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峰

编者按：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淡化GDP指标，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的新的战略部署。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中央决策的理解，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王大明同志。改革开放以来，王大明同志曾任北京市经委主任、市委工业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记 者：王老您好！前不久您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专题文章《重要的是让人们都富起来》，非常鲜明地提出：“让人民更加富裕，这既是党的一贯宗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履行党的宗旨的第一要务。”作为党史研究刊物，我们希望通过您参加革命60余年的经历，进一步了解您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思考脉络，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民富”这一思想提出发展的历史轨迹。

王大明：今年，我们迎来了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年两个纪念日。可以说，近百年来，“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始终是先进的中国人不懈求索的两大主题。我们党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这两大主题的认识与实践，也有过不小的曲折。今天，如何转变发展方式，摆正和处理好“国强”与“民富”的关系，把“人民共同富裕”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同志都在思考的问题。

如果总结我个人对于“民富”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有这么几个阶段：参加革命初期，一心一意地追求“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和“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尽管那时我们处在“地下”，但有本事使人民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幸福的，一个共产党员能够“赤化”一大片。改革开放初期，认识到了“民穷不是社会主义”。当时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拨乱反正，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决了做大蛋糕的问题，为实现国强民富创造了基本物质前提。进入新世纪，越来越紧迫地感到，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分好蛋糕，让人民分享改革成果。从“国富”到“民富”的重大转变，是实现几代先进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两大百年梦想的关键。

建立新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记 者：您谈到对“民富”有一个思考和追求的过程，回到您参加革命的起点，这个想法最初是怎样确立的？

王大明：我出生于1929年，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代的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这段屈辱的历史中，中国人憋了一股气，愤懑、不满，又无可奈何。灾难使人早熟，从初中时代起，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开始思考如何能让中国人挺起腰杆来的途径。那时我朦胧地懂得，要过上好日子，老百姓身后一定得有一个富强的国家作后盾。于是在当时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救国药方”中，我和很多人一样，先是萌发了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后来也曾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然而，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整个执政集团里，有一种非常普遍的骄纵心态。那时中国政府结束了近百年来在外交上的劣势，忽然间在国际上变成胜利大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它的后面又有美国政府的支持 (当时仅平津地区就有5．3万美军驻扎)，这些因素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忘乎所以，非常猖狂，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小人乍富”。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批评它，不在乎老百姓骂它，不顾老百姓死活，自我感觉非常好，所以很快就失掉了民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的大得人心。比如我家当时住在卧佛寺街，院子里住好几家人，所有邻居都知道我去过“第二延安”张家口，只要有一个人跟特务或者三青团的人说一声，我的处境都会非常危险，甚至可能被抓起来杀头。但是没有一个人告发我。我想这就是老百姓的一种普通情绪，认为国民党政府糟透了，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真正关心他们生计的政府可以取代它。所以他们默认了我的选择。

促使我从一个矢志“工业救国”的好学生，变成职业革命者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理性的诚服，在我阅读的大量左翼图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社会发展史》，它使我认识到共产党走的是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路；二是1946年7月张家口解放区之行，它使我从一个怀有朴素爱国心和正义感，对政治疏离，对革命观望的青年学生，转变为一名自觉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员。

在解放区，我首先受到思想的启蒙、内心的撞击，是看到了人们不分地位高低、年龄长幼，一律称“同志”，相互的批评也是发自肺腑的教育和帮助，这就是平等！那时对于“平等”的所见所闻，无异于在心中点亮了一盏灯，使我感到每一天都是充实的、幸福的—— “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个道理曾划破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启蒙人类走向现代文明。因而老百姓追求的“好日子”理应包括不再贫穷，更理应包括得到他人与社会的尊重。这个信念也伴随了我的一生。

日积月累，我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就是希望中国的未来是这样一个国家：首先是独立的，和平的，富强的；其次是要民主的，不搞专制独裁；再有就是人人平等，人民生活幸福。实现上述理想，要有一个好的政权做后盾。而在张家口短短一个月时间，我找到了这么一群真实的、优秀的、朝气蓬勃的同志，大家怀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为了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为了让中国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做着实实在在的事，在努力着、奋斗着。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政党必得民心。

记 者：这也是你们总是能够“赤化”一片的原因？

？王大明：在某些人看来，民心似乎不是硬道理，但它却真正无所不在。

我回到北平后，在城工部北平学委的领导下，先是在母校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建立了党支部，通过公开合法的形式与三青团斗争，赢得全校师生拥护。1948年我毕业离开时，地下党员从最初的4人增至25人，还发展了23名民主青年联盟 (简称“民联”，党的外围组织)盟员。在我的影响下，很多邻居、朋友和我的妹妹、妹妹的同学，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也和我一样，“赤化”他们身边的同学和朋友……我们为什么像燎原的火种，走到哪里，就赤化那一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共产党赢得了民心。

国民党不关心民生，不倾听民声，不在乎民心，导致人民迫切盼解放，寄希望于共产党，导致国民党政权这个庞然大物的轰然垮台。

解放生产力，探索通向“民富”之路

记 者：新中国建立后，你们是怎么为当初的理想奋斗的？您对“民富”的思考、探索和追求，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王大明：与很多人一样，我对“民富”的探索经历了憧憬——疑惑——明确——坚定的认识过程。记得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我们团市委几个年轻人坐在东长安街8号北平青年馆的台阶上，指着历尽沧桑、残破不堪的北平城，意气风发地说：把这些破房子全拆了，取而代之的将是林立的高楼！解放了，只要我们努力工作，人们的生活就会很快地好起来。我们要建设新北京，早日实现工业化，就像苏联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农田里，拖拉机奔驰，搞机械化农业；城市里，工厂的烟囱冒着烟，工人们你追我赶，生产热火朝天。当时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气概：“真理在手，所向披靡”。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段日子就像王蒙小说里写的，是用“彩色的璎珞编织成的”。尽管物质条件很差，但我们一心想着早日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早日让受尽苦难的人们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朴素的想法，还没有明确将“民富”的观念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更没有想到道路的曲折。

这个明确和坚定的过程，一下子就是将近20年。

特别是1957年后，我们开始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旋涡。那时候我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一直没有搞明白，难道生活好了就是修正主义？这个想法我似乎又接受不了。

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我们曾经在修鞋业搞过一个调查。我们发现一刀切的公有制形式在手工业是不适应的，反而速度慢、效率低。比如先是有专门的人去收鞋，登记后分门别类送到相应车间，车间之间严格分工，修完了之后再统一收上来，最后退回。这样下来，好几天就过去了，整个环节牵涉的人多，成本也高。可是你找路边的修理摊，人家很快就给你修好了，还便宜实惠。1956年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街道集体企业大多成了全民所有制，经济所有制结构单一，缺乏竞争机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后，北京社会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城市商业和服务业网点少，服务质量低，与人民生活的需求很不适应；二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量返城，就业人数猛增。

生产关系的单一僵化，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1978年全市商业服务业网点只有1．5万个，比1949年减少57万个，第三产业只占GDP的23．7％。市民面临“五难”：吃饭难、住店难、理发难、修车难、做衣服难，北京人民不满意，外地来京的群众也不满意。1979年北京市待业人数高达40万人，占城镇居民人数的8．6％，就业安置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方面很多事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很多人却没有事干的局面。问题的解决是北京市根据中央精神，允许待业知识青年合作开办小型商业、服务业、修理业。大批知青服务社涌现，当年即安置12．3万名知识青年就业，城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人们不方便的生活才得以缓解和逐步改善。所以就像邓小平所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改善人们生活，就是好的。

1953年后，我在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了13年，曾在市委副书记郑天翔的领导下，在很多工厂蹲过点。我很清楚工人的真实想法，他们都愿意搞奖金、搞计件工资，不愿意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我最开始是有一点平均主义倾向的，但是通过各处蹲点，我也改变了平均主义的想法。怎么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不能脱离待遇、脱离工资。说到底，工作是为了改善生活，使生活宽裕。工人们心里也很清楚，没有合理的报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也是假的，是不能持久的。并不是越穷就越是社会主义。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抓治理整顿时，我在北京市化工局任副局长，我曾提出，是否能在化工局系统的工厂中搞计件工资？没多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整顿也陷入停顿，我们的想法也不了了之。

这一历史阶段，尽管处在“阶级斗争”思维高压之下，由于我在工业口工作，接触一线干部职工，经常听到他们私底下讲的大实话，所以“冒险”有了一些独立思考的习惯。可以说是从疑惑，到大胆地反思，终于认同工人有理由得到更合理的收入，认定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民富”不是修正主义。

改革开放颠覆了很多既有观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记 者：改革开放使人们踏上了个人致富、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您怎么看待这个过程？

王大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转折，从上至下、从各个领域到社会各个阶层、以至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我是一名亲历者，对这个转变过程可谓刻骨铭心。

1979年，我曾跟随化工部组织的考察团去法、英两国考察企业生产和管理。这一次出国对我的震动很大、刺激很深。第一个是发现这两个国家工业发达，物质丰富，人们生活方便。就拿我们考察团最关心的化工产品来说吧，老百姓用的锅碗瓢盆，椅子凳子都与塑料有关，但当时咱们只能生产硬塑料，软塑料还不行。所以我们把飞机上发给乘客的纸杯子、塑料勺子都收了起来。到了法国、英国后，进一步发现人家的物质很丰富，我们做不了的软塑料瓶子，人家都当垃圾扔了。这是第一个触动。

第二个是发现法国和英国的工人生活富裕、住房宽敞。我们在街上看到一片两三层楼的房子，以为是别墅区，结果这是普通工人的房子，底层还有车库，美观大方。这让我想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团市委几个年轻人那慷慨激昂的憧憬，原以为只要我们有了“真理在手，所向披靡”的气概，全力投入工作，改造一个旧社会和建设一个新社会不会很难，也不会很久。而30年后的今天，我知道了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法国和英国看到的工人住房却比我们当年憧憬的还要好，这一下子，我觉得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第三个是开始懂得税收对国民经济和贫富的重要调节作用。英国工党曾跟我们辩论，说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比我们多，他们利用税收等金融政策调剂贫富差距，实行了普惠大众的福利制度。说实话，当时我们都不怎么懂得税收具体怎么调节国民经济，也不怎么懂得金融在国民经济和推动生产中的具体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大车间主任抓生产”的思路。这次辩论启发很大，我回国后不久调到北京市经委任副主任，开始研究税收制度。

这次出国颠覆了不少既有观念，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理直气壮地把生产搞好，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所谓“人越穷就越能接受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不是人们真心拥护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 “民富”的思想是这次出国考察受到震动之后所明确的。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民富”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我个人觉得，那时候接受上边精神特别顺，尽管“左”的人和思想还是有，但影响不了大局，人际关系是好的，工作起来气儿特别顺，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是和谐舒畅的。之前思想上还有些疙瘩，不敢说真话，现在人们都理直气壮搞起了生产，理直气壮地打家具、买“几大件”，奔好日子。

我作报告时老爱举花生米的例子。我爱吃花生米，在票证年代，吃花生米要等到过年，过年时能摆上一碟花生米是很稀罕的。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过几年，1．4元1斤的花生米就能敞开吃了。从一朵浪花看到大海——长期以来困扰国家和人们的农村问题解决了，能吃饱饭了，花生米1．4元1斤，价格长时间内没上去，我这爱吃花生米的人随时能买到，说明生产力解放了，物质丰富了，人们生活在改善。

记 者：在您的工作经历中，哪些有关促进“民富”的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王大明：改革开放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我在北京市经委工作期间，正赶上“扩权让利”的工业企业改革。改革前，工厂建个厕所都要经中央批，工资十几年不变，干多干少一个样。这个时候的改革，就是一个从原来的“大车间”逐渐打破约束、拥有自主经营权的过程。从中央到北京市，都想了很多招，承包制、利改税等等，归根到底，就是怎么处理国家、工厂和工人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是切蛋糕问题。这里面故事很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搞奖金、搞“浮动工资”。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想大力抓工业生产，把浪费的时间追回来。但是怎么保护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怎样才能使企业规范化，每年都有进步？北京市的一些工业企业开始了大胆摸索。一个是以首钢为代表的试行利润留成制度，一个是以北京光学仪器厂为代表的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综合试点。这些方式打破了大锅饭，开始理直气壮地搞计件工资，搞奖金，工人的利益得到体现，积极性得到保护。

以北京光学仪器厂为例，最初是对职工实行“小奖励”，一条毛巾、一个茶缸子。因为长久以来都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个“小奖励”在当时是个小突破，工人们很高兴，激发了干劲。但每年老是一条毛巾、一个茶缸子也不好，要保护积极性，应该有所发展。北京市经委在这方面也开始有了一些松动，总工程师孟庆瑞和党委书记李金辉两位同志来市经委询问情况，正赶上我们搞调查研究，想抓试点，于是一拍即合，北光成了市里的试点，从“小奖励”走向利改税。在这一过程中，北光在市经委的支持下，又开始搞工资改革，搞“浮动工资”，给工人实惠，更大幅度地调动积极性。 “浮动工资”综合了八级制、工龄以及工人表现等因素，下不保底 (有一个基本底)，上不封顶。这个想法顶住了很大压力，开始时争议很大。很多人反对，说国民党时期就搞浮动工资。北光厂长商宝坤就回敬说：“国民党吃饭，我们就不吃饭了？”为这个事情，我亲自出面解释，说并没有突破工资总额，浮动额度不是很大，只是在厂内如何分配的问题，关键是激发工人的积极性、改善工人待遇。商宝坤说，“管他王安石还是商鞅，就这么干了”！1983年2月10日《经济日报》第一版刊载了题为《改革者的步伐》的文章，报道肯定了商宝坤和北光“浮动工资”的做法。这一改革后来被称为北京市企业改革的“商鞅变法”。

北京市经委搞奖金、搞“浮动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时，中央领导已经明确提出了“富民政策”。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4年1月视察贵州时提出，“富民政策”是党的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引发了“国富”与“民富”的大讨论。胡耀邦说：“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劳动致富的措施、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今年 (1983年)2月份，小平同志找我们五个人谈话，小平同志提出，是否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是评论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

由于一些人还没有从极左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胡耀邦的富民政策在党内外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有人借机向其发难，说他只强调个人利益。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的讲话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结束了这场“国富”与“民富”的讨论。虽然“左”的思想和做法还是存在，富民政策也不怎么提了，但我们继续坚持“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劳动致富的措施、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的方向，在多种承包责任制、利改税、两保一挂等方面继续改革，推行放权让利搞活企业，还探索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股份制改革。1984年7月，天桥百货股份公司成为北京市也是全国最早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国营商业企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为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触及了国企改革的根本和关键，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国营商业企业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他的黑猫白猫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先富与共同富裕等论断，极大解放了思想，人们在改善生活，谋求富裕方面，积极性大大激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大提速，社会财富大大增加。我们终于找到了通往“民富”之路的钥匙，这就是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故步自封、不僵化，永不脱离群众，永葆生机活力。苏联共产党就是因为僵化，脱离群众，只代表少数官僚和权贵，所以垮台时没有任何人同情。较之于1957年波匈事件，当时至少是两种力量进行了较量，共产党还有些群众基础，而30多年后的苏共则因丧失民心，一败涂地。

不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就不拥护你。经历了整整60年的实践探索，我们终于认识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做起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到当初建立新中国的起点上，回到邓小平、胡耀邦指出的“是否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是评论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上来。

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重点要解决“民富”问题

记 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再次认识到“民富”问题的紧迫性的？

王大明：1988年至2003年，我先后在北京市政协、全国政协工作了15年，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记得有一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确定的调研题目是“群体性事件”，定题时争议较大，大家都有顾虑。但“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发生？所以这个问题值得调查、值得重视，还是下决心去啃这块硬骨头。调研后首次提出了社会应该更加关心“弱势群体”的问题。尽管“弱势群体”这个新的概念引来了争议，但我认为它实质上是反映了我们在探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路上遇到的一个新问题。我在一次全国政协全会上作大会发言，公开讲了“弱势群体”问题，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200多封群众来信，我的朋友和一些不认识的人都很支持。那段时间，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讲“弱势群体”问题，似乎成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党和政府更加明确和重视“弱势群体”的工作。我们政协的同志为推动社会和谐建设尽了一点心力，这也是我在10年前对民生、“民富”问题的再思考。

记 者：今天我们国家已初步实现了繁荣、强大的目标。在这一新形势下，您认为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共同富裕，即“民富”问题，要做哪些事情？

王大明：重要的是理直气壮地讲透“民富”的重大意义，使之成为全社会高度的共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空前增长、综合国力极大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200多美元提高到4000多美元，这就解决了实现“民富”的物质基础。有了物质基础，没有共识也不行。这个共识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共同富裕、藏富于民。它关系到国家是不是长治久安，社会是不是和谐，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是基于民生这样一个高度。为什么这么说？我在《北京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几点理由。

第一，实现“民富”是立党之本。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和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十二五”规划当中特别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百姓最关心的收入提高问题第一次以一个国家发展规划的文件形式确立下来。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分配好蛋糕，这已经成为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期望。两个“提高”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已把解决“民富”问题放到重要地位。从“国富”到“民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第二，“民富”是国家强大繁荣的最本质体现和根本动力。只有人民富裕了，他们才切身感受到国家是自己的，是给自己办事的，他们才会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爱国主义的动力源泉。所以，只有“民富”，才能真正国强。这个顺序不应颠倒。从国家发展动力来看，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让老百姓有钱花，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姓敢花钱，又谈何“消费拉动增长”，谈何真正持久的经济繁荣？最终会导致国家发展动力的衰减。第三，“民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近几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这意味着我们生产的财富只有1/3让老百姓消费了，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远远跑不过政府财政的增长，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不相符合的。第四，“民富”是抵御内忧外患的坚强基础，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最有力保障。当前，我们国家外部环境还很不稳定，内部也还有不少矛盾需要解决。“民富”是解决内外矛盾的基础，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保证。只有“民富”，人民才能团结一心，一致反对一切破坏和谐稳定的企图，一些敌视中国的外部势力才无机可乘。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了，就会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邓小平在20年前就警示我们，解决好人民共同富裕，实质上不仅仅是分配领域的问题，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执政党必然会遇到的重大考验。在这个考验面前，我们的回答应当是喜欢、欢迎、促进、帮助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不要害怕、嫉妒群众富裕，甚至与民争利。我们应当以促进、帮助群众致富为荣，以同群众争富、夺富为耻；以关心群众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荣，以漠视群众的困苦、对他们冷酷无情为耻。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的经济繁荣、创造世界经济奇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理应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过上更好的生活，过得更有尊严。

记 者：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同时为了让企业能从收入蛋糕中切出更大比例来分给员工，给予员工增加劳动报酬的发言权，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最近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普及。在“十二五”规划中，还提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的目标。您如何认识这些“民富”举措？

王大明：我在各种媒体上也看到了一些好的信息，比如今年北京市就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提高了居民收入增长目标，一降一升两者同步在8％，已经把居民收入的提高放到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同时在企业外部，地方政府通过减免税费等方式，鼓励企业把更多的蛋糕切分给员工。比如重庆市对于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一部分微型企业，是减征企业所得税的。微型企业进行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在融资方面，对节能减排做得好以及低于3万元纳税所得额的企业，都按减半税收的方式来进行优惠。各地都有了这个认识：在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被压缩的情况下，需要政府让税于企业，支持这些企业有钱、有能力生存下去，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有条件给职工增加工资。

可是尽管有了一些好的转变，我们仍然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使人民满意。根据财政部2011年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财政收入30％的增速，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会不会抑制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并导致国富民穷。我国将进入人均收入4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区域，这个时期的劳动关系矛盾也将进入一个易发期和多发期。这些新的挑战摆在面前，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我们遇到了“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执政党必然会遇到的重大考验”。

学者专家们已经提出了不少解决的药方。在我看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记。那就是要时刻倾听人民的声音，时刻全心全意为了人民。新中国刚成立时，北京市委要求我们这些共青团干部，在街上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回来都要讲。包括骂娘的话、对政府不满意的意见，回来都要讲，而且讲了就得马上解决。比如说修龙须沟这个事情，老百姓觉得臭得受不了，这就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彭真就马上拍了板，修了龙须沟。那时候，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特别善于倾听民意，这促使我们这一代人养成了无论到哪里去工作，首先搞调查研究、听取基层声音的习惯。今天人民的心声是什么？那就是居民收入要跟上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尽快地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