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昕

温州市委、市政府面对改革问题上的争议，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因为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反对声音就轻易放弃试验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指出：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家庭工业+专业市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具有经商传统的温州农民开始了商业活动。面对国家商品短缺，群众对低档日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温州农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从小商品生产起步，建立了以家庭工业为支柱的各种经济组织。家庭工业的发展使温州农民找到了一条走向致富的路子。

但是，温州探索经济发展的路子走得并不顺利。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随后，浙江省委工作组进驻乐清市柳市镇，并以“投机倒把”和“扰乱市场秩序”等罪名抓捕人称“八大王”的8名个体户。除1人成功逃脱外，其余7人全部入狱，最重的被判7年有期徒刑。受此事件影响，温州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针对这一情况，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会议，为发展家庭工商业“正名”。会后，全市再一次兴起了发展农村经济的热潮。1984年，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此后，乐清“八大王”得到了平反。正好这一年，温州被列为全国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城乡商品经济随即向广度与深度发展。到1985年，全市农村家庭工业户达13400户，农村工业总产值21亿元。家庭工业的从业人员达到30多万人。但鉴于当时政策上尚存在种种限制，家庭企业多采取挂靠集体企业的名义。

为解决家庭工业的销路，温州开放和创建了一批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市场。此外，温州人还无中生有地创建了一批市场。据传在1979年，一对浪迹天涯的叶氏兄弟在外地一家纽扣厂门口捡到一堆次品扣。他们不经意间带回了永嘉桥头，数年之间，桥头竟冒出了上千个经营纽扣的摊位。1983年2月，桥头纽扣市场正式营业。就这样，通过多种途径，温州形成了一批区域性规模经营的产销基地，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到1984年，全市城乡市场发展到393个，其中专业市场135个。

以商促工，以工带商，温州的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互相依托，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两者的发展又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1978年，温州还只有18个建制镇，至1985年，建制镇发展到83个。其间最典型的是苍南县龙港镇的建立。

温州以个体经济为主，“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为基本特征的“温州模式”初露端倪。此时，中国高层和一些研究人员也在思考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问题。温州的发展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从争论到肯定

1984年底，经济学界有人提出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首次提出了“温州模式”的名词。

“温州模式”提出后，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媒体记者开始大量关注温州。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国内形成了一个研究和讨论“温州模式”的高峰。他们对“温州模式”褒贬不一、誉损不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公有制是不是占主体，因为这关系到姓“社”姓“资”的问题。当时，对温州这种发展模式持怀疑和否定的居多。但温州发展模式却得到了浙江省委的支持，1984年12月召开的省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省委认为温州的发展是符合本地和浙江实际的。

温州的发展和对温州发展方式的争论引起了中国最高层的关注。1985年底至1986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的领导纷纷来温州考察，他们大都对“温州模式”持肯定态度，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考察温州后，首次形象地把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颇具影响的经典表述。

1987年9月，温州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试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其重点是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温州市为全国唯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温州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格局的做法得到肯定。

试验区的建立，温州再次引来了从中央机关到各省、地（市）、县的政府官员、体改谋士和经济学家，一时间温州人满为患。为有利于温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开展经济改革，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然而，人们对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还在继续，打击温州假冒伪劣商品，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对“温州模式”的争论更为公开和激烈。人们批判的锋芒再次转入到“意识形态”。温州被一些人看作是“和平演变”的例证，对温州的所有制、雇工经营、购销员和分配关系等问题的争论也更为突出，并引来了中央、国务院四次派调查组到温州进行调查。

对温州经济发展中各种问题的争论，给温州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温州市委、市政府面对改革问题上的争议，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因为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反对声音就轻易放弃试验。

温州再次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就在这段特殊日子的前后，乔石、李瑞环、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温州视察，为温州的发展进行把脉。

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围绕“温州模式”展开的以姓“资”姓“社”为焦点的争论逐渐淡化。

而此时，温州也完成了第一次创业。温州的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并存发展的格局，并创造了股份合作制这种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和外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成了专业市场为基础，全国市场为目标，“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发展了农村小城镇，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使农村与城市之间发生了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从“一、二、三”变成了“二、三、一”；造就了一批锐意改革、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积极进取，善于经营的企业家；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