯敦戏剧节上演。其中一些剧本，如罗伯特·穆森古·卡瓦纳的《南非人民的戏剧》(South African People’s Plays)等得到公开出版。吉布森·肯特(Gibson Kente)、穆苏里·舍兹(Mthuli Shezi)、扎克斯·穆达(Zakes Mda)等人的作品，如《太迟》(Too Late)和《香提》(Shanti)，至今仍在上演。然而，大部分戏剧没有留下剧本或文字记录。皮尼尔·萨瓦认为，这种黑人戏剧比阿索·富嘎德的作品更加激进，因为它不仅表现抗争，还鼓吹变革。剧中所含的说教成分，与美国“黑人意识诗歌”［2］143颇为相似，从某种意义上为学生和工人造反作了思想准备。进入激进的70年代以来，戏剧创作之间的合作，如《沃扎·艾伯特》(Woza Albert，1983)，变得流行起来。音乐喜剧《萨拉菲纳》(Sarafina)在美国百老汇大街成功上演，后来还被摄制成电影。

自传始终是流行的文学样式。然而，D·M·兹隆克(D.M.Zwelonke)的《罗本岛》(Robben Island，1973)、莫里菲·菲托(Molefe Pheto)的《夜幕降临》(And Night Fell，1983)、马克·马萨贝恩(Mark Mathabane)的《卡菲尔男孩》(Kaffir Boy，1987)、唐·玛塔拉的《记忆是武器》(Memory Is the Weapon，1987)等自传，对黑人居住区的记忆已经相当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鲜明的黑人意识。可以这么说，1976年索韦托事件②给黑人文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读者。

诗歌也是受人欢迎的文学体裁。领头的诗人有穆布伊森尼·奥斯瓦德·穆萨里和蒙盖尼·华利·塞若特，他们的诗集《牛皮鼓声》(Sounds of a Cowhide)和《亚克哈尔英考莫》(Takhalinkomo)分别于1971年和1972年出版。两位诗人关注的是约翰内斯堡等大城市而不是农村地区，表现不断增强的黑人自尊心，试图把个人的民族意识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然而，玛菲卡·帕斯卡·瓜拉和西佛·舍帕姆拉(Sipho Sepamla)的作品，如《乔里英考莫》(Joliinkomo，1977)、《赶快去做!》(Hurry up to It!1975)和《大地之子》(Children of the Earth，1983)，虽不乏辛辣的讽刺，却流露出更多的失意与苦闷。斯蒂夫·比考1976年死于监禁，使得许多黑人作家感到震惊和迷茫。一些人由此认为保持缄默是对付白人残暴统治的更加有效的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贝西·黑德(Bssie Head)的文学创作。黑德旅居国外，试图从空间和时间上找寻故土“根”的感觉。她在自传体小说《雨云聚集之时》(When Rain Clouds Gather，1969)以及《玛鲁》(Maru，1971)中，通过描绘部落之间的偏狭与自私，把种族偏见提升到人类普遍经验的层面。她在另一本自传体小说《权力问题》(A Question of Power，1974)中，把南非种族通婚这一热门话题改换成对人格分裂的探究，折射出现行社会制度的荒唐与愚昧。她的短篇小说集《珍宝收藏家》(The Collector of Treasures，1977)，生动地描绘了妇女深受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感受，远见卓识地提出了南非女权问题。

一些白人作家积极参加反对种族歧视的活动，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布瑞顿·布瑞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被认为是他那一代人的代表诗人。他1959年移居国外，1975年返回南非，不久遭到逮捕，并被监禁7年。他在《一个白化恐怖主义分子的真实忏悔》(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lbino Terrorist，1983)中，描述了像他这样经历的白人作家的尴尬与无奈。在《雪与尘的记忆》(Memory of Snow and Dust，1989)中，他采用诗歌、戏剧和信件并置拼贴的形式，对南非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辛辣的讽刺。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写的故事常常围绕某种被扭曲的意识展开。他笔下那种封闭的、偏执狂似的人物颇具卡夫卡遗风。如《白人书写》(White Writing，1988)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反思自己超越南非白人心境之后的情形:“21岁时他离开南非，就像从脚上拂去故土的尘埃一般。他会思念南非吗?尽管他在英国和美国都感到不自在，但他并不想念南非，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愉快。他只是感到与人格格不入。”［4］2003 年，库切因其小说“构思精巧、对话精彩、分析精辟，并毫不留情地对西方文明冷酷的理性主义和粉饰门面的道德观进行了批评”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南非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rink)是另一位著名的当代南非白人作家，他三次获得南非CNN最高文学奖，两次入围英国布克小说奖最终候选人名单，还8次获得其它国际文学奖项，现在开普敦大学讲授南非荷兰语和文学理论。他擅长用存在主义的笔调，描绘那些不愿与世界上的压迫者同流合污的好人，因而被誉为南非的艾伯特·加缪。他的9部小说均以高超的叙述技巧闻名。新作《恐怖行为》(An Act of Terror，1991)，以独特的视野全方位表现南非文化，因而他又被称为南非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文坛上别具一格的人是克里斯托弗·霍普(Christopher Hope)。他是滑稽故事大师，于1974年离开南非。有些评论家认为霍普对待某些严肃问题的态度过于轻率，但他的小说《另类发展》(A Separate Development，1980)颇受读者欢迎。秉承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有达蒙·盖尔古(Damon Galgut)，此人既写小说，也写戏剧，还写短篇小说。小说《猪猡们的美丽尖叫》(The Beautiful Screaming of Pigs，1991)开辟了南非性别问题小说的新领域。诗人迈克·尼考尔(Mike Nicol)新近出版的小说《存在的力量》(The Powers That Be，1989)和《这一天与这个时代》(This Day and Age，1992)是文坛上的清新之作。近年来，南非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改革步伐加快，无疑给文坛带来巨大冲击。展望南非文学发展前景，我们看到，黑人作家们仍然关注国内的种族矛盾，但对具体的政治问题已不感兴趣，而是更乐于转向白人作家正在采用的小说形式，即较少的写实性，更多的讽喻性，并热衷于后现代文学创作的各种实验手法。

今年是南非建国50周年，愿这个曾被称作“狂暴的世外桃源”不再狂暴，国泰民安。

注释:

①1960年3月21日南非当局对要求废止《通行证法》的黑人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枪杀67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

②1976年南非当局向反对种族主义教育制度的示威群众开枪，制造了6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的“索韦托事件”。

［1］Malvern van Wyk Smith.Grounds of Contest:A Survey of South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M］.Kenwyn，S.A:Juta Press，1990:67.

［2］Piniel Viriri Shava.A People’s Voice:Black South African Writ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London:Zed Press;Athens:Ohio UP，1989.

［3］Nadine Gordimer.English Language，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J］.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1976(2):131-147.

［4］John Maxwell 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M］.Cambridge，Mass:Harvard UP，1992: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