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

自1957年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渐次泛政治化，中共党史研究逐渐成为图解政治政策的工具，其间产生的研究成果带有严重的领袖崇拜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叙述框架的倾向，而“文化大革命”极左情势下的党史编纂更因其有组织地全面篡改与伪造历史而贻害无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兴起揭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拨乱反正的进程逐步启动。虽然巨大的“左”的惯性使得拨乱反正呈现矛盾反复与缓慢前行的气象，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方开启全面拨乱反正，但在此期间，政界与学界共同地初步批判与反思极左思潮，以多种方式努力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由此开始塑造新党史研究的基本形态与格局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呈现独立的学术特征与特殊的文化价值。①为反映历史的延续性与逻辑性，同时为利于叙述方便，本文将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多月的时间也纳入研究范畴。同时应指出的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由于多年来政治化传统以及极左思潮对于党史研究的深刻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未及生成一个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党史研究群体或学术共同体。对党史的拨乱反正与学术关切，是在以政治家为核心的非职业历史学家和部分专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启动的。而且，由于党史研究特有的政治性，往往先在政治层面取得一定突破后，学术界再跟进讨论与深入研究。……